【文/阿米·德罗尔，翻译/鲸生】

我曾给三位以色列总理担任过保镖。

第一位是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他可谓“一半是人类、一半是龙卷风”，当我还是一个22岁的体魄健壮的小伙子时，竟差点跟不上这位70多岁老者的脚步。接下来是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当时以色列历史上战功最卓越的军人，其军服肩章上的尘土还未落尽，就已经转型为一名成功的工党政客，他最终登上总理之位。

至于最后的那一位，我曾护送他穿梭于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陪同他出入世界权力的中心，会晤教皇、总理和总统们；这也是一位比其他任何以色列人都更深远地决定了我国在21世纪命运的人——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上发言。 图自联合国官网

如果拉宾还活着，今天的以色列会是什么样？

我在阿什凯隆长大，那是上世纪70年代，位于特拉维夫和加沙之间的一座城市。儿时的我梦想成为一名电子游戏设计师。夜晚，我生于罗马尼亚的父亲会讲述他如何奇迹般地从大屠杀中生还的故事。在我八岁那年，以色列面临的威胁来自伊拉克，而非伊朗。1981年夏天，以色列空军的F-16战机轰炸了在巴格达东南方向数公里外的一座伊拉克核反应堆。

当时的以色列总理是梅纳赫姆·贝京，他和我父亲一样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他提出了“贝京主义”，强调任何阿拉伯国家都不得拥有核武器。

和所有以色列人一样，我在以色列国防军服役了三年。退役后正不知该做什么时，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招聘航空安全官的广告。这份工作是在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的航班上提供安保，但也能借此周游世界，还有大把时间可以学习。

于是我申请了这份工作。训练结束后，我被叫进一个房间。显然我表现得不错，因为辛贝特（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的一位官员问我，是否愿意担任时任总理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的保镖。早在此两年之前，也就是1993年8月27日，拉宾做出了震惊世界的举动——他宣布，数月以来，其政府代表正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的高级成员在挪威奥斯陆周边的秘密地点举行谈判。

我惊呆了，这些谈判活动对以色列媒体，甚至对拉宾的内阁都是完全保密的。

巴解组织已经同意正式承认以色列，并承诺终止在加沙、约旦河西岸及以色列本土发动的恐袭活动。作为交换，以色列将承认巴解组织，并允许其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之间的和平似乎触手可及。时任拉宾政府外交部长的西蒙·佩雷斯曾满怀憧憬地谈及一个“新中东”。

1995年9月，时任以色列总理拉宾同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在克林顿总统的注视下于白宫会面，拉宾于5周后遇刺身亡。 美联社资料图

待到1994年我被问及是否愿意担任其保镖时，《奥斯陆协议》和拉宾本人已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哈马斯组织对以色列平民发动了自杀式袭击。这激起了针对拉宾政府的抗议浪潮。示威者焚烧他的画像，并叫嚣着要取他性命。抗议活动旷日持久且声势浩大，成了以色列历史上一个被毒化的分水岭。当暴力的浪潮席卷全国之际，以色列公众也开始转向反对奥斯陆的和平进程。

能在如此动荡不安的时刻为国效力，这个机会让我感到既敬畏又忐忑。这完全不在我为自己规划的人生蓝图之中。在脑海深处的某个角落，我依然认为自己最终会去设计电子游戏。

但我还是签下了辛贝特那份为期四年的合同。因为我信任拉宾，也相信奥斯陆和平进程。尽管我后来被剥夺了与他见面的机会，但我能感觉到拉宾是一位非凡的总理：他极具智慧，注重细节，并且对安全工作充满热忱。我为自己规划好了一切。拉宾将实现与阿拉伯世界的和平，而我将站在一旁守护着他。之后，我再转行成为一名软件开发者。我的紧张情绪逐渐消散了。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那时我才刚满22岁。当时在世的大多数以色列人都记得事发时自己身在何处。我当时正和父母在一起，我们在他们的公寓里观看电影《鳄鱼先生》。那是1995年11月的一个星期六晚上。第二天本该是我加入辛贝特、正式上岗保护拉宾的第一天。

电视屏幕上，保罗·霍根（主演）的面孔骤然消失，频道切换到了新闻播报。报道说，当天傍晚，拉宾在特拉维夫市中心参加了一场支持《奥斯陆协议》的集会并发表演讲。他对人群说：“我一直相信，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渴望和平，并愿意为和平承担风险”，“暴力正在侵蚀以色列民主的根基，我们必须谴责它、唾弃它、孤立它”。

这是他最后一次演讲。

当拉宾离开集会现场时，一名反对和平进程的暴力右翼极端分子朝他连开三枪。数小时后，他在特拉维夫的伊希洛夫医院伤重不治，子弹击穿了他的肺部。

1995年，拉宾在一个和平集会上遭枪击后，安全人员将他塞进车里。

在内心深处，我始终无法接受拉宾的离世。我总是不禁去想，如果因为日程变动能出现在现场，结果会怎样？我本可以救下他吗？如果拉宾还活着，今天的以色列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

这些念头是多年后才浮现的。当我试图回忆在辛贝特最初那几周的情形时，脑海却一片空白。接下来的一年里，我们的要员保护团队几乎不眠不休，试图从零开始重建整个安保体系。

我是在一种近乎疯狂的情境下踏入这个新世界的。1996年，我已坐在辛贝特用来护送以色列总理的银色凯迪拉克轿车的后座上。拉宾已逝。内塔尼亚胡坐在我的身旁，直视前方。

人们很容易忘记，当年的内塔尼亚胡本质上是个自由派

你必须记住，你在电视上或社交媒体动态里看到的西方政客，其真实面目并非如此。那些屏幕上展示的形象，不过是为了取悦观众而编排的一场秀。

当那些政客的性命直接系于你的决策时，你对他们的理解就开始不一样了。他们在公开表演中不曾流露的弱点会暴露无遗。

我至今仍记得比尔·克林顿——当时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其麾下的战略轰炸机和核潜艇编队足以摧毁地球数次——向我，他当天的安保兼随行人员，请求去洗手间的许可。我放他去了。

拉宾遇刺后，西蒙·佩雷斯旋即就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是反对党领袖，在我们许多以色列人看来，他因1995年全年都在出席全场高呼“谋杀拉宾”的集会而声名狼藉。这总让我回想起《列王纪上》21章19节中的一句希伯来语经文：“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吗？”

我从未遇到过像佩雷斯这样的人。他为人简朴谦逊，每晚只睡两小时，靠在公务车凯迪拉克后座小憩20分钟便精神焕发。他的妻子索尼娅开着一辆小车，隐姓埋名地在一家医院里照料儿童和残疾人。

佩雷斯是以色列建国一代人的最后传承者之一，当他在1996年5月与内塔尼亚胡角逐大选时，早已是功成名就的传奇人物。

内塔尼亚胡与佩雷斯。佩雷斯于2007年至2014年担任以色列总统，曾两次担任以色列总理，两次担任代理总理。

大选之夜，我们的安保团队在入睡时都以为佩雷斯会胜选。可一觉醒来，总理已是内塔尼亚胡。

我们对比比（内塔尼亚胡昵称）的情况了如指掌——至少我们自认为如此。

在辛贝特负责要人安保时，你可能花两天时间保护总理，另外三天保护反对党领袖。

那时的我以为自己了解内塔尼亚胡。他浮华张扬，像个营销专家。要知道，那是九十年代末，距离柏林墙倒塌才不到十年。克林顿和托尼·布莱尔是当时世界上最成功的政治家。他们在这个崭新的全球化舞台上显得游刃有余。他们的形象光鲜夺目，我能看得出内塔尼亚胡渴望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如今，当他的政治立场更接近法西斯主义时，人们很容易忘记，当年的内塔尼亚胡本质上是个自由派。他与法院和媒体的关系融洽。

我的口袋里总揣着一本辛贝特的小册子，里面密密麻麻地印着需要警惕的潜在刺客照片。小册子当中的面孔之一，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如今却成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联合政府中的国家安全部长。在1998年，我们认定本·格维尔这个极端宗教右翼分子更可能试图刺杀以色列总理，而非与他们共事。

内塔尼亚胡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也是首位在独立后的以色列出生的总理。他拥有惊人的自信。在与克林顿的一次会晤中，内塔尼亚胡精力充沛地一连讲了几个小时的“边缘政策”（指在冷战时期用来形容一个近乎要发动战争的情况，通过威胁到达战争边缘来说服对方屈服的一种战略术语，译注。）——值得肯定的是，当时内塔尼亚胡延续了奥斯陆的和谈进程——这位精疲力竭的美国总统抱怨道：“该死的他以为自己是谁？这里谁才是该死的超级大国？”

当时的内塔尼亚胡也准备将大片领土让给巴勒斯坦人。在1998年10月的怀伊河峰会上，我看着他与亚西尔·阿拉法特一起坐着高尔夫球车疾驰。近30年后的今天，回想起这一幕仍令我倍感困惑。

我的工作是提前计划。规划路线、安排后勤。我永远无法休息。至少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以色列的政客和外交官就是地球上受到最多威胁的群体。

你能感受到这份责任的重压。这不仅关乎某一位总理个人。他们是象征。你保护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以色列。

从“天命昭示”到异常孤独

我开始怀疑内塔尼亚胡并未准备好担任总理。他家庭里的矛盾层出不穷：妻子萨拉野心勃勃却脆弱敏感；她是位年轻的母亲，努力抚养两个孩子，但内塔尼亚胡需要她扮演外交官和表演者的角色，就像比尔需要希拉里那样。

萨拉变得郁郁寡欢。年复一年，她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当年那两个年幼的孩子之一，亚伊尔，如今自视为其父的潜在接班人。

但内塔尼亚胡最大的压力来自其父本锡安·内塔尼亚胡。本锡安是位历史学家，也是以色列政坛中的一位失意者。在我眼中，他是位智慧的老者，却对自己的儿子表现出极度的冷漠。

本锡安专攻西班牙犹太史。在他的《15世纪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起源》一书中，本锡安论证了西班牙人对犹太人的仇恨根植于种族仇恨——并将其与最终通向大屠杀的那条线索直接相连。在他的思想中，反犹主义是根深蒂固存在的。对这种仇恨保持强硬的警惕，是每一位以色列领导人必须缴纳的赋税。

即使在内塔尼亚胡当上总理后，本锡安也明确表示，他几乎不认同儿子的一切主张。儿子则认为，父亲未能在以色列的大学中保住几份教职，是这个国家辜负了他。久而久之，我开始视此为内塔尼亚胡内心深处的核心纠结，也是他后来攻击精英、媒体和法院的心理根源——来自父亲的耻辱感、缺乏安全感与悲观，如同传家宝一般遗传给了儿子。这一切并非比比的过错，不过是这个家族的宿命。

只有一个微小的迹象预示了内塔尼亚胡后来的转变。我曾护送他和萨拉去高档餐厅吃夜宵。第一次他们吃完不结账就离开了，店主通常不以为意。第二次，店主们感到困惑。到内塔尼亚胡夫妇第三次逃单时，店主们愤怒了，有些甚至真的冲出餐厅追赶他们。

作为一个年轻人看到这一切时，你会在心里反复琢磨：他为什么不付钱？他明明付得起。

几十年后你才明白，你当时目睹的，正是一个“小偷”逐渐变成帮派头目的过程。

你或许认为自己有理由憎恨内塔尼亚胡。但相信我，只要和他同处一室五分钟，你出来时准会对这个人赞不绝口。他会当着你的面一而再、再而三地撒谎，而你甚至浑然不觉。

他能靠言语凭空编织出整个幻想中的世界，其功力在当世无人能及，在我看来唯一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只有邪教头目。那些邪教信徒内心深处明白，自己正被头目愚弄；但他们不在乎，因为所描绘出的幻象太过美妙，令人不忍舍弃。

1999年，特拉维夫举行过一场著名的利库德集团集会。当时的他正为政治生存而战，对手是埃胡德·巴拉克。民调准确地显示——内塔尼亚胡毫无胜选可能。然而，比比依然出现在集会现场，煽动人群，带领他们用希伯来语高呼：“他们害怕了，他们害怕了！”人群一遍遍高呼着，我站在一旁扫视现场，排查威胁。

内塔尼亚胡1997年访问莫斯科时，本文作者阿米·德罗尔担任其保镖（图中右侧后方）

我有幸在极其私密与极其公开的场合见过世界各地的政治领袖。但我从未见过有政客能这样地煽动人群，后来也再也未见过与之匹敌的景象。

合同期满后，我离开了辛贝特安保部门，成为了一名软件开发员。我曾在中国生活过，后来在印度创业。内塔尼亚胡于2009年重掌大权，过去16年间仅短暂地下野过一次。

这场与伊朗的终极对决，得到了大多数以色列人的支持。自1979年革命以来，伊朗政权从不掩饰其将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的愿景。（在以色列看来）允许他们拥有核武器，无异于招致第二次大屠杀。

内塔尼亚胡认为此刻即是他的使命所在，为了保护以色列免受其父本锡安历史著作中所揭示的那种永恒仇恨的侵害，为了防止我父亲曾幸免于难的大屠杀重演。

内塔尼亚胡对许多事都抱有愤世嫉俗的态度，其选举联盟靠迎合极端正统派和约旦河西岸最激进的定居者维系。但他对以色列却并不愤世嫉俗。他相信自己接受“天命”的昭示来拯救这个国家。这样的信念往往会铸就灾难性的领导人。

多年来，内塔尼亚胡一直试图削弱以色列最高法院的独立性，其手段足以令任何自称民主的国家蒙羞。他身边围绕着如财政部长贝扎莱尔·斯莫特里奇之流的马屁精——此人连经营餐厅都不行，更遑论掌管经济。他从不认为哈马斯构成了威胁，在2023年10月7日事件前的数年间，曾放任数百万美元流入该组织。他等到最后一刻才出手阻止伊朗。以色列的人质仍然被困在加沙。

内塔尼亚胡从历史的维度思考问题，得益于父亲的范例，他深谙历史会如何书写。他心知肚明，若此刻下台，自己将被钉在以色列历史上最灾难性的领导人的耻辱柱上。他与丘吉尔或俾斯麦毫无相似之处，因为伟大的领导人会阻止以色列陷入如今面临的境地。

我了解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多年来，如同许多领导人一样，他变得异常孤独。他几乎不相信任何人，也不能依靠任何人，只剩下萨拉——随着岁月流逝，她变得愈发不稳定，以及亚伊尔——那个梦想着取代父亲掌权的儿子。

最可悲之处在于，他本可早早引退而不至于毁掉以色列。如今，当以色列人紧张地仰望天空，不禁思忖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是内塔尼亚胡政治遗产的终结，还是民主以色列的终结。

（原文发布在英国“新政治家”评论网站，原标题：《走进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内心深处》。小标题为译者所加，译文有删改，仅供读者参考，不代表观察者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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