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阿南德·戈帕尔 译/余烈 刘思雨 常宜】

超过70%的阿富汗人不住在城市。在农村地区，生活在以美国为首的联盟和它的阿富汗盟友的控制下，是极度危险的一件事；甚至在阳光下的田野里喝茶，或者开车去参加你妹妹的婚礼，都成了一场潜在的致命赌博。

今年8月的一个下午，夏奇拉听到有人在敲打她家大门。在阿富汗南部的赫尔曼德省的桑金山谷，妇女不能被非亲非故的男人看到，因此她19岁的儿子艾哈迈德前去开门。门外有两个人肩膀上斜挎着子弹带，戴着黑头巾，手中拿着步枪。他们是塔利班成员，为了从阿富汗国民军手中夺回农村，他们发动了进攻。其中一个人警告说：“如果你不立即离开，所有人都会死。”

40岁出头的夏奇拉召集了她的家人：她的丈夫，一个鸦片商人，因为屈服于他的商品的诱惑而很快睡着了；还有她的八个孩子，包括她最大的孩子，20岁的尼洛法——她和阿富汗战争同龄，夏奇拉称她为“副手”，因为她帮助照看年幼的孩子。这一家人穿过了横跨运河的老式人行桥，然后蜿蜒穿过芦苇地、种着豆子和洋葱的不规则的田地，又经过了黑暗和空置的房屋。他们的邻居也得到了警告，村子里空无一人，只剩下流浪的鸡和被遗弃的牛。

夏奇拉的家人在烈日下走了几个小时。她开始听到远处砰砰的枪声，并看到人们从河边的村庄涌来：在塞满了不忍丢弃的所有东西的包袱下，男人低着头弯着腰，女人则在她们的罩袍所能允许的范围内尽快行走。

空气中满是大炮的轰鸣声，宣告着塔利班开始对阿富汗军队的一个前哨进行了攻击。夏奇拉把她最小的孩子，也就是她那个两岁的女儿，放在她的臀部上，因为天空闪着亮光，响着雷鸣般的声音。

夜幕降临时，他们来到了山谷的中心市场。在战争期间，波纹铁板的店面基本被毁坏了。夏奇拉找到了一家屋顶完好的只有一个屋子的商店，她的家人在那里过夜。她为孩子们做了一套布娃娃，这是她在逃离战火的岁月里想出来的一些分散注意力的东西。当她用火柴点燃这些布娃娃时，大地突然震动起来。

美军无人机在8月29日“误判”炸死10个阿富汗平民

大约在黎明时分，夏奇拉走到外面，看到几十个家庭已经在废弃的市场中避难。这里曾经是赫尔曼德省北部最繁荣的集市，店主们用天平称着藏红花和小茴香，车上装满了妇女的长袍，还有专门卖鸦片的店面。现在，到处都是流浪者，空气中弥漫着腐烂的动物残骸的臭味和燃烧的塑料的味道。

在远处，大地突然爆出喷泉般的灰尘。阿富汗军队的直升机在头顶上轰轰作响，家人们躲在商店后面，考虑着他们的下一步行动。北边的石头城墙和西边的河岸都有战斗发生。东边是夏奇拉能够看到的红沙沙漠。唯一的选择是向南走，前往仍在阿富汗政府控制下的绿树成荫的城市拉什卡加。

这条路线需要穿过一片荒芜的平原，那里有被遗弃的美国和英国的军事基地，狙击手们在那里扎营，还要穿过可能塞满炸药的暗渠。有几个家庭开始出发了。即使他们到达拉什卡加，他们也不能确定在那里会发现什么。自从塔利班的闪电战开始以来，阿富汗军队的士兵成群结队地投降，乞求能够安全回家。很明显，塔利班很快就会到达喀布尔，为打败他们而投入的20年时间和数万亿美元都是白费的。

夏奇拉的家人站在沙漠中，讨论着局势。枪声越来越近。夏奇拉发现塔利班的车辆正向集市驶来，她决定留在原地。她已经疲惫到了极点，她的精神已经崩溃了。她将面对接下来的一切，像接受判决一样接受它。“我们的一生全都在逃亡，”她告诉我，“我不想再去其他任何地方了。”

这场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于8月15日结束，当时塔利班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喀布尔。留着大胡子、戴着黑色头巾的人控制了总统府，在首都周围，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的朴素的白色旗帜升起。恐慌随之而来。一些妇女烧毁了她们的学校记录并躲藏起来，担心回到20世纪90年代的情况，那时塔利班禁止她们单独外出，并禁止女孩接受教育。

对美国人来说，过去20年获取的成果可能被抹去，这种非常现实的可能性似乎构成了一个可怕的选择：重新投入到这场似乎永无止境的战争中，或者放弃阿富汗妇女。

今年夏天，我前往阿富汗农村，与已经生活在塔利班统治下的妇女会面，倾听她们对这种迫在眉睫的困境的看法。超过百分之七十的阿富汗人不住在城市里，在过去的十年里，叛乱组织占领了大片的农村。

与相对自由的喀布尔不同，访问这些腹地的妇女并不容易：即使没有塔利班的统治，妇女在传统上也不与没有关系的男人说话。公共生活和私人世界被截然分开，当一个女人走出家门时，她会通过罩袍来保持一个隐秘的茧，这比塔利班的出现早了几个世纪。女人从年轻时就会隐匿在家中，如果有一天当上祖母才能露面。

我正是通过祖母们——通过她们的介绍来找到人，并在看不到她们脸的情况下，与各种年龄的女人交流。许多人像夏奇拉一样，住在沙漠中的帐篷或被掏空的店面里；当塔利班发现她的家人躲在市场里时，战士们建议她们和其他人不要回家，直到有人扫出地雷。我第一次遇到她是在赫尔曼德省的一个安全屋。“我以前从未见过一个外国人，”她羞涩地说，“嗯，一个没有枪的外国人。”

夏奇拉有一种在悲伤中寻找幽默的本领，她生活在男人的纯粹的荒谬之中，而她从中寻找幽默：在90年代，塔利班曾提出为村庄供电，而当地的老人们最初拒绝了，他们担心这是邪恶的魔法。她笑着说：“当然，我们女人知道电是好东西。”当她笑起来，她就把自己的披肩拉起来盖住脸，只留下她的眼睛露出来。我告诉她，她与一位世界知名的流行歌星同名，她的眼睛睁大了。“这是真的吗？”她问一个陪同她去安全屋的朋友，“真的会是这样吗？”

夏奇拉和我遇到的其他妇女一样，在桑金山谷长大，那里是陡峭的山峰之间的一道绿色裂缝。该山谷由赫尔曼德河和美国人在1950年修建的一条运河提供水源。你可以在一个小时内走完山谷的宽度，这要经过几十个小村庄、吱吱作响的人行桥和泥砖墙。

作为一个女孩，夏奇拉从她母亲那里听到了她所在的潘基莱村(Pan Killay)的往日情景，那里有大约80个家庭：孩子们在温暖的阳光下在运河里游泳，妇女们在石臼里捣鼓谷物。冬天，粘土炉子里飘出炊烟；春天，连绵的田野上铺满了罂粟花。

1979年，当夏奇拉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共产党人夺取了喀布尔的政权，并试图在赫尔曼德省启动一项女性扫盲计划——该省的面积相当于西弗吉尼亚州，却很少有女子学校。部落长老和地主们拒绝了。在村民们的叙述中，桑金的传统生活方式在一夜之间被打破了，因为外人坚持要给山谷中的妇女以权利。

“我们的文化不能接受将他们的女孩送到外面去上学，”夏奇拉回忆说，“在我父亲的时代，在我祖父的时代，都是这样的。”当当局开始强迫女孩在枪口下上课时，爆发了一场叛乱，由自称为圣战者的武装人员领导。在第一次行动中，他们绑架了山谷中所有的学校教师，其中许多教师支持女孩的教育，这些武装人员割断了教师的喉咙。第二天，政府逮捕了部落长老和地主，怀疑他们在为圣战者组织提供资金。而这些社区领袖再也没有出现过。

苏联的坦克越过边境，支援共产党政府，并解放妇女。很快，阿富汗基本上被一分为二。在农村，年轻男人们愿意献出生命，来反抗强加给他们的新生活方式——包括女子学校和土地改革，年轻的妇女却仍然不见踪影。在城市，在苏联支持下，政府禁止童婚，并给予妇女选择伴侣的权利。女孩进入学校和大学的人数创下新高，到80年代初，妇女在议会中占有席位，甚至担任副总统职务。

苏联在阿富汗推行世俗化运动，提高女子地位

农村的暴力行为继续蔓延到其他地方。夏奇拉5岁时的一个清晨，她的姨妈急匆匆地叫醒了她。孩子们被村里的大人领到一个山洞里，他们在那里蜷缩了几个小时。晚上，夏奇拉看着炮火在天空中划过。

当一家人回到潘基莱村时，麦田被烧焦了，上面纵横交错着苏联坦克的碾压痕迹。奶牛被机枪扫射过。她所看到的每一个地方，都有邻居——她习惯喊“叔叔”的人——躺在血泊中。她的祖父没有和她一起藏起来，她在村里也找不到他。当她长大后，她得知他去了另一个山洞，被苏联人抓住并处决了。

夜间疏散成为经常发生的事情，对夏奇拉来说，这也是兴奋情绪的来源：山洞的黑暗角落，喧闹的孩子们。她说：“我们会寻找俄罗斯的直升机，这就像发现了奇怪的鸟。”有时，那些鸟儿低空俯冲，随后大地爆炸，孩子们冲到现场去收集铁片，这可以卖个好价钱。偶尔，她也会收集金属碎片，这样她就可以建造一个娃娃屋。有一次，她给母亲看了一张杂志上的照片，照片上的塑料娃娃展示了女性的体态；她的母亲把照片抢走了，说这是不合适的。于是夏奇拉学会了用布和棍子做娃娃。

11岁时，她不再外出。她的世界缩小到她家的三个房间和院子里，在那里她学会了缝纫，在大泥炉里烤面包，以及给奶牛挤奶。有一天，路过的喷气式飞机把房子震坏了，她在衣柜里躲了起来。在一堆衣服下面，她发现了一本属于她祖父的儿童字母书，这是家族中最后一个上学的人。下午，当她的父母在睡觉时，她开始将普什图语单词与图片配对。她回忆说：“我有一个计划，每天教自己一点。”

1989年，苏联从阿富汗撤军

1989年，苏联人败退，但夏奇拉继续听到房子的泥墙外传来迫击炮的轰鸣声。互相竞争的圣战者派别现在正试图瓜分这个国家。像潘基莱村这样的村庄是有利可图的目标：有农民可以征税，有生锈的苏联坦克可以维修了继续使用，有鸦片可以出口。附近村庄的妇女帕扎罗回忆说：“我们没有一个晚上是和平的。我们经受的恐怖有一个名字，那就是阿米尔·达多。”

夏奇拉第一次看到达多时，是通过她父母的前门看到他坐在一辆皮卡车里，后面跟着十几个武装人员，在村里游行，“好像他是总统一样”。

达多是一个富有的水果销售商，后来变成了圣战者组织的指挥官，他留着黑色的胡须，有一个惊人的大肚子，甚至在苏联战败之前就已经开始攻击跟他敌对的地方强人。他来自桑金河谷上游，他的部落阿里科扎斯（Alikozais）在那里拥有庞大的封建种植园，已有数百年历史。

下游山谷是伊沙克赛人（Ishaqzais）的家园，夏奇拉所属的是一个贫穷的部落。夏奇拉看着达多的人挨家挨户地要求征“税”并搜查房屋。几周后，这些枪手又回来了，他们洗劫了她家的客厅，而她则蜷缩在角落里。此前，还从没有人陌生人侵犯过她神圣的家，她觉得自己好像被剥光了衣服扔到大街上。

到90年代初，之前受益于苏联支持的阿富汗共产党政府，彼时正处在瓦解中。1992年，拉什卡加落入圣战者组织的一个派别手中。夏奇拉有一个叔叔住在那里，他是一个共产党员，很少有时间去清真寺，对普什图人的曲子很有兴趣。他最近娶了一个年轻的女人萨娜，她逃离了与一个比她大四倍的男人的强制订婚。这对夫妇在“小莫斯科”开始了新的生活，那里是一个拉什卡加社区，被萨娜称为“妇女拥有自由的土地”。但是，当圣战者组织接管后，他们被迫逃往潘基莱。

一天晚上，夏奇拉正在放牛，达多的手下拿着枪围住了她。“你叔叔在哪里？”其中一个人喊道。斗士们冲进屋里，他们后面跟着那个被萨娜抛弃的未婚夫。他说：“就是她！”枪手们把萨娜拖走了。当夏奇拉的其他叔叔试图进行干预时，他们就被逮捕。第二天，萨娜的丈夫向达多的部队自首，请求代替她被带走。两人都被送到达多的宗教法庭上去，最终都被判处死刑。

不久之后，圣战者组织打败了喀布尔的共产党，也带来了他们的乡村习俗。在首都，他们的领导人——他们得到了美国的慷慨资助——颁布了一项法令，宣布“妇女根本不能离开家，除非绝对必要，在这种情况下，她们必须完全遮盖住自己”。同样，妇女也被禁止“优雅地或自豪地行走”。宗教警察开始在城市的街道上巡逻，逮捕妇女并在火堆上焚烧录音机和录像带。

然而，新的圣战者政府很快就瓦解了，国家又陷入了内战。在潘基莱村的夜晚，夏奇拉总是听到枪声，有时还听到男人的喊叫声。早晨，在照料奶牛时，她会看到邻居们抬着包裹好的尸体。她的家人聚集在院子里，低声讨论他们如何逃跑。

但道路上布满了属于不同圣战者组织的检查站。在村子南部的格列什克镇（Gereshk），一支名为“第93师”的民兵组织在一座桥上设置了一个特别臭名昭著的检查站，传出了那里有男人被抢或被杀，妇女和小男孩被强奸的故事。夏奇拉的父亲有时会过桥去格列什克市场出售产品，她的母亲开始恳求他留在家里。

这个家庭被困在北边的阿米尔·达多和南边的“第93师”之间，越来越感到绝望。然后在一个下午，那是夏奇拉16岁那年，她听到街上的喊声：“塔利班来了！”她看到一个由白色丰田海拉克斯皮卡组成的车队，车上坐满了手持白旗的黑胡子战士。

夏奇拉从未听说过塔利班，但她的父亲解释说，塔利班成员很像她生活中常见的乞讨施舍的贫穷宗教学生。许多人曾在圣战者组织的旗帜下作战，但在苏联撤军后退出后，他们说，现在他们正在重整旗鼓，以结束这场动乱。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就攻克了格列什克桥，瓦解了“第93师”，当他们来到桑金山谷时，志愿者们蜂拥而至加入他们。

她的哥哥回家报告说，塔利班也攻克了达多的阵地。这位军阀已经抛弃了他的手下，逃到了巴基斯坦。“他走了，”夏奇拉的哥哥不断地说，“他真的走了。”塔利班很快就解散了达多的宗教法庭，释放了等待处决的萨娜和她的丈夫，并取消了检查站。15年后，桑金山谷终于迎来了和平。

当我要求夏奇拉和山谷里的其他妇女对塔利班的统治进行反思时，她们不愿意用某种普遍的标准来评判这场运动，只愿意用以前的标准来评判。住在邻村的妇女帕扎罗说：“他们比较温和。他们以尊重的态度对待我们。”这些妇女认为在塔利班统治下的生活与在达多和圣战者统治下的没什么太大不同，只是塔利班时期没有陌生人在夜间闯入门内，没有致命的检查站。

夏奇拉向我讲述了一种新发现的宁静：在安静的早晨能喝着热气腾腾的绿茶，吃着馕饼；夏天的夜晚可以在屋顶上休息。母亲、姑姑和祖母们开始谨慎地询问她结婚的资格；在村里，婚姻是连接两个家庭的纽带。

她很快就被许配给了一个远房亲戚，他的父亲已经消失了，估计是苏联人干的。她第一次看到她的未婚夫是在他们的婚礼上：他怯生生地坐在那里，周围都是村里的妇女，她们正在嘲笑他对新婚之夜的计划。“哦，他是个傻瓜！”夏奇拉回忆了一下，笑着说，“他非常尴尬，想逃跑。人们不得不抓住他，把他带回来。”

像山谷中许多有进取心的年轻人一样，他的工作是贩运鸦片，夏奇拉喜欢他眼中闪烁着的决心。然而，她开始担心，光有勇气可能还不够。随着塔利班统治的确立，一场征兵运动开始了。年轻人被带到阿富汗北部，帮助对抗一帮被称为北方联盟的圣战者军阀。有一天，夏奇拉看到一架直升机在一片田野上降落，并卸下阵亡士兵的尸体。山谷里的人开始躲在朋友的房子里，从一个村子搬到另一个村子，害怕被征召。

贫穷的佃农面临的风险最大——富人可以花钱让他们去服役。“这是塔利班的真正不公正。”夏奇拉告诉我。她逐渐厌恶看到塔利班的巡逻队。

2000年，赫尔曼德省经历了严重干旱。西瓜田被毁，道路上到处都是食草牲畜的臃肿尸体。塔利班的最高领导人毛拉·奥马尔选择了在这样一个残酷的时间点禁止鸦片种植。山谷的经济崩溃了。

帕扎罗回忆说：“我们没有东西吃，土地没有给我们任何东西，我们无法养活自己的孩子。孩子们在哭，他们在尖叫，我们觉得我们完了。”怀孕的夏奇拉将几块陈旧的馕蘸上绿茶，喂给她的侄子和侄女。她的丈夫去了巴基斯坦，想在那里的田地里试试运气。夏奇拉想到她的孩子将失去生命，她的丈夫将永远不会回来，她将孤身一人，感到非常痛苦。每天早上，她都祈祷下雨，祈祷解救。

有一天，收音机里的播音员说，美国发生了一次袭击。突然间，有人说，来自地球上最富有国家的士兵要来推翻塔利班。多年来，夏奇拉的心里第一次燃起了希望。

2003年的一个晚上，夏奇拉被陌生男人的声音惊醒了。她急忙把自己套在罩袍里。当她跑到客厅时，她惊恐地看到步枪的枪口正对准她。这些人比她所见过的男人体型要更大，而且他们穿着制服。她惊恐地意识到，这些是美国人。一些阿富汗人和他们在一起，这些人身材瘦小，手持卡拉什尼科夫枪，戴着格子围巾。一个留着大胡子的人正在发号施令——那是阿米尔·达多。

美国在入侵后迅速推翻了塔利班，在喀布尔建立了哈米德·卡尔扎伊政府。曾与美国特种部队交好的达多，成为赫尔曼德省的情报主管。他的一个兄弟是桑金县的县长，另一个兄弟成为桑金的警察局长。在赫尔曼德省，美国占领的第一年是和平的，田地里再次铺满罂粟花。

夏奇拉有了两个小孩，尼洛法和艾哈迈德。她的丈夫从巴基斯坦回来，找到了运送袋装鸦片剂到桑金市场的工作。但现在，随着达多重新掌权（美国人把他从被流放的状态中解救出来），他们的生活倒退到了内战时期。

几乎每个夏奇拉认识的人都知道点达多的故事。有一次，达多的战士们要求两个年轻人要么交税，要么加入他的私人民兵队伍。尽管达多有官职，但他还是维持着这支民兵队伍。这两个年轻人拒绝了他的无礼要求，他的战士们就把二人打死，把他们的尸体吊在树上。一位村民回忆说：“我们去把绳子砍断，放他们下来，他们被开膛破肚了，内脏都流出来了。”在另一个村庄，达多的部队挨家挨户地扫荡，并处决疑似塔利班的人；一位从未参加过塔利班的老年宗教学者被射杀。

夏奇拉对美国人的盟友选择感到迷惑不解。“这是他们的计划吗？”她问我：“他们是要来带来和平，还是有其他目的？”

她坚决要求她的丈夫停止向桑金市场运送鸦片，于是他把贸易方向转移到南方的格列斯克。但有一天下午，他丈夫回来时得到的消息是，把贸易方向转向南方也已经不可能了。令人惊讶的是，美国已经恢复了“第93师”的地位，并使其成为与赫尔曼德省联系最密切的合作伙伴。

该组织的枪手们又开始在桥上拦截旅行者，并把他们能抢走的东西都抢走。然而，现在这些枪手们最有利可图的工作是收取美国提供的赏金；据撰写赫尔曼德省历史的前英国军官迈克·马丁（Mike Martin）说，他们每抓获一名塔利班指挥官就能赚到两千美元。

不过，这构成了一个挑战，因为几乎没有什么还在活动的塔利班人员可以供他们来抓了。“我们知道谁是我们村里的塔利班，”夏奇拉说，而且这些人没有参与游击战，“他们都坐在家里，什么都不做。”

当时部署在该地区的美国特种部队的一名陆军中尉斯图尔特·法里斯告诉一位美国陆军历史学家：“在这次权力更替中几乎没有抵抗行为。”因此，像“第93师”这样的民兵开始指控完全无辜的人参与塔利班活动。2003年2月，他们将哈吉·比斯米拉——卡尔扎伊政府在杰雷什克的交通主管，负责在该市收取通行费——打成了恐怖分子，然后促使美国人将他送往关塔那摩监狱。随着比斯米拉被搞掉，“第93师”垄断了这笔收入。

达多在这条路上走得很远。2003年3月，美国士兵去访问了桑金省长——达多的兄弟，和他讨论翻修一所学校和一个卫生所。离开时，他们的车队遭到了枪击，雅各布·弗雷泽上士和奥兰多·莫拉莱斯中士成为赫尔曼德省第一批阵亡的美国人。美国人员怀疑罪魁祸首不是塔利班，而是达多——这一怀疑也得到了达多的一位前指挥官的证实，他说他的头儿策划了这次袭击，以维持美国人对他的依赖性。

尽管如此，当达多的部队声称抓到了真正的刺客——一个名叫毛拉·贾利勒的前塔利班士兵时，美国人还是将贾利勒送去了关塔那摩监狱。令人费解的是，尽管根据贾利勒的关塔那摩机密档案，美国官员知道贾利勒被指认为刺客只是为了“掩盖”达多的部队“参与了伏击”的事实，但他们还是把贾利勒送进了监狱。

这一事件并没有影响达多与美国特种部队的关系，美国特种部队认为他在收拾“恐怖分子”方面有很大的价值。达多的部队现在和美国部队一起巡逻，袭击发生后不久，这两支部队就联合行动了，就在夏奇拉的村子里搜查了可疑的恐怖分子。士兵们没有在她家停留太久，但她无法忘记面对步枪枪口的景象。第二天早上，她收起了地毯，擦去了上面靴子的痕迹。

夏奇拉的朋友和邻居们都被吓得不敢说话，但联合国开始呼吁要搞掉达多。美国方面一再阻挠联合国这样的做法，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份指南有这样的观点：“尽管达多远非杰斐逊式的民主人士”，但他这样粗暴的司法形式是“长期以来镇压反叛的普什图人的好方法”。

他们用荒唐的理由持续带走了很多赫尔曼德省人，于是，夏奇拉的丈夫不敢再离开家。附近村庄的一个农民，穆罕默德·纳西姆被美军逮捕并被送往关塔那摩监狱，因为根据一项机密调查显示，他的名字与一名塔利班指挥官的名字相似。一位名叫埃赫萨努拉的卡尔扎伊政府官员前往美国基地举报两名塔利班成员；没有翻译在场，在混乱中，他自己被逮捕并被送往关塔那摩监狱。纳斯鲁拉是一名政府收税员，在美国特种部队和当地部落成员发生小规模冲突后，完全随机地，纳斯鲁拉被拉下一辆巴士，然后被送往关塔那摩监狱。“我们当时跟美国人相处得特别好，”他后来在一个军事法庭上说，“我不知道最终我会到古巴来。”

纳斯鲁拉最终还回家了，但一些被抓走的人再也没有回来。格雷什克的阿卜杜勒·瓦希德被“第93师”逮捕，并遭到毒打；他被送到美军拘留所，被关在笼子里，并在那里死去。

美军人员注意到他的胸部和腹部有烧伤的痕迹，臀部和腹股沟有瘀伤。根据一项已经被解密的机密调查，特种部队士兵报告说，瓦希德的伤口与“第93师”的“正常问话/审讯方法”有关。一名中士说，他“可以提供以前有类似伤痕的被拘留者的照片”。然而，美国仍然继续支持“第93师”——这违反了《莱希法》，该法禁止美国人员在知情的情况下支持那些公然侵犯人权的组织。

2004年，联合国启动了一项解除支持政府的民兵武装的计划。“第93师”的一名指挥官得知这一计划后，将该组织的一部分民兵改名为与美国人签订合同的“私人保安公司”，这使该组织大约三分之一的士兵得以保留武装。另有三分之一的士兵则通过与一家位于得克萨斯州的公司签订合同来保留武器，用这些武器来保卫该公司从事铺路工作的员工。(当卡尔扎伊政府用警察取代这些私人警卫时，“第93师”的领导人策划了一次袭击，杀死了15名警察，然后收回了雇佣警察的合同）而该组织剩下的三分之一成员受到了前同事的勒索威胁，于是携带武器潜逃，加入了塔利班。

以美国为首的联军透露出的消息倾向于将日益增长的叛乱描述为极端分子与自由作斗争的问题，但我手中的北约文件承认，伊沙盖兹人“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联军，因为他们曾在“慈父穆罕默德·汗（即阿米尔·达多）的统治下受到压迫”。在潘基莱村，老人们鼓励儿子们拿起武器保卫村庄，一些人还向前塔利班成员伸出了援手。

夏奇拉也希望她的丈夫能做些什么，比如帮助保卫村庄，或帮村民转移到巴基斯坦，但他不同意。

在附近的一个村庄，美国军队袭击了一位受人爱戴的部落长老的家，杀死了他，并导致他的儿子截瘫，于是，妇女们对她们的丈夫们喊道：“你们这些人头上戴着大头巾，但你们做了什么？你们甚至不能保护我们。你们还能自称是男人吗？”

那时是2005年，美国入侵的四年后，夏奇拉的第三个孩子即将出生。家务劳动耗尽了她的精力——“从早到晚，我都在工作，汗流浃背”——但当她从生炉子或修剪桃树的工作中暂时停下来时，她意识到，她已经失去了曾经的那种希望感。几乎每个星期，她都会听到某个年轻人被美国人或民兵抓走的消息。她的丈夫没有工作，而且最近他开始吸食鸦片。他们的婚姻变质了。家里弥漫着不信任的气氛，与村子里的阴暗气氛相匹配。

因此，当一个塔利班车队驶入潘基莱村时，那些穿黑色长袍的人举着高高的白旗，她饶有兴趣地掂量着这些来访者，甚至带着一些宽容。她想，这一次，事情可能会有所不同。

2006年，英国加入了美国特种作战部队的队伍，这个队伍人数逐渐增长，致力于平息桑金的叛乱。夏奇拉回忆说，很快，“可怕的事情开始了”。塔利班袭击了巡逻队，对战斗前哨发起突袭，并设置了路障。在潘基雷的一个山顶上，美国人征用了一个毒枭的房子，将其改造成一个由沙袋、瞭望塔和蛇腹形铁丝网堆成的大院。在大多数战斗之前，年轻的塔利班成员都会去拜访村民的家，提醒居民立即离开。然后，塔利班就会发起攻击，联军也会作出反击，而大地也会颤抖起来。

有时，即使逃走也不能保证人身安全。在一次战斗中，夏奇拉丈夫的叔叔阿卜杜勒·萨拉姆在一个朋友家里避难。战斗结束后，他去清真寺做祈祷。当时也有几个塔利班成员在那里。而联军的一次空袭几乎杀死了清真寺里的所有人。第二天，哀悼者们聚集在一起举行葬礼；第二次袭击又杀死了十几个人。在运回潘基莱的尸体中，有阿卜杜勒·萨拉姆、他的表弟和他的三个侄子，这些孩子的年龄在6至15岁之间。

阿富汗人抗议美国无人机轰炸

从小到大，夏奇拉认识的人没有过死于空袭的。她那时已经27岁了，睡得很不安稳，仿佛随时都要跑去避难。一天晚上，她被一阵刺耳的噪音惊醒，她怀疑是不是有人在拆房子。她的丈夫还在打呼噜，她暗自咒骂他。她蹑手蹑脚地走到前院。联军的军车经过，军车在散落在地面上的废金属碎片上拖行。她叫醒了家人。但疏散已经太晚了，夏奇拉祈祷塔利班不要发动攻击。她把孩子们塞进凹陷的窗户里（这是为了保护他们），以防袭击导致屋顶坍塌砸到他们，并给他们盖上厚厚的毯子。

回到前院时，夏奇拉发现外国人的一辆车一动不动地停在那里。一对天线向天空投射着什么。他们这是要杀了我们，她想。她爬上车顶，看到这辆车是空的：士兵们把车停好后步行离开。她看着他们走过天桥，消失在芦苇丛中。

在几片田地之外，塔利班和外国人开始互相射击。一家人几个小时都蜷缩在室内。墙壁摇晃着，孩子们哭了起来。夏奇拉拿出她的布娃娃，把艾哈迈德放在她的胸前摇晃，低声讲故事。当枪声沉寂下来时，已经大约在黎明时分，夏奇拉又出去看了看。那辆车仍然在那里，无人看管。她气得浑身发抖。整整一年，大约每月都要承受一次这种恐怖。是塔利班发动了袭击，但她的大部分愤怒都是针对那些闯入者的。为什么她和她的孩子要受这种苦？

一个疯狂的想法闪过她的脑海。她冲进屋里，和她的婆婆说话。士兵们仍然在运河的远处。夏奇拉找到了一些火柴，她的婆婆拿了一罐柴油。在街上，一个邻居瞥了一眼罐子，明白了夏奇拉要干什么，赶紧拿了第二罐柴油回来。夏奇拉的婆婆给一个轮胎浇了柴油，然后打开引擎盖，浸湿了发动机。夏奇拉划着了一根火柴，把它丢在轮胎上。

在家里，他们看着天空因大火而变得灰暗。没过多久，他们就听到一架直升机的呼啸声从南方传来。“它是冲我们来的！"她的婆婆喊道。和他们住在一起的夏奇拉的姐夫疯狂地想要把孩子们叫到一起，但夏奇拉知道这已经太晚了。她想，如果我们会死，那就死在家里吧。

他们跳进后院的一条浅沟里，大人压在孩子身上。大地剧烈摇晃，然后直升机飞走了。当他们从沟里爬上来时，夏奇拉看到，那些外国人以燃烧的车辆作为目标进行轰炸，这样车的任何部件都不会落入敌人手中。

潘基莱村的妇女们都来为夏奇拉庆功；正如一位妇女所说，她是“一个英雄“。但她很难因此产生什么自豪感，她只感到解脱。“我在想，他们不会再来这里了，”她说，“而我们将获得和平。”

2008年，美国海军陆战队部署到了桑金，来增援美国特种部队和英国士兵。英国的部队陷入困境——其在阿富汗的伤亡人数的三分之一都发生在桑金，这导致一些士兵将该任务称为“桑金格勒”。那时8岁的尼洛法能够感觉到战争的节奏。她会问夏奇拉：“我们什么时候去法扎纳阿姨家？”法尔扎纳住在沙漠里。

美军为无人机安装弹药

但是，混乱并不总是能预料到的：一天下午，在人们有时间逃离前，外国人再次出现，一家人冲进后院的战壕。在几个门外，已故的阿卜杜勒·萨拉姆的妻子和孩子也跳进了战壕，但一发迫击炮弹炸死了他15岁的女儿博尔·贾纳。

战争双方的确都在努力避免平民死亡。除了发出疏散警告外，塔利班还让村民了解哪些地区埋有简易爆炸装置，并在伏击车队时关闭道路，禁止平民通行。联军则部署了激光制导炸弹，在发生战斗前使用扩音器警告村民，并在战斗前派遣直升机。“他们会投下传单，传单上写：‘想活命就呆在家里！’”夏奇拉回忆说。

然而，在这场泥墙中进行的性命攸关的战役之中，哪儿都不安全，有大量的平民死亡。有时候，这种大规模的平民伤亡会引发广泛的谴责，例如2010年，一枚北约火箭弹击中了桑金的一群村民，造成52人死亡。但绝大多数事件仅涉及一两个人的死亡——这些无名的生命从未被报道过，从未被官方组织记录过，因此也从未被算作战争中平民伤亡的一部分。

就这样，夏奇拉亲人的悲剧不断发生。15岁的表弟穆罕默德：他在和朋友骑着摩托车穿过村庄时，被一架嗡嗡鸣叫的无人机杀死。夏奇拉回忆说：“那声音到处都有。我们一听到它时，孩子们就会开始哭，而我无法安慰他们，让他们停止哭泣。”

穆罕默德·瓦利，是夏奇拉的一个已经成年的表弟。联军指示村民在开展行动时在室内呆三天，但在第二天之后，瓦利家的饮用水已经用光了，瓦利只好冒险出门。于是，他被枪杀了。

汗·穆罕默德，是夏奇拉一个七岁的表弟：他的家人在驾车逃离武装冲突现场时，误入了联军阵地；他们乘坐的汽车遭到扫射，他被炸死了。

12岁的表弟博尔·阿加：他在傍晚散步时，被阿富汗国家警察基地的炮火击中，因此身亡。第二天早上，他的父亲在震惊和疑问中到访了这个基地，他们告知他，他们之前已经警告过这个男孩不要在该设施附近徘徊。他的父亲回忆说：“他们的指挥官下令打死他。”

阿马努拉，是夏奇拉一个16岁的表弟：当他被一名阿富汗军队的狙击手瞄准射杀时，他正在地里干活。没有人给他的家人一个说法，家人也不敢去陆军基地询问。

艾哈迈德，夏奇拉的一个成年表弟。在田地里忙碌了一天后，他端着一个炉子往家走，结果被联军击倒。家人认为，外国人把炉子误认为是个简易爆炸装置。

尼亚马图拉，艾哈迈德的兄弟。当他附近发生交火事件时，他正在收割鸦片；在他逃跑的过程中，他被一架嗡嗡叫的无人机打死了。

夏奇拉丈夫的叔叔古尔·艾哈迈德：他想做点儿什么开启新的一天，所以他让儿子们把他的早餐带到田里。儿子们到达时，他们发现了古尔的尸体。目击者说，他遇到了一支联军巡逻队。士兵们“把他扔在这里，像扔掉一只动物一样”，夏奇拉说。

夏奇拉家族的所有分支成员——有曾经给她讲故事的叔叔，也有在山洞里和她一起玩耍的表兄弟——都消失了。她总共失去了16个家庭成员。

我想知道潘基莱村的其他家族是否也是一样的遭遇。我在村子里随机抽取了十几户人家进行调查，并且也在其他村子里做了类似的调查，得出的结果显示，潘基莱的情况并非特殊状况。我记录了每个家庭中死者的名字，并与死亡证明、目击者的证词进行了核对。我发现，平均而言，每个家庭在当地人所说的“美国战争”中失去了10至12个平民亲戚。

在像喀布尔这样的繁华大都市，这种巨大的痛苦是不为人知的，繁华都市的居民们享有相对的安全。但在桑金这样的乡村飞地，联军对平民无休止的杀戮导致许多阿富汗人倾向于塔利班。到2010年，伊沙克扎伊村的许多家庭都有儿子加入塔利班，其中大多数人加入塔利班只是为了保护自己或对联军进行报复；塔利班运动比90年代更彻底地融入了桑金的生活。现在，当夏奇拉和她的朋友们讨论塔利班时，他们也是在讨论自己的朋友、邻居和亲人。

当地的一些英国军官越来越担心，担心美国杀戮了太多的平民，这些英国军官想要说服美国特种部队撤出该地区，但没有成功。与撤出正相反，来自世界各地的部队涌入了赫尔曼德，包括澳大利亚人、加拿大人和丹麦人。

但村民们无法分辨不同国籍的人，对村民们来说，占领者都是“美国人”。附近村庄的妇女帕扎罗回忆说：“有两种人，一种是黑脸，一种是粉脸。当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害怕。”联军将当地人的状态描述成：渴望联军把他们从塔利班手中解救出来，但2011年的一份机密情报报告这样叙述：当地社群对联军的看法是“不利的”，村民们发出这样的警告：如果联军“不离开该地区，当地居民将被迫逃离本地”。

作为回应，联军转而采取反对叛乱的争取“人心”战略。但是，外国人致力于植根在民众中的努力可能是粗暴的：他们经常霸占民众的房屋，这只是进一步将村民暴露在双方的交火中。另一个桑金村的妇女帕什塔娜告诉我：“他们是强行来占屋子的，并没有得到我们的许可。他们有时会直接闯入我们的房子，打破所有的窗户，在我们房子里呆上一整夜。我们不得不逃出家里，以防塔利班向屋里开火。”来自潘基莱村的妇女玛西亚回忆说：“塔利班可能会开几枪，但美国人会用迫击炮反击。”一枚迫击炮击中了她婆婆的房子。玛西亚说，她婆婆活了下来，但在此事之后“无法控制自己”——总是“对着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对着鬼魂大喊”。

联军争取“人心”的手段陷入了困境，一些北约官员试图说服塔利班指挥官投诚。2010年，一批桑金的塔利班指挥官与英国人联络，承诺投诚，条件是联军要对当地社区进行援助。但是，当塔利班领导人正在开会确定协议时，独立行动的美国特种作战部队轰炸了这次集会，杀死了具有和平倾向的塔利班高层人物。

海军陆战队最终于2014年退出桑金；阿富汗军队坚守了三年，直到塔利班控制了桑金所在的山谷大部分地区。美国将阿富汗陆军部队通过飞机空运出去，还夷平了许多政府大院——正如一份北约声明所赞许的那样，他们只留下了“瓦砾和泥土”。桑金市场就是这样被抹去的。当夏奇拉第一次看到这些被毁坏的商店时，她告诉她的丈夫：“他们什么都没给我们留下。”

尽管如此，随着战争结束，一种乐观主义的情绪还是在潘基莱村占据了上风。夏奇拉的丈夫宰了一只羊来庆祝停战，一家人讨论着翻新花园的计划。她的婆婆谈到了在俄国人和美国人到来之前的日子，那时一家人在运河边野餐，男人在桃树的树荫下伸懒腰，女人在星空下的屋顶上打瞌睡。

但在2019年，当美国在卡塔尔的多哈与塔利班领导人举行会谈时，阿富汗政府和美国军队又最后一次对桑金采取了联合行动。那年1月，他们目睹了整个战争中最具破坏性的一次袭击。夏奇拉和其他村民逃向沙漠，但不是所有人都能逃脱。

艾哈迈德·努尔·穆罕默德经营着打付费电话的小店，他决定等待疏散，因为他的双胞胎儿子生病了。他的家人听着远处的炮火声入睡。当晚，一颗美国炸弹轰进双胞胎男孩睡觉的房间，将他们炸死。第二枚炸弹击中了邻近的一个房间，炸死了穆罕默德的父亲和许多其他的人，其中有8名儿童。

第二天在葬礼上，又一次空袭造成6名吊唁者死亡。在附近的一个村庄，一架武装直升机击中了三名儿童。第二天，又有四名儿童被枪杀。在桑金的其他地区，一次空袭击中了一所伊斯兰学校，造成一名儿童死亡。一周后，参加婚礼的十二位宾客在一次空袭中丧生。

爆炸发生后，穆罕默德的兄弟前往坎大哈，向联合国和阿富汗政府报告了这次大屠杀。当正义得不到伸张时，他选择加入了塔利班。

在源源不断的新兵补充进军队的情况下，塔利班很容易就打败了联军。然而，尽管这场叛乱最终给阿富汗农村带来了和平，但这是一种荒凉的和平：许多村庄已成废墟。重建将是一个挑战，但更大的考验在于要抹去过去20年的悲惨记忆。帕扎罗说：“我女儿醒来时尖叫着说美国人要来了。我们必须一直轻声细语地跟她说话，告诉她‘不，不，他们不会回来了。’”

塔利班称他们的领土为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并声称，一旦外国人走了，他们将带来一个和平稳定的时代。随着阿富汗政府在今年夏天垮台，我走访了赫尔曼德省——酋长国事实上的首都——去看看后美国时代的阿富汗会是什么样子。

我离开了仍在政府控制下的拉什卡加。在郊外，矗立着一座带有阿富汗政府旗帜的水泥建筑——越过这个检查站，喀布尔的权威就消失了。一辆卡车停在附近，车厢里挤着6个桑金人，这是一个可怕的民兵组织，得到了中情局（CIA）的支持。其中两名士兵的年龄似乎不超过12岁。

我和两个当地人开着一辆破旧的丰田卡罗拉，偷偷地溜过了检查站。很快，我们就到了一片被太阳烘烤着的荒芜的土地。我们经过了美国人和英国人修建的阿富汗军队和警察的废弃哨所。哨所后面是一系列圆形的土制防御工事，一个孤独的塔利班狙击手趴在上面。他身后的白旗飘扬着，宣告着伊斯兰酋长国的大门就在眼前。

塔利班国家和我们身后的世界之间最显著的区别就是缺少枪手。在阿富汗，我已经习惯看到穿着宽松长裤、有着圆溜溜眼睛的警察，戴着巴拉克拉法帽的民兵，以及检查汽车的情报人员。然而，我们很少穿过塔利班的检查站，当我们过关的时候，武装分子只是草草地对汽车进行了检查。“每个人都害怕塔利班，”我的司机笑着说，“关卡就在我们心里。”

如果说人们害怕他们的新统治者，他们也在试着与后者友好相处。随处可见一群群的村民坐在路边的棚架下，和塔利班一起喝茶。当我们沿着桑金农村的一条土路颠簸前行时，这个国家的面貌展现在了我们眼前。在运河里，男孩们正在进行游泳比赛，村民和塔利班人把脚浸入绿松石色的水中。我们经过绿油油的农田和果树的树冠，看到一群女人走在市场的路上，两个女孩穿着皱巴巴的连衣裙蹦蹦跳跳。

我们找到了格里什克，一个当时还是由政府控制的城镇。这个城镇是该地区最赚钱的收费站，据说谁拥有它，谁就控制了整个赫尔曼德。塔利班发动了一次进攻，大炮的轰鸣声响彻整个平原。一个个的家庭带着他们负重前行的驴，正在逃离空袭。路边，一个穿着浅蓝色罩袍的女人站在一辆独轮车前；车里是一具裹着的尸体。一些塔利班成员聚集在一个山顶上，将一名倒下的战友埋入坟墓。

我遇见了瓦基勒，一个戴眼镜的塔利班指挥官。和我遇到的许多战士一样，他出身于农民家庭，在神学院学习了几年，有十几个亲戚分别在阿米尔·达多、“第93师”和美国人手下失去了生命。他谈起他家遭受的灾难，毫无怨恨，仿佛美国战争是天命的结果。30岁时，他在一位年长的兄弟——一位塔利班指挥官——战死之后获得了军衔。

他几乎从未离开过赫尔曼德，一想到要占领格里什克，他的脸上就露出了惊讶之色。这个小镇离他只有几英里，但他已经有二十年没去过了。“别记了，”我潦草地记着笔记时，他笑了，“来看我占领这座城市吧！”我看着一架直升机飞过地平线，婉言谢绝了。他飞奔而去。一小时后，我的手机上弹出了一张照片，上面是瓦基勒扯下与“第93师”有关的政府人物海报。格里什克沦陷了。

在塔利班地区领导人的家里，一群塔利班成员坐在一起吃秋葵和馕，这些都是村里捐赠的。我问他们战争结束后的计划。大多数人说，他们会回到农村，继续完成宗教教育。我从伊拉克飞往阿富汗的事让年轻的指挥官哈米德印象深刻。他说他梦到了巴比伦遗址，问道：“你觉得这一切结束后，他们会给我签证吗？”

很明显，塔利班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有分歧。在我访问期间，来自阿富汗不同地区的数十名成员为他们的酋长国提出了截然不同的对未来的设想。一位在国外生活过并在多哈或巴基斯坦拥有住房的、有政治头脑的塔利班成员告诉我——也许是经过考虑的——他们的世界观比以前更加开放了。

一位在过去二十年中穿梭于赫尔曼德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学者说，“我们在九十年代犯了许多错误。那时候，我们不懂人权、教育、政治——我们只是用权力来掌控一切。但现在我们明白了。”在这位学者乐观的设想中，塔利班将与以前的敌人共享政府部门，女孩可以上学，女性将与男性“肩并肩”工作。

然而在赫尔曼德很难找到这样的塔利班。更普遍的是像哈姆杜拉这样的，他是一个窄脸的指挥官，在美国战争中失去了十几个家庭成员，他用婚礼、葬礼和战斗来衡量自己的人生。他说，他的部队遭受了太严重的苦难，从来没有分享过权力，而过去20年的战乱只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就是保持原状。他骄傲地告诉我，他计划加入塔利班向喀布尔进军的行列，这是一个他从未见过的城市。他猜大概会在八月中旬到达那里。

在农村生活中最敏感的问题——妇女权利——上，他并没有让步。在赫尔曼德省的许多农村地区，妇女被禁止进入市场。当一名桑金妇女最近在集市上为她的孩子买饼干时，塔利班殴打了她、她的丈夫和店主。塔利班成员告诉我，他们可以允许女孩读伊斯兰学校，但只能读到青春期之前。同以前一样，除做助产师外，禁止妇女就业。帕扎罗沮丧地说：“他们一点都没变。”

在赫尔曼德省，我几乎看不到塔利班作为一个国家的任何迹象。与其他反叛运动不同，塔利班除了其严酷的法庭之外，几乎没有提供任何重建措施和社会服务。它容不得反对者：在潘基莱村这个阿富汗村庄，塔利班在得知一个名叫沙伊达古尔的村民向阿富汗军队成员提供面包后，便处决了他。

然而，许多赫尔曼德人似乎更喜欢塔利班的统治——包括我采访的妇女。这场运动之所以胜利，似乎是因为其反对者惨烈地失败了。对当地人来说，在联军及其阿富汗盟友的统治下，生活完全是一场冒险；甚至在阳光普照的田野上喝茶，或者开车去参加姐姐的婚礼，都是潜在的致命赌博。塔利班提供的只是一个简单的交易：听我们的话，就不会杀你。

我和村民们的每一次谈话都充满了这种冷酷的算计。在叶查尔村，我来到了一片阿富汗军队前哨的废墟，那里最近被塔利班占领了。剩下的只有成堆的废金属、电线、发热的石板和碎石。第二天早上，村民们来到哨所，寻找可以拿去卖的东西。一个叫阿卜杜勒·拉赫曼的农民正在和他的小儿子在垃圾堆里翻找，这时一架阿富汗武装直升机出现在地平线上。他回忆说，飞机飞得很低，“甚至卡拉什尼科夫步枪都能朝它开火”。但是周围没有塔利班，只有平民。武装直升机开火了，村民们开始左右倒下。然后它又绕回来，继续攻击。另一名目击者说：“地上有很多尸体，还有人在流血呻吟。”“还有很多是小孩子。”据村民说，至少有50个平民被打死。

阿富汗人为无人机轰炸遇难者举行葬礼，这种葬礼也经常成为轰炸目标

后来，我和一名阿富汗陆军直升机飞行员通了电话，他刚刚解除了袭击哨所的人的职务。他告诉我，“我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他们说，‘我们知道他们是平民，但舒拉巴克营（一个被移交给阿富汗人的前英国基地）下令将他们全部杀死’。”

就在我们通话的时候，阿富汗军队的直升机向格里什克拥挤的中央市场开火，打死了几十个平民。赫尔曼德省一个国际组织的官员说，“当政府军的一块地区失守时，他们就会报复平民。”这名直升机飞行员承认了这一点，并补充说：“我们是奉萨米·萨达特的命令干的。”

萨米·萨达特将军领导着阿富汗陆军的七个军之一。阿米尔·达多那一代的强人大多是外省的文盲，萨米·萨达特完全不一样。他在英国的一所学校获得了战略管理和领导学硕士学位，并在慕尼黑的北约军事学院学习。他在担任军事职务的同时，还担任了总部位于喀布尔的蓝海物流公司（Blue Sea Logistics）的首席执行官。这家公司为反塔利班武装提供从直升机部件到装甲战术车辆等各种物资。

在我访问赫尔曼德期间，他指挥下的黑鹰直升机几乎每天都在进行大屠杀：12个阿富汗人在桑金郊外的一个前基地清除废铁时被杀；类似的事件还有40人在陆军废弃的瓦利德营地被杀；还有20人，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他们在格里什克集市被空袭炸死；被塔利班关押在一个发电站的阿富汗士兵在空袭中被自己的同志当作目标杀害。（萨达特拒绝了记者的多次置评请求。）

在叶查尔哨所大屠杀的前一天，CNN播出了对萨达特将军的采访。“赫尔曼德省很美——如果没有战争，可以发展旅游业”。他说。他解释道，他的士兵士气高昂，有信心击败塔利班。主持人似乎松了一口气。“你看起来很乐观，”她说，“听你这么说我很放心。”

我把采访给穆罕默德·瓦利看，他是拉什卡加附近一个村庄的推车小贩。叶查尔屠杀几天后，他所在地区的政府民兵向塔利班投降。萨达特将军的黑鹰开始随机攻击房屋。他们朝瓦利的房子开枪，他的女儿被弹片击中头部而死。他的哥哥冲进院子，对着直升机抱起女孩瘫软的身体，大喊：“我们是平民！”直升机杀了他和瓦利的儿子。他的妻子失去了一条腿，另一个女儿陷入昏迷。当瓦利观看CNN的视频时，他泣不成声。“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他问，“他们在嘲笑我们吗？”

2006年的时候，塔利班在几小时内杀害了阿米尔·达多的32名亲友，其中包括他的儿子。三年后，他们在一次路边爆炸中杀死了当时已经加入议会的军阀本人。暗杀事件的策划者来自潘基莱村。从一个角度看，这次袭击是原教旨主义叛乱分子与国际公认的政府对抗的标志；从另一个方面看，这是贫困村民对曾经折磨他们的人的报复行动；或者是长期酝酿的部落战争中的一次齐射；或者是一个贩毒集团对竞争对手的打击。所有这些解读可能同时都是真的。

很明显，美国并没有试图解决这种分歧，并建立持久、包容的制度；相反，它介入了一场内战，支持一方去反对另一方。结果，就像苏联一样，美国人实际上创造了两种阿富汗人：一种陷入到了无休止的冲突中，另一种则繁荣而充满希望。

就像哈姆杜拉预测的那样，在8月中旬塔利班武装分子进军喀布尔之后，“充满希望”的阿富汗现在正面临着威胁。在过去的几周里，成千上万的阿富汗人绝望地想要逃到喀布尔机场，他们感觉到美国人的疯狂撤离可能是他们过上更好生活的最后机会。“兄弟，你得帮我”，之前和我交谈过的直升机飞行员在电话里恳求我。当时，他正在挤过人山人海，试图找到机场的大门；当最后一架美国飞机的轮子冲出跑道时，他被抛在了后面。据报道，他的老板萨米·萨达特逃往了英国。

直到不久前，萨达特逃离的喀布尔还常常让人觉得与桑金是两个不同的国家，甚至是不同的世纪。首都挤满了欢快的女人们，山坡上到处都是灯光，还有闪闪发光的婚礼大厅和霓虹灯广告牌：妈妈们逛市场，女孩们成双成对地从学校走出来，戴着头巾的警察在巡逻，上班族们拿着名牌手袋。

这些妇女在美国战争期间取得的成就——现在已经失去了——是惊人的，如果与赫尔曼德省的艰苦村庄相比较，就很难理解：阿富汗议会中女性的比例与美国国会中的比例相似，大约四分之一的大学生是女性。

可以理解的是，喀布尔成千上万的妇女害怕塔利班会带来倒退。8月底，我打电话给一位皮肤科医生，她被困在家里。她曾在多个国家学习，并经营着一家雇佣了十几名女性的大型诊所。她告诉我：“我费了很大的劲才走到这一步。”“我学了太久，自己创业，自己开诊所。这是我一生的梦想。”她已经两个星期没出门了。

塔利班接管政权之后，就恢复了保守的乡村秩序，同时使喀布尔相对自由的街道陷入了恐惧和绝望之中。这种命运的逆转揭示了过去20年里的一个不言而喻的假设：如果美军继续在农村与塔利班作战，那么城市的生活就会蓬勃发展。这也许站得住脚——毕竟塔利班在美国的空军力量面前是无法占领城市的。但这是正义的吗？一个群体的权利能否长期地建立在另一个群体权利被剥夺的基础上？

在桑金，每当我提到性别问题，农村妇女的反应都是嗤笑。“他们在喀布尔给妇女权利，但是在这里他们杀害妇女，”帕扎罗说，“这是正义吗？”来自潘基莱村的玛奇亚告诉我，“你杀害我们，杀害我们的兄弟，杀害我的父亲，这不是‘女权’。”来自附近村庄的卡莉达说，“美国人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权利。他们来了，打了，杀了，就走了。”

在美军无人机轰炸喀布尔时被炸死的儿童

赫尔曼德的妇女在她们应该享有的权利问题上意见不一。有些人希望旧的村庄秩序崩溃——他们希望能逛街或在运河边野餐，而不会引起他人的微词。其他人的观念则更传统。“女人和男人是不平等的，”夏奇拉告诉我，“他们每个人都是上帝创造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有自己有而别人没有的力量。”当她的丈夫不止一次抽鸦片抽到昏迷时，她想过要离开他。然而，尼洛法已经成年了，离婚可能会使她的家庭蒙羞，损害她的前途。夏奇拉从朋友那里听到了放荡的城市充满了许多婚姻破裂和卖淫的故事。“太自由了会有危险，因为人们不知道限度在哪里。”她说。

不过，我在桑金见到的所有妇女似乎都同意，她们的权利，无论会带来什么，都不能来自枪杆子——以及阿富汗社区必须改善妇女的条件。一些村民认为他们有强大的文化资源来进行这场斗争：伊斯兰教。

“塔利班说妇女不能外出，但实际上伊斯兰教没有这样的规定。只要我们穿了袍子，就可以外出。”我问了一个赫尔曼德省的塔利班研究专家，伊斯兰教哪里规定了妇女不能去集市或上学。他有点懊恼地承认，这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伊斯兰禁令。“这是村里的文化，不是伊斯兰教的，”他说，“那里的人对女性有这样的约束，我们也跟着这么做。”伊斯兰教在结婚、离婚和继承方面的规则比其他许多部落和村庄都更加公平，所以这些妇女希望能维持她们的信仰——用跨越国家众多分歧的共同的语言——来争取更大的自由。

尽管夏奇拉很少提及，但她自己也怀有这样的梦想。在数十年的战争中，她一直自学阅读，现在她正在努力翻译普什图语版的《古兰经》，一次一个“苏拉”（sura在《古兰经》里是“章节”的意思——译者注）。“这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她说。她正在教她最小的女儿学字母，她有一个大胆的抱负：召集她的朋友，要求男人们建立一所女子学校。

尽管夏奇拉打算推动潘基莱村继续前进，她仍决心要记住它的过去。她告诉我，村子里有一个遍布几个山头的墓地。没有牌匾，没有旗帜，只有一堆堆的石头，在傍晚的阳光下闪着红色与粉色的光芒。每个墓穴都竖立着一对空白的石板，一个在头部，一个在尾部。

夏奇拉的家人每周都会来看望她，她会给他们指哪里是祖父长眠的土堆，哪里是她的堂兄弟姐妹们的长眠之处，因为她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忘记。他们把围巾系在树枝上，以获得祝福，并对那些死去的人祈祷。他们在这块神圣的石头、灌木和溪流的包围中待了几个小时，夏奇拉感觉又恢复了力量。

在美国人离开前不久，他们炸毁了她的房子，显然是对塔利班在附近扔手榴弹的报复。两个房间没有倒塌，房子一半是可以住的，一半被炸毁了，就像阿富汗一样。她告诉我，她不介意厨房没了，也不介意食品储藏室被炸出了一个洞。相反，她看到的是一个村庄的重生。

夏奇拉确信，房子旁边很快就会铺新的路，碎石在夏天会热得滋滋响。天空中会飞的只有长着羽毛的鸟。尼洛法会结婚，她的孩子们可以沿着运河步行上学。女孩们会有塑料娃娃，她们可以给她梳头。夏奇拉会拥有一台洗衣机。她的丈夫会洁身自好，他会承认自己的失败，会告诉家人他爱他们胜过一切。他们还会去喀布尔玩，然后站在巨大的玻璃建筑的阴影下面乘凉。“我必须相信，”她说，“不然，这一切是为了什么？”

阿南德·戈帕尔是报道中东问题的记者，最近出版阿富汗问题的报道专著《好人已死——美国、塔利班和阿富汗人眼中的战争》(No Good Men Among the Living: America, the Taliban, and the War through Afghan Eyes)

（本文发表于2021年9月6日《纽约客》网站，译者是余烈 刘思雨 常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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