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自澳大利亚“对话”网站，图为原文截图

真凶是谁不再重要

在著名犯罪类小说家P·D·詹姆斯看来，阿加莎·克里斯蒂对这类题材的独特贡献并不在于纷繁复杂的主题或非凡的写作风格，而在于对谜团进行细致入微的精加工。詹姆斯在2009年出版的著作《论侦探小说》中写道，克里斯蒂“……是一位文学魔术师，她拿出面部朝下的人物纸牌，然后用熟练的诡诈之术洗牌……游戏玩了一局又一局，我们每次都胸有成竹，认为这次翻的牌就是真凶，但每次她都让我们无功而返”。

然而，如果詹姆斯的观点是正确的，即克里斯蒂的小说给读者带来的满足感源于令人惊诧不已的情节设计，那么肯尼思·布拉纳根据《东方快车谋杀案》新改编的电影似乎就要陷入困境了。

克里斯蒂的《东方快车谋杀案》于1934年出版。要说该小说故事情节的知名度堪比哈姆雷特或许有些言过其实，但这部小说中“真凶”的身份已成为全球文化认知的一部分。毕竟，布拉纳执导的这部电影不过是众多改编作品中最新的一部而已。改编作品形式多样，包括电影（悉尼·卢米特因执导1974年版同名影片荣获奥斯卡奖）、电视剧（2001年和2010年分别出过一部）以及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小说。

此外还有一些揭示故事情节之谜的书籍、电影和电视剧广受大众喜爱。2008年的《神秘博士》中有一集就以阿加莎·克里斯蒂为主人公，旨在揭秘“真凶”。有意思的是，对于东方快车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就连克里斯蒂本人也给用心的读者提供了线索，她在1936年出版的小说《底牌》中再现了主人公赫尔克里·波洛。

虽然一些人或许还不知道《东方快车谋杀案》的结局，但也有很多人已经了然于心。那么为什么还要选择看布拉纳的电影呢？毕竟该电影展示的是相同的情节。克里斯蒂在《底牌》一书中对故事谜团驾轻就熟的处理方式有助于我们摆脱对故事情节的困扰，并促使我们转而在主题和写作风格上寻找其他兴趣点。

新版电影主打怀旧

近来对克里斯蒂小说的批判在性别、性取向、阶层和国家等小说架构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J·C·伯恩索尔2016年发表的研究成果赋予了这部作品新的生命力，而这种受当下社会问题驱动的修正主义不仅可被学者所用，也可被任何改编克里斯蒂作品的人所用。

令人遗憾的是，在布拉纳的电影中，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影片对源自上世纪30年代的原始资料进行过彻底反思。克里斯蒂所在时期的政治和文化传统毫发无损地被保全了下来。比如说，布拉纳执导影片中的波洛男子气十足，这与戴维·叙谢通过2010年改编电视剧所表达的脆弱和痛苦形成了鲜明反差。

从另一些方面讲，这部新改编的电影倒没有此前的改编电影那么伤感。影片的开场场景是阳光普照，卢米特执导的影片则不同，其开场在视觉和声觉上像是在宣扬宿命论。此外，新改编的电影没有选用暴力情境。电视片改编版开场就是一名妇女在伊斯坦布尔遭石刑，后面还有歹徒惨死的画面。

布拉纳改编的电影基本上遵循了那列豪华列车所带的惬意节奏，该电影对克里斯蒂原小说进行改编的动力正是源自怀旧。

《东方快车谋杀案》电影美国预告海报

考验眼力而非脑力

票房收入情况表明，《东方快车谋杀案》目前在英国是最受欢迎的影片。但这部电影既没有改写克里斯蒂的故事情节，在主题上也没有什么重大创新，那么其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

在最早期电影史以及所谓的“魅力电影”中寻找答案或许有所助益。“魅力电影”这个词指的是展示激情或独特场景、而非以复杂的故事情节取胜的电影。新版《东方快车谋杀案》就应被视为投入丰富资源打造而成的“魅力”电影，由此可让观影者即便事先知晓故事情节也兴趣盎然。

在出现熟悉的故事情节时，观影者可能因去识别影片中的一众明星而被转移了注意力。在影片中陆续登场的演员包括朱迪·登奇、约翰尼·德普和米歇尔·法伊弗。此外，在视觉和戏剧效果上拿布拉纳和此前的电影版所展示的波洛进行一番对比也是一件乐事。

随着线索不断累积，克里斯蒂小说中的波洛说了一句：“这可真练脑子呀。”然而，知道如何破解谜案的观众会发现，这部新电影主要是练眼睛。至于这部电影挑战智力的地方，那可能就是评估高角度内景镜头的效果了。

乔纳森·罗森鲍姆在一篇名为《为剧透辩护》的短文中指出，担心透露电影故事情节不是“成年人的应有行为”。这种担心所表明的是“认为情节重于风格”的狭隘观念。

因此，剧透一下这部新电影的风格特点也不是什么坏习惯。就在列车停在雪中时，影片使用了俯冲全景画面和持续跟踪镜头赋予动感。这种视觉上的细节设计绝非次要或无足轻重，实际上，这对于让已经知道谁是真凶的观影者获得愉悦感至关重要。

《东方快车谋杀案》中国大陆 正式海报

（本文为澳大利亚“对话”网站11月9日发表的文章，题为《我们明明知道〈东方快车谋杀案〉的结局，为什么还要去看重拍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