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5月4日，第28届东盟与中日韩（10+3）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意大利米兰举行，会议正式同意扩大“清迈倡议”多边化融资模式适用范围，使之不仅适用于金融危机，也适用于传染病大流行和自然灾害发生之际。

自2008年“清迈倡议”提出后，就一直作为区域金融安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区域金融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此次扩大适用范围，意味着在面临非传统安全风险时，区域内的国家将能够更灵活、更有效地利用这一机制来应对挑战，体现了东盟与中日韩国家间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决心。

特朗普此番全球关税大战，引发了美元为基础的全球金融市场的连锁反应。中国在坚决反击美国关税胁迫的同时，学者们也开始深度探讨，在全球贸易体系、金融体系被动摇的当下，东亚地区有可能参照欧洲一体化和欧元形成的道路吗？特别是人民币国际化呼声日渐高涨，中国将如何发挥好全球经济和金融的稳定器作用？

就这些问题，观察者网连线曾经参与人民币国际化路线设计的原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前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曹远征。

【对话/观察者网 高艳平】

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根基被动摇

观察者网：关于贸易战的本质，年初您在接受我们的“问诊2025中国经济“ 对话时曾经谈到，中美贸易战是民族国家利益和全球化趋向之间的矛盾冲突。近期特朗普将加征关税范围扩大到全球，您怎么看呢？

曹远征：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80周年。80年前二战即将胜利的时候，全球主要大国讨论战后秩序安排，形成了雅尔塔共识。

在这一共识基础上，建立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多边政治经济治理体系，表现在国际政治制度安排上就是联合国的成立，形成了在民族自决基础上的一国一票来决定国际政治军事大事的协调机制；表现在经济金融制度安排上，形成了相辅相成的两个支柱：一是自由贸易原则，建立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二是建立了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形成了以一国主权货币做为国际货币的金融机制。

二战后，为什么要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多边政治经济治理体系？这是人们深刻反思二战前短短20年爆发两次大战的结果。二战前的国际秩序是建立在实力基础上的单边成双边的地缘政治经济安排，体现在国际经贸上就是以争取顺差为目标的以邻为壑的重商主义贸易政策。 

1930年，美国出台《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对来自全球的2万多种进口商品征收史无前例的高额关税，引起全球多数国家的反对和报复，关税战逐步升级，愈演愈烈，形成德国纳粹崛起的温床，进而成为了战争的策源，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正是为了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就必须铲除战争的策源，建立起持久和平的机制。其中，开放市场、自由贸易至关重要，全球开始建立相互减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制度，这也是《关税贸易总协定》成立的原因。

相应地，如果开放市场、自由贸易，在黄金受自然资源约束而供给有限的情况下，用一种信用可靠的主权货币做为国际货币，既可以作为价值尺度从事国际贸易，又可以及时提供流动性，使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弹性，避免因国际流动性短缺带来国际收支危机。这就是人们熟知的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

世界贸易组织瑞士日内瓦总部

到了1995年，随着冷战的结束，《关税与贸易总决定》已经覆盖到全球128个国家。1996年，WTO世界贸易组织代替了关贸总协定。跟《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相比， WTO 不仅是商品贸易自由化，而且是生产要素贸易的自由化，即投资自由化，并由此奠定了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基础。

经济全球化使很多国家都亨受了发展的红利，从而不仅加快了全球经济增速，而且使全球贸易增速快于经济，全球金融的增速又快于贸易。于是经济全球化又以投资自由化为特征，使全球进入了金融一体化的新阶段。

与之相适应，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于1973年崩溃，美元虽然不再与黄金挂钩，但仍然是国际货币。换言之，国际货币体系仍然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华尔街仍然是标竿。

需要指出的是，二战后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多边治理体系是美国主导建立的，美国因此也就成为这一体系的领导国家，在国际政治上是世界警察，在国际经济上是规则的制定者，在国际金融上是国际货币的提供者。

然而，这次特朗普对等关税全然不顾这一切，以美国优先为宗旨，与自身当年所倡导的原则彻底背道而驰，不仅背离了二战以来世界努力的方向，而且动摇了经济全球化的制度根基，陷世界经济于碎片化，置国际金融于动荡之中，使“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多边治理体系处于飘摇之间。

这一点特别突出地表现为特朗普对等关税的设计上。不同于—般意义上的关税税率对等，特朗普关税对等的是对象国对美的顺差，亦即是对等美国对对象国的逆差。美国的逆差越大，对对象国征收的关税税率就越高，其计算方法大致是美国逆差占该国进口的比重除以2。

这种征税办法严重破坏了现行国际贸易体系中—旦提供税率优惠，第三方自动享受的普遍优惠原则，即便和当年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相比，特朗普的对等关税也更有岐视性，从而更加变本加利，以一对一的国与国谈判挑战着诸如WTO等具有一致性原则的国际贸易秩序，从而更具伤害性。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以争取顺差、消灭逆差为目标的对等关稅，从根本上动摇着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

首先，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必须对外保持逆差，没有逆差，对方手上没有美元，美元就不成为国际货币。美国持续而稳定的、可预期的国际收支逆差机制是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前提条件，是国际货币主权承担国的国际义务。而特朗普的关税战，为世界经济蒙上了衰退的阴影。

其次，对等关税推出以来，已经动摇了美元的国际地位。美国金融市场出现了股市暴跌，国债收益率飙升，美元指数下跌同时发生的现象。仅美元指数就从年初的高点下落了9个百分点，速度和幅度为历史罕见。这种“股债汇”三杀的局面不仅仅反映了金融市场对经济衰退的担心，也表明了人们对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信心的动摇：美元还能不能作为可靠的国际货币，成了大家关注的重要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金融动荡，引发的就不仅仅是金融危机，而且是国际货币体系危机，其烈度有可能会大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于是，特朗普的对等关税加重了世界己出现的去美元化趋势，有关国际货币体系重塑的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引人关注。

总结一下，这次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是对全球性贸易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撼动，不能仅仅视为是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同理，也不是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变化。它意味着，战后建立起来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经济金融体系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其根基正在被动摇。这是我们过去80年来未曾见到的。

人民币的机会来了，一些货币盯住美元的规律被打破了

观察者网：您讲得非常深刻。重塑国币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已经提出来了，那么，我们能不能说，人民币的机会来了？

曹远征：人民币的国际需求确实在上升中，事实上，在全球前列的经济大国，尤其是贸易大国，其货币都有国际交易的需求。目前中国己是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体，人民币自然也被跨境使用，尤其在货物贸易上，跨境货物贸易结算因此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形式。

然而，一种主权货币成为国际货币虽然可以始于贸易，但不能止于贸易，换言之，不能仅仅停留在国际贸易层次上，而应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投融资工具，还应广泛地进入非居民的资产负债表，成为储备货币。

特朗普这次对全球加征对等关税，如前所述，正在动摇国际货币体系制度基础，国际货币秩序重塑问题浮出水面。在这个背景下，人民币的国际需求也不再仅局限于贸易层次，出现了在国际金融市场投融资和储备的需求，促使着人民币国际使用全能化。在这个意义上，人民币国际化的机会来了。当然，这也意味着会对中国金融带来巨大挑战。

首先，我们注意到，这次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政策导致了美元贬值。目前美元指数已经掉到98左右，前两年美元指数一度涨到114（2022年），现在下降了16个百分点，其中今年就下降了9个点。

特朗普宣布对等关税之后，美元指数大跌至100以下

一般来说，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含义就是，美元是锚货币，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表现为各国货币都是盯住美元的，如果美元指数涨，那就意味着各国货币会出现贬值，反之，各国货币会升值，呈现出同升同贬的一致性。

但是你看看最近的情况，不一致的变动出现了，美元在贬，其他货币有的在升，但也有货币还在贬。这说明过去不少货币盯住美元的惯例被打破了。

就拿人民币来说，美元在大幅贬值，而人民币也有略微贬值。以往通常是美元贬人民币会升，但人民币这次没有升，这种情形只会导致一个结论：即人民币与美元锚的关系相对疏离了，人民币的汇率变动更多是由中国自身独立货币政策所主导的。

特朗普宣布对等关税之后，美元对离岸人民币汇率小幅贬值

同理，在特朗普宣布加征对等关税之后，美元指数下行，但不少货币的汇率并未同步相向变动。这就说明，各国货币汇率的变化，跟美元的变动关系已经不是很紧密了。这意味着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美元锚作用的弱化，可以视为是我们刚刚解释的特朗普加税对国际货币体系冲击的表现，预示着美元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根基性动摇。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一根基性动摇意味着重塑国际货币秩序己成为迫切问题。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特朗普加征对等关税的冲击下，国际货币秩序开始紊乱，全球秩序正在碎片化，重新恢复难度很大。那么，现在一种可行的办法就是顺应区域经济的一体化要求，形成区域性的货币金融秩序，而亚洲，至少东亚地区又首当其冲。其中，人民币作为该地区的国际货币已经成为现实的选项。

东亚经济金融合作：从日元到人民币

观察者网：那么，如何理解亚洲，至少东亚地区的货币金融新秩序前景呢？走欧洲一体化和欧元形成的道路有可能吗？

曹远征：当下，在“一带一路”沿线，尤其在东亚地区，人民币货物贸易的跨境使用风头正劲。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久存于东亚地区的“货币原罪”，它被认为是二十多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的肇始根源。所谓“货币原罪”，体现为三大错配:

其一，东亚地区国家基本都是出口导问型经济体，除与区域外进行贸易外，相互之间的贸易也占很大比重，甚至达到整个地区对外贸易总额的50%。但无论区域外还是区域内部贸易，都是用第三方货币结算，而且主要是美元。如果一旦第三方货币比如美元出现问题，不但区域外，区域内相互间贸易都无法进行，出现了“货币错配”。

第二，东亚地区又是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地区，需要大量的长期投资，但是流入东亚地区的资本多半都是快进快出的短期资本，这会引起宏观经济的不稳定。长期资本的需求和实际流入的短期资本之间的期限不一致，成为亚洲金融危机的策源，出现了“期限错配”。

第三，东亚地区受儒教文化影响，居民都比较勤俭，储蓄率比较高，但却因金融基础设施落后，储蓄并没有被当地金融机构所动员，而是流向境外，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东亚国家的外汇储备偏高且基本都是美元，投资于美国金融市场。于是，东亚地区的储蓄被境外金融机构所动员，反过来又转成为境外直接投资投向东亚地区，出现了储蓄和投资的“结构错配” 。

由上，可以看到东亚地区以三个错配为代表的货币原罪，核心是本地区经济发展和金融安排不靠本地区货币，而高度依赖于区域外货币，也就是美元的稳定供给，金融安全因此系美元于一身。为了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在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日益加强的情况下，本币化诉求应运而生，用本地区货币来纠正三个错配，创造更加安全的发展条件成为迫切需要。

我们看到，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东亚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发展，东亚地区本币化的呼声就已经出现了。当时日本是东亚经济的火车头，形成以日本为头雁的东亚产业雁阵模式，日元的国际化由此就被首先提了出来。日本也曾为此做过一些相应的安排，例如日元的“黑字环流计划”。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以后日本政策的短视，日元辜负了大家的期望，没有起到应有的领导作用，反而成为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

亚洲金融危机后，日元国际化的进程就大幅放缓，人们开始寻找其他形式的本币化方案，其中之一就是借鉴欧洲经济共同体形成欧元的经验，提出了“亚元”的设想。欧洲经济共同体从经济一体化走向货币一体化的经验表明，在自愿基础上的本币化进程是可行的，但是形成超主权的共同货币却需要苛刻的条件。就东亚的情况来看，这些苛刻的条件并不具备，亚元形成的难度极大。相比之下，以一国主权货币充当区域货币则是一种较好次优选择，人民币开始进入视野，形成了国际需求。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东亚地区更加意识到本币化的重要性。中国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 进而又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体。如前所述，如果一个国家的GDP占全球的比重足够大，贸易比重占全球的比重足够大，对该国货币用于国际交易的需求就会越大，从而成为国际货币潜在提供者，人民币国际化的呼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浪高过一浪。

为满足日益高涨的人民国际需求，2009年7月2日中国决定正式开始跨境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的试点，开启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从这个角度观察，人民币的国际化不仅为纠正东亚的三个错配问题开辟了新的前景，而且促进了东亚地区强劲、平衡、更可持续的发展。

目前东亚国家和中国相互都是首要贸易伙伴就是最好的例证。也正是这个原因，推动着人民币国际化从跨境货物结算起步，经过服务贸易和直接投资，已向国际金融市场的投融资工具上发展，并进入储备货币行列，目前已经跃升为全球第五位国际储备货币。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最新发布的人民币月度报告，人民币连续多月稳居第四

人民币锚货币的迹象明显，清迈机制被重新提上日程

观察者网：人民币在世界，尤其在东亚地位的上升，是不是意味着人民币至少在东亚己具备成为锚货币的外部条件？

曹远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这么说。2025年3月SWIFT最新发布的全球支付货币排名，人民币支付稳居第四。2024年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达64.1万亿元，占中国国际收支总额的53%，首次超过美元成为中国跨境交易的主要结算货币。 

从人民币国际使用的广度，尤其在东亚地区的深度来看，人民币已经开始在发挥类似锚货币的作用。特别是在最近因特朗普对等关税所引起的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中，我们看到一些新迹象，包括东亚在内，周边有的货币如澳大利亚元、俄罗斯卢布等不是跟着美元涨落，而是跟着人民币涨落，这意味着这些货币开始盯住人民币了，显示出人民币开始成为这些货币的锚，至少是锚之一。

然而，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人民币要全面发挥锚货币的作用，还有赖于己形成的东盟十国+中日韩清迈机制的深化。

所谓清迈机制是东亚国家反思亚洲金融危机的产物。如前所述，东亚的三个错配凸显了本地区的金融脆弱性。东亚地区缺少以本币计价和支付的金融市场，只有通过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开启本币化进程以形成统一的金融市场，才能解决其“货币原罪”所带来的脆弱性问题，才能避免亚洲金融危机的再次发生。

为此，东盟十国与中日韩三国（10+3）于2000年建立了“双边货币互换机制”，即清迈机制（CMI），共同约定在东亚地区短期资本急剧流动时相互提供干预资金，交换经济和外汇方面的信息，建立预防货币危机的监督机构，成立备用贷款基金。由此，“清迈机制”使东亚货币金融合作进入了实质性发展阶段。

2003年，鉴于“双边货币互换机制”存在着松散、不易形成合力的缺陷，中国提出了“清迈协议多边化倡议”，通过成立自我管理的区域外汇储备库（SRPA），来应对美元流动性短缺所带来的国际收支危机。与此同时，为纠正期限错配，同年，10+3第六次财长会议提出了《促进亚洲债券市场发展倡议》（ABMI），并经10+3央行行长会议决定成立亚洲债券基金（ABF），鼓励和引导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加快了清迈倡议多边化的进程，“清迈倡议”（CMI）升级为多边协议（CMIM），并成立了由10+3共同发起的亚洲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作为协调机构，发挥类似亚洲IMF的功能。相应地，2009年亚洲外汇储备库的出资规模和结构、份额分配、货款额度、决策程序及监督机制得以确认，2010年开始运行。

清迈倡议多边化安排使东亚地区经济金融治理上了一个新台阶。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2012年亚洲外汇储备库再次扩大规模，由过去1200亿美元扩大到2400亿美元。出资份额基本不变，中日韩三国仍占80%，但货款比例则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情况不同，设置了不同的标准，其中越南、缅甸、柬埔寨和老挝新东盟四国因其金融脆弱性程度较高，货款比例也高，为其出资份额的5倍。其他老东盟六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香港为2.5倍，韩国为1倍，中国内地和日本为0.5倍。其贷款条件比照IMF并与IMF货款绑定，但在IMF货款尚未申请下来前，亚洲外汇储备库可率先货款30%，以解燃眉之急，从而降低因短期外汇流动性短缺而触发货币危机的风险。

与此同时，亚洲债券市场也有了长足的发展，突出表现在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的成长上。2009年以后，随着人民币国际需求的增长，在中国境外相继开创了人民币计价的点心债、宝岛债和狮城债，2016年向外资开放了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2017年又开通了中港之间的“债券通”，方便境内居民和投资者投资境外市场，既缓解了期限错配，也扩大了投资能力。

顺便指出，为了进一步克服期限错配问题，亚洲国家又设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专门用于超长期的基础设施融资安排。

综上所述，可以想见，如果亚洲外汇储备库部分人民币化，将为东亚国家外汇储备多样化创造了条件，人民币因此可以更方便地进入对方倾备，进而更广泛地进入对方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如果亚洲债券市场落地香港并部分人民币化，并畅通中国居民投资香港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的渠道，诸如包括越南南北铁路在内的泛亚铁路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便有了新的融资来源。基建项目可以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筹措项目建设资金，并用于设备和工程建设能力，可加快项目的建设速度，雅万和中老铁路就是例证。

依此，不仅可以舒解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和技术瓶颈，而且也会改善中国居民和投资者的资产配置格局，为中国老百姓资产性收入的保值增值提供了新的选择，从而缓解东亚储蓄与投资的结构错配。

从这个角度观察，深化清迈机制建设，并将其由10+3扩展到《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是巩固亚太经贸合作成果，防范金融风险，应对特朗普对等关税挑战的较佳选择。

在今年三月底举办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各国尤其是亚洲国家的专业人士都提出类似的关切，清迈机制重回公众视野。特别需要提及的是，4月8日，东盟与中日韩（10+3）财政和央行副手会召开，这次会议达成了完善清迈倡议多边化（CMIM）和亚洲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深化区域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及强化区域金融安全网建设等一系列共识。会议一致通过了在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下以人民币出资的法律安排。

中国出席东盟与中日韩财政和央行副手会，会议首次通过了在清迈多边化机制下以人民币出资的法律安排 央行网站

清迈机制的深化为人民币国际化开辟了新的前景。我们说，尽管人民币已经在国际广泛使用了，但它主要还是用在贸易层面，更为突出的是它主要用在双边贸易层面，还没有多边化使用。

真正的国际货币是什么？不是泰国和中国做生意用人民币，而是泰国和韩国做生意也使用人民币，由此，人民币将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广泛使用。那么，如果人民币成为东亚乃至“一带一路”储备货币，成为债券市场投融资的主要工具，人民币国际使用就多边化了。

人民币国际化，挑战仍然很大

观察者网：您刚刚还提到人民币的挑战也来了，那么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曹远征：我们注意到，自俄乌冲突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了减少对美元系统性依赖的“去美元化”现象，“不要把鸡蛋都放在一个蓝子里”成为普遍的做法，国际上对人民币的需求开始强劲。

这次特朗普加征对等关税，不仅美元的风险在加大，而且出现了国际货币体系“换锚”的可能性，人民币的国际需求因此大增。这固然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机会，但更是对中国金融体制的挑战。

第一，现有的国际货币都是可兑换的，但是反观人民币，在资本项下尚不可兑换。于是，人民币现在的国际化，是在不可充分自由兑换的基础上进行的，从而出现了人民币虽可在国际上广泛使用，但不能自由使用的问题。这种种情形不仅在历史上尚无先例，而且带来一个经济学疑问：不可兑换的货币，其国际使用究竟可以走多远？换言之，人民币的兑换性问题还横亘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面前。

第二，一国主权货币作为国际货币，必须有稳定的逆差形成机制。没有稳定的逆差，对方手上不可能正常地获得该货币，也就没法进行国际交易，没有逆差形成机制，也就不会有稳定的预期，就不能做为锚货币。美元如此，一旦人民币做为国际货币，也是如此。

然而，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逆差意味着什么必须要想清楚，特别是中国出口部门就业巨大，如果经常项目也就是对外贸易常年巨额逆差，后果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个约束条件下，可行的选择只有资本项目逆差，但对外投资或贷款的稳定逆差如何形成仍然是个难题，当年日元“黑字环流计划”就卡在这里，使日元国际化功亏一篑。前车之鉴，应当深思。

第三，汇率和利率是平价关系。当一国主权货币作为国际货币，其利率就是汇率，而利率是一个深度金融市场上各种金融产品不断交易的产物，体现为国债收益率曲线。

由此，一个有深度的并对外开放的金融市场十分重要，各国金融机构在这一市场相互交易主权货币标的金融产品，由此使该货币利率传导到整个世界，而该国的中央银行在这一市场上通过调控主权货币供应量履行其国际流动性补充义务，从而成为全球的中央银行，发挥最后贷款人的责任。

然而，中国的金融市场尚不发达，市场的深度有限而且还没有对外开放。

综上所述，人民币要实现国际化，前提是深化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也是在这个历史趋势下，去年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了金融强国建设的任务，体现在“五个方面”，表现为“六个强大”。在这“六个强大”中，建设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资本市场、强大的货币，这三者与人民币国际化紧密相连。

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对外开放的前提就是把国内的事情办好。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这条规律仍然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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