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常松、铭阳】

日前，又到了新一年中小学学区学位资源公布与调整的阶段。多地公布发出预警：2023年中小学学位吃紧。从一线城市的广州、深圳到周边的东莞，以及省会城市成都、南昌，乃至于某些县城都出现了学位吃紧的情况。

学位预警，意味着预期的学区生源数量超出了学校的接纳能力。随着主流媒体的关注到：在今年的新闻中，广东、浙江多地出现学位紧张。广州一地，几乎全市市辖区都出现了学位预警。成都的主城区各区也都出现同样情况。学位紧张情况，在近年来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愈发严重。

而今年又面临二胎入学潮，有媒体就直接发文提问：“二胎儿童”将迎“入学潮”，中小学学位却紧张，“入学难”如何解？这让大家很容易将学位紧张与二胎政策联系在一起，进而抱怨：基础教育问题都没有解决，大家还怎么敢响应政策生二胎？

其实，学位紧张早已是老问题，每一年都会带来一波对于“学区”的焦虑。如今，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追逐已经从“学区房”，向更广泛的意义上发展——在地域上，生源越来越向教育资源好的大城市集中，伴随人口迁移和城镇化进程，基础教育学位资源的滞后已经成为了全国性的问题。而且，从近几年开始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都会是一年一度的话题。

按照教育主管部门的工作节奏，在每一年的春天都会对于本年度的各学区的拟入学新生情况进行摸查。在实际操作中。对于学位紧张的问题，各地不仅仅是简单地发出“红色预警”，还会详细列出各地区的学位情况。

上图为东莞市于发布的各街镇学区划分的情况梳理，其中明确提出了学校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人数时的处理方法，以满足学区内的学生能够就近上学。

广州市海珠区也对生源提出了具体要求：根据起始年级学位安排政策，穗籍适龄儿童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拥有学校地段100%房产权属并入户入住，且学位未被占用的（同父母的适龄儿童除外），按照房产拥有时间的先后顺序安排入学，直至招生计划录满，超出招生计划部分由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安排入学。房产拥有时间以不动产权证书登记时间为准。其他情况由区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安排入学。

由此政策细节可见，户口所在地和房产所在地都成为了决定孩子上学的主要判断依据。“户口”与“房子”这两方面恰恰是中国城镇化的重要象征性指标。

城镇化，已经是学位紧张的最主要诱因，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资源的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城镇化所带来的的人口增长速度。

在东莞人才引进的报道中，提出了用3-4年时间增加100万名本科以上学历人才，但是2023年一年筹集保障住房及其学位的数量，却比引进人才的年平均值少了两个数量级。可以想见，引进人才主要依旧依靠市场解决住房问题，随之而来的便是子女上学问题。

早在2020年，东莞市就发出了学位预警。当时政府就计划未来三年，东莞将增加15.68万个公办中小学学位。然而到了三年后的今天，可以从东莞市在2月公布的学位信息来看，相当部分学区学位依旧紧张。这也意味着，小学一年级、初一年级公办学位严重不足，导致公办学位不能满足全部户籍生入学需求。

为何已经开始“大补”学位，依旧难以扭转局面？

把时间再往前两年。2018年2月，东莞市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东莞市推动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实施方案》，今后东莞市将取消积分制入户，实施“两个五年”入户条件。持东莞市有效《广东省居住证》且累计时间满5年，或在东莞市正常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且累计时间满5年，都可以入户东莞。在新的方案实施后，东莞将放宽八类重点群体的落户限制。这使得这个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外地人大于本地人”的倒挂东莞，一夜之间迎来了大批已经扎根东莞多年的“新东莞人”。

然而，随着大批户口迁入东莞，莞籍适龄学生上学就成为了一项刚需。

笔者采访的一位学生家长就讲述了自己家的情况：母亲今年40多岁，在四川南充的一个村里出生，后来到东莞工作，白手起家创业。两个小孩：大儿子去年高三毕业，在东莞私立学校就读；小女儿初二，东莞公办初中就读。她从自身经历来说，原来她上学的时候，每个村里都有学校，后来人口越来越少，村里就没有学校了，就几个村合并，再后来合并的村学校也没有了，就要去镇里读书。再后来，来镇里读书的人也少了，又汇集到县里读书。

在她的圈子里，由于留守儿童的成长问题，更倾向于让孩子能够在父母身边到城市读书。在过去户口门槛比较高的时代，父母很难获得东莞户口。现在，户口放开之后，转为“城里人”是一个家庭的重大转变。孩子也可以享受到城市的教育资源，像城里的孩子一样就读于本地的中小学。

某位教育一线的教师则在采访中表示：家长们为了给孩子报上名，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阵势不亚于鲤鱼跳龙门。她长年执教于郊区环境，接触过各方面表现都很优秀的学生。如果能将他们放在优良的环境下培养，那他们将来的发展不可估量。若遇到家长稍微重视一点的，也只能上个普通高校；若家长不重视，初中毕业也就到学习生涯的尽头了。城区的学校由于没有足够的地盘和资金的短缺导致很难扩大规模。

在教育方面，城镇化带来的恰恰是城市与乡村的二元结构分化。正如上文学生家长所谈到的，在乡镇，生源数量越来越少，学校由此不断被合并。而大城市人口涌入，学位数量频频预警。此消彼长，恰恰是城镇化人口流动的两端的必然结果。

因为中国长时间以来形成的以城市为中心发展的趋势，再加上中国现阶段社会体制中城乡二元结构，使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而东西部区域差距和这种城乡二元结构共同导致我国教育发展不均衡状态非常严重。经济发展非均衡是出现这种不同地区的教育不平衡发展的基本核心原因。

虽然中国近年来一直在控制一线城市人口规模，以北京和上海为代表的一线城市中户口指标在逐渐收紧。但是新一线城市的抢人大战越愈演愈烈。尤其是由于房地产压力等原因，落户政策一再放开。国内一些城市放宽了落户条件并开始试行租房落户，包括天津、青岛、无锡、郑州、扬州、济南、杭州、成都、武汉等。这也就意味着，房产的紧箍咒松开后，学区内的适龄生源数量还会进一步扩大。基于户籍与学区的学位压力必然增大。

面对日益增长的求学人数带来的压力，教育部门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对求学的学生进行分流。把离城区不远的郊区学校发展成为城区学校的分校，这样既消除了家长对学校环境与资源的顾虑，也可以达到分享及平衡教育资源的效果，形成各分校之间良好的竟争机制。当然由于城乡学生的素质本身有差异，这种竟争机制要有不同的考核标准，让优质教育资源可以在城市内部实现流动。

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除了城镇化之外，“二孩潮”对近年来教育资源的影响也很明显。

有研究预测, 在2018—2050的预测期间内，我国基础教育学前､小学､初中在校生规模均出现先递增后下降的趋势，可见“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将在短期内出现出生堆积，之后逐渐回落，呈现倒U型的变化趋势，同时学前､小学､初中三个阶段在校生规模的变动呈现“波浪型”的态势，即学前在校生规模从2018年开始逐年增加，到2029年达到峰值；小学在校生规模从2022左右开始快速增加，到2034年达到峰值；初中在校生规模从2027年左右开始快速增加，到2038年达到峰值。相关部门要根据学龄人口和在校生规模的变动趋势，科学设计､尽早谋划教育资源的配置｡

与在校生规模变动趋势相类似，基础教育资源需求也出现倒U型的变化趋势和“波浪型”的变动态势。根据基础教育不同教育资源的需求测算，本文发现基础教育资源都有一定程度的缺口，2018—2050基础教育经费的缺口最大，学校数量和班级数量等物质资源次之，师资力量的缺口最小。因此，基础教育不同阶段教育资源的紧缺程度是不同的。

根据测算，目前除初中阶段师资力量基本满足需求以外，其他阶段基础教育的人、财、物三类教育资源都有一定程度的紧缺，尤其是学前教育的缺口最为严重，学前教育经费的缺口比较大，而且学前对教育资源的需求最为急切。因此，教育资源的配置要向学前教育倾斜。在合理规划基础教育各个阶段教育资源配置的基础上，加大对学前师资、经费、幼儿园数量的投入。

因此，面对学位预警的“常态化”，首先，为应对基础教育各学段规模在近期的扩张，要做好教育资源储备工作。为应对在校生规模的短期扩张，各学段应在现有学校的基础上适时的增加供给。在专任教师的供给方面，要加强师资力量的储备。

其次，要适当提高教育财政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切实保障基础教育阶段教育经费需求。教育资源的供给上，需要关注的还有以下两点：其一，各学段对学校及专任教师的需求程度及需求产生时间存在特殊性，应充分考虑各学段对教育资源需求的差异，注意把握基础教育各阶段教育需求的结构性问题，避免政策制定时出现各学段“一刀切”的现象。其二，在教育资源的供给上无论是校舍的建设、教学设施的购置还是专任教师的招聘都不能只追求数量忽视质量，要把数量与质量提升到同等地位，在增加数量的同时保障质量。

第三，基础教育学龄人口规模的变化是制定教育发展规划的重要依据之一，为更准确地把握各学段学龄人口规模的变动趋势，相关教育决策与行政部门应探索建立教育适龄人口规模变动的长期动态监控机制。

最后，教育资源的配置、学龄人口规模变动趋势的跟踪以及相应研究工作的开展，在应对全省普遍问题时还应注意把握好省内各地区之间教育发展实际状况的差异，同时要兼顾好基础教育内部各阶段的教育结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使应对措施更有针对性，从而避免教育资源的浪费，保证资源配置的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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