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查尔斯·布洛 译/观察者网 由冠群】

对这个国家的黑人而言，历史一直是一个严厉的教练，无论“希望”胆敢出现在哪里，都会被历史狠狠教训。

正如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所说，美国黑人身上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明智，“不抱太大希望以免被辜负。”希望破灭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比从不抱希望的人受伤更深，也更危险。希望破灭的人张开翅膀，使自己变得更脆弱，然后再剪断翅膀。被辜负后，怨恨就自然而然的产生了。

《纽约时报》刊载本文评论弗洛伊德案

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前警官德里克•肖万因谋杀乔治•弗洛伊德而在周二被判有罪之前，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不敢奢望正义会得到伸张。案件的恶劣程度和证据的确凿无疑都无关紧要；在这个国家，判定一名警官杀害一名黑人是如此罕见，以至于我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出近些年的案例……而且是用一只手的手指头。

因此，在作出判决后，我曾一度感到震惊：国家司法系统竟然为一个黑人、一个黑人家庭、整个黑人社区、整个国家和全世界伸张正义。我们已经习惯了被这个系统辜负，看到它为我们服务还真是令人惊奇。

我们可以庆祝一下吗？我们应该庆祝一下吗？我们当然应该庆祝，我们也确实庆祝了。

但即使是在庆祝胜利的时候，也有悲伤。为什么判罪的障碍设置到了几乎不可能逾越的高度？这种杀人行为必须持续时间够长且被多个而非一个视频记录下来才能被判罪吗？

难道必须要让“蓝墙”（译注：指美国警察帮助同事掩盖其违法犯罪活动）破裂，让你的长官指证你才能判罪吗？难道必须要让一个孩子站在证人席上控诉你的杀人犯罪行为给他们造成了怎样的伤害才能判罪吗？

在大多数警察杀害手无寸铁的黑人案件中都不会出现这样的判决结果。大多数案件都会采信警察的陈述和警察局的事件报告。

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局对弗洛伊德之死的最初报告冠以这样的标题——“一名男子在与警方互动的过程中因医疗事故死亡”，并接着谈到了弗洛伊德：

“他被命令从自己的车上下来。在下车后，他做出肢体动作反抗警察……警察叫来了一辆救护车。他被救护车送往亨内平县医疗中心，不久后死亡。”

如果不是有目击者和手机视频，那这就是事件经过。真相可能会在社区中流传，但谎言却会一直留在官方记录里。

有无数未侦破的案件就这样在街谈巷议中流传。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民间对警务工作、刑事审判和政客的敌意、怨恨和蔑视会越来越深。以及为什么我们必须重建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基础，以恢复人民对它的信任。

所以，没错，我们要庆祝。在一场艰苦的战斗中，即使是身处逆境、直面失败的战士也应该为意外赢得一场胜利而获准享受片刻的欢愉。类似的时刻可以使我们重振精神恢复元气。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明白，我们虽然赢得了某场战斗的胜利，可这场战争却远未结束。

反对各级政府包庇警官，反对他们把黑人当罪犯看待只是这场战争的一部分。造成种族隔离的系统性种族歧视、集中性贫穷、社区资源匮乏和教育制度失败也都是这场战争的一部分。公众认为黑人的病根是野蛮无知以及所有警察都是好的和勇敢的，这一公众认知也是问题的一部分。

重要的是要记住，对德里克•肖万的判决并没有改变警察群体的官官相护，这样的“铁板一块”保护他们免被控告。这一判决也没有改动《刑法》中的任何一字，这样的《刑法》能保护警察免被起诉。这一判决也没有改变联邦法院或最高法院的任一判例，这样的判例能保护警察免遭定罪。

在逮捕、指控、审判和定罪一名警官的过程中，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这一案件说明，至少在这个司法管辖区和这些陪审员那里有一个限度。这个案子如此明显、如此恶劣、如此腐败，以至于该案可以扫除那些障碍。

在这个非比寻常的案件中，乔治•弗洛伊德得到了公道。但是，所有被国家杀害的黑人不仅应在某一特殊案件中获得公道，还应在所有案件中获得公道；一名警察因杀人而被惩处不应再令人感到震惊，在没有做到这些之前，我们就不能停止奋斗。我们虽然获得了一场战斗的胜利，但我们争取平等的战争却并没有结束。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美国《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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