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开启的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开放大潮汹涌澎湃，已经30多年了，中国以年均9%以上的速度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之相伴随的是巨大的社会变迁和进步。

对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全球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一些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经过仔细的观察大都是承认的，甚至有的称之为“中国的奇迹”。但是，对于这一奇迹发生的背后原因，却有着不同的解读。

由于中国经济的改革是从引入市场机制开始，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因此，在一段时间内，不少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可以用西方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和宏观经济学的内生增长理论来解释，由此鼓吹在中国实行私有化和自由化。西方政治学家普遍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穷人的信仰，只要经济发展催生中产阶级，中国的政治体制必然回归到西方的自由民主法制。他们认为，“一人一票、普选、政党轮替”的民主化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唯一路径。

但我们的有些经济学家由于身处中国改革的环境中，近距离地观察改革的实践，因此看到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自己一些独特的实践和创新，并作了理论上的分析，但不少人囿于西方经济学的窠臼，仍然把其归诸于经济转型时期的过渡做法，认为中国的发展最终会走上西方的道路。

2008年，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和中国道路的研究和讨论来说是一个转折点。那一年肇始于美国进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以及随后而来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使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西方模式存在的诸多问题和弊端，它并不是现代化的普适模式，西方国家的高福利、高消费也不可持续，希腊、意大利以及欧洲那么多国家至今还陷于危机的泥潭足以说明问题。而中国在选择性学习市场经济国家经验的基础上，依据国情所进行的创新实践，已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道路。

在应对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表现出远比西方国家有效的应对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稳定器”。这种鲜明的对比使人们意识到西方模式是一些国家在特殊历史时期为实现现代化所进行努力的结果，它的实现需要一定的条件，不仅不是普适的，而且因其局限性需要不断调整，否则无法摆脱困境，走出危机。相反，中国道路的一些重要因素和实践，如混合经济的健康发展，政府的规划协作作用，机遇、协商、实验的社会改革方式，公平、正义的探索，等等，则显示出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和力量。

于是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中国模式的成功和发展使人们看到世界上确实存在一条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发展道路后，那些把西方模式当作历史终结模式的人按捺不住了，纷纷跑出来，极不负责地随意攻击和指责中国道路这也不是，那也不对。这种攻击和指责在最近甚至发展到，拿中国在伦敦奥运会上获得金牌之多说事，通过批评中国体育训练的“举国体制”来攻击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更有甚者，还有人把西方的危机不是归罪于欧美金融寡头，而是迁怒于中国的发展模式。这种话语暴力现象令人匪夷所思，难以容忍，它提醒我们要高度重视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研究和中国话语的建立。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研究和出版工作，出版了大量的著作。我们也为这些著作先后举办了一系列高层学术论坛，探讨走中国自己的路的重要性，尝试建立中国话语。

早在2009年10月，我们在法兰克福举办了以“解释中国奇迹之谜”为主题的国际高层论坛，2011年8月在上海举办了“中国道路与中华文明”论坛，今年4月又和春秋综合研究院联合在伦敦又举办了“中国发展新浪潮”国际高层论坛，包括欧洲政要、诺奖得主、专家学者在内的各界人士应邀出席会议，发表演讲。

今天，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再度联手春秋研究院，邀请专家学者，在“世纪中国论坛”这一群贤毕至的平台上，围绕“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道路的展望”这一主题继续展开深入探讨，以期从更加多元的角度理性分析中国道路，省视多年来中国卓有成效的改革之旅，探寻未来世界变革中的中国发展之路。今天论坛的演讲嘉宾——张维为先生、黄仁伟先生、史正富先生、张军先生，长期以来从各自的学术领域出发，在中国问题研究方面皆有不凡建树，他们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及其发展走向都有各自独特的解读。今天在这里他们将把最新的研究成果讲出来与大家分享。对此，我代表论坛举办单位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兴起，现在世界上已经有了不少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解释，但还少有关于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有力说明，这就是我们不断举办论坛，讨论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原因。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学者参与进来，为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建设贡献力量，使其拥有世界级的震撼力。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谆谆告诫我们，中国的现代化要“走自己的路”。中国这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路我们走对了，要继续走下去。

（陈昕是世纪出版集团总裁，本文为作者在2012年上海书展“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道路的展望”高峰论坛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