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一个季风吹拂的城市，每当夏秋时节，总会有风暴掠过，遇到台风过境，大家都要观风球，辨风势，安排行程。当然，风源都不是发端于这座城市，而是从海洋上生成后一路吹来。文化的情势大抵也是如此，无论西方文化，还是东方文化，都从外面吹来，不是西（欧美）风就是东（华文）风，出版业也未能免俗。声名显赫的三联书店，80年代初期在香港则大抵是一个图书发行机构，主要代理发行大陆的出版物，一个规模不大的编辑部主要刊行一些中文繁体字版的大陆图书，偶尔也策划几套适合白领阅读的励志与生活休闲的普及读物，或出版一些海外华文文学作品，发行量都不大，常常只有二三千册，毕竟这里的华文图书市场太狭小，而且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存在着断裂，精英阶层大多直接购买、阅读西文原版图书，在精神汲取上完全对接于欧美文化圈，而华文大众图书市场则完全是娱乐化、实用性的另一番风景。那时的香港出版业很少有反映自身文化成果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图书出版。我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带着一副“陌生”而“热切”的眼光来到香港的。

这还得从我被选派去香港三联书店任职说起。1989年初，香港联合出版集团董事长李祖泽先生注意到我在学林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和上海三联书店策划、编辑了一些有影响的社会科学图书，如“青年学者丛书”、“当代学术思潮译丛”、“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等，于是向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提出调我去香港工作，最初给我确定的工作平台是执掌香港中华书局，后来因为“六四风波”被延宕下来。1991年初重新启动此事，4月港澳工委组织部正式向上海市委组织部商调我去香港工作，5月初抵港，但由于人事调配的变化，香港中华书局一时去不成了，改任香港三联书店副总编辑，半年后任总编辑。当时我未满40岁，时逢盛年，只身赴港，余暇甚多，为熟悉香港的社会经济、风土人情，头半年下班后我常去找旅港的海外及大陆学人聊天。当年，著名学者汪丁丁也在香港大学教书，我们常在一起“狂聊”、“激辨”，更多的是享受着香港“电话煲”的乐趣。对香港社会认真观察的结果是，一个颇为激越的抱负油然而生，我想改变香港出版业少有中文社会科学出版的现状，在香港制造本土的文化“风源”，发现一些具有香港精神特质的思想与学术话题，以图书的形式造就传播上的“广场效应”，而不仅仅只是“橱窗效应”。

抵港后，我出手策划的第一套丛书是“走向1997的香港经济丛书”，原因大概与我自己的研究领域，以及在上海主要策划、编辑的领域是经济学有关，另一个重要的触发因素是逐渐突显的香港社会经济的过渡期特征。进入80年代末，香港经济的某些重要指标已达到发达经济的水平。例如，1991年香港人均本地生产总值已高达14000美元，这一指标在亚洲仅次于日本，超过了欧洲某些发达国家。又如，香港服务业的产值早在1987年就已达到本地生产总值的65%，超过了当时发达国家的平均数。这表明香港进入了战后第五个发展阶段（前四个阶段是：1、战后复元和转口贸易恢复阶段，2、工业化阶段，3、经济起飞阶段，4、现代化、多元化阶段），即由新兴工业化经济开始向成熟的发达经济过渡的阶段，香港经济已经站在了“发达经济”的门槛上了。经济理论和实践都证实，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在向更高层次转变或过渡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和遇到一系列的问题。香港当然也不例外。香港经济在进入第五个阶段后，已经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其中主要的问题有高通胀、高楼价、社会福利，以及金融体系的现代化、国际化、多元化与加强监管等。所不同的是，香港的经济转型或过渡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即由英国管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过渡的后半期，不得不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这使得已经暴露的经济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对此，在人们惊叹香港的经济成就，企望洞悉其成功奥秘的同时，越来越多的香港人正在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语言，在不同的场合表达他们对这些经济问题不同程度的困惑和担忧。而且，他们更加关心，在走向1997的征途中，香港的经济乃至全社会还将发生怎样的变化，还会遇到哪些困难和挑战，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策划了这套丛书，希望提供一个园地，来发表各种严肃而认真的探讨过渡期香港经济问题的成果，为香港的长期稳定和繁荣服务。

我带着自己对香港政治、经济大势的理解和把握，怀揣着一份详尽的丛书策划报告，开始走访香港的经济学重镇——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学院、香港城市理工学院，以及刚刚创建不久的香港科技大学，我虽然因为工作关系以前曾去过香港，但毕竟与当地的学界仍有距离，仅同大陆赴欧美留学然后转港任教的学者相熟，且香港的大学遵照英国的学制，一个系所只有一位教授，位尊而气盛，加之生活中常常习用粤语，这对于我这样一位初来咋到的人而言，沟通与组稿都十分的不便。不过，我坚信，对于香港过渡期经济转型的话题不仅有学理价值，也有现实意义，于是，我一家一家去登门叩访，一位一位去讲解丛书的策划立意。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套丛书终于获得香港经济学家的认同。香港社会科学研究会主席，浸会学院经济学教授、经济系主任邓树雄博士第一个允诺参加丛书写作，他早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后负笈加拿大，主攻财政理论，对香港公共财政有很深的研究，于是承担《后过渡期香港公共财政》一册的著述，随后，香港中文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莫凯等也欣然接受我的稿约。我的一些朋友也向我伸出了支持的友谊之手。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1991年出访美国路过香港时向我介绍了他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校友、香港大学副校长王于渐教授；周八骏博士向我推荐了国际著名货币金融学家、香港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饶余庆教授，饶教授《走向未来的香港金融》一书对香港后过渡期在亚太区所扮演的角色和如何维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等重大问题作了深入的剖析，引起了香港各界的关注。这套丛书试图对香港过渡期尤其是后过渡期的经济问题，包括货币金融、财政、资本、产业结构、经济管理、通货膨胀、国际贸易、资源、内地与香港的经济联系等10个方面的演变，从可能遭遇的困难、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发展的若干可能性，以及应该采取及可供选择的对策，来展开理论的探索和实证的分析。多少年后，香港大学副校长王于渐教授碰到我时还说及这套丛书对香港后过渡期的影响，并为其未能完成所承担的选题而沮丧。

我赴香港工作之时，遭逢了“末代港督”彭定康的民主“新政”。它在国际上引起普遍关注，对香港的政治生态也引发巨大震动，还引起中英政府关于香港过渡期稳定的诸多争议和论辩。自从150年前，清政府在屈辱中被迫割让香港、租借新界以来，港英当局一直奉行殖民地管制，香港民众，尤其是华人基本上没有什么民主权利可言；然而，就在中英政府关于香港回归中国的联合声明发布之后几年内，英国政府又玩弄起在所有殖民地撤退时惯用的花招，打出所谓的“民主政治”牌。彭定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带着这样的任务来香港的。他来港的三个多月后就抛出了所谓的“香港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要强行、快速推行包括立法会普选在内的“高度民主”的政体建设，这显然是别有用心。因为民主政治的奉行必须符合两个基本原则，一是渐进式发展原则，一是文化适应性原则，世界上许多“揠苗助长”式的民主建设或者“水土不服”的民主制度输入的教训证明，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不能“硬植”，不然，只会给当地的社会发展和政治稳定带来麻烦，甚至动荡。

要认清彭定康“新政”的真实底牌，需要有政治学理论上的应对，既不能背上反对民主政治的黑锅，又要从维护香港过渡期稳定的大局出发，揭露彭定康式民主新政“囫囵吞枣”，硬植、照搬英式民主制度，不利于香港的社会经济发展与长治久安。当然还不能是高头讲章，需要专家以通俗的文字来讲清这些道理。于是，我和时任香港三联书店总经理赵斌先生策划了一套“现代政治透视丛书”，邀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和青年教师分头撰稿。短短的9个月，就推出10种新书，包括公民政治、选举政治、议会政治、政党政治、民主政治、官僚政治、政府政治、司法政治、自治政治、多元政治10个方面，大体覆盖了民主政治体系运转的基本领域。

这套丛书的总序中写到：“希望我们这点微薄的努力，能对民主政治的发展做点贡献；能对改善平凡百姓的生活做点贡献。政治学的研究和探索应该有助于促进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生活的完善。离开这一原则，政治学的研究就没有生命力，就脱离了芸芸众生。建立完善的民主政治，让民主政治更适应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的发展，是我们内心共同的理想。作为政治学者，所能够做的，就是让人们更清晰地认识到民主政治的光华和民主政治的欠缺，让人们掌握建立民主政治所需要的理论和实践上的知识。”我们策划的这套丛书贴进了香港进入了后过渡期的社会心理，既针对了彭定康的所谓“政制改革”，又不直接介入对于彭定康“政制改革”的评议，却对于香港市民认清民主政治的本质和历程，把握过渡期民主政治的心理期待具有十分明显的引导和启蒙意义。我一直认为，对于出版工作而言，具有学科背景的说理介绍远比大批判式的文章更容易为老百姓所接受。“现代政治透视丛书”在香港的成功就说明了这一点，这也是我从事出版工作所坚持的一个原则。

20世纪90年代初，不仅香港处在回归中国的过渡期，整个世界也处在剧烈的政治动荡与过渡期之中，柏林墙的倒塌，前苏联的解体，韩国的学生运动，信息技术的发展，亚洲四小龙的快速崛起……人们谈论最多的是“全球化”与“蝴蝶效应”，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小村落”，欧美经济“患感冒”，香港经济就会“打喷嚏”。然而，在香港，热议的国际话题存在巨大的“一冷一热”的隔阻和断裂，一是报刊（热）与图书（冷）的隔阻，二是精英阶层（热）与普罗大众（冷）的断裂。我和赵斌深感应该打通这些隔阻和断裂，于是，邀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冯绍雷组织北京、上海的国际问题专家编写了一套“国际暸望丛书”，共10种，5种以国家立题，如美、俄、德、日、韩，5种以地区立题，如中东、西欧、东欧、中亚、东南亚。我在编辑前言中写道：“要走向世界，必先了解世界，要洞察未来，必先把握今天”，并交代了这套丛书的编辑意图“以走出东西冷战的国际格局转型期为主要背景，重点评述当今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治、外交政策走向，以及它们怎样决定这些国家与地区在未来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和扮演的角色，及其给予国际新格局的影响。”我还特别强调“香港的发展固然主要取决于香港本身的经济成果和条件，但它很大程度上还不得不受到国际格局变动的影响，这套丛书将有助于开放环境中的香港人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这个变动的世界。”后来，市场对这套丛书的反馈不错，证明香港市民的国际视野和关注是完全可以激发与引导的。

在许多人的印象里，香港是国际金融与航运中心，是购物天堂，而在学术文化上基本是一个“孤岛”，思想的创生能力相对孤寂，在这片土地上，能够孕育出思想者吗？这是一个香港文化定位的问题。香港三联书店如何催生、推动本港思想、学术文化的成长，我掌管编辑业务之后一直在思考，在寻找机会。自然，我不会狭隘地理解香港学术建设，只局限于在当地学者中发现和培植新人、新思想、新学派，而应该放眼四海，以敏锐的目光，开放的胸襟，独到的策划将香港三联书店办成中国新思想的策源地，新学术的首次出版地和发行地。由此，我为香港三联书店策划了一套“思想者文丛”。当时，我充满激情地在文丛的“编辑絮语”中写道—— “这里是真理的摇篮，它属于有思想的人们•••••” “在真理的天空里，永远燃烧着火焰，也布满了荆棘，‘思想者文丛’愿为每一个思想者提供火把和砍刀。” “‘思想者文丛’是智者勇者的‘家园’，这个家园的门前永远写着两个字‘怀疑’”。 “‘思想者文丛’不是一个制造理论权威的场所，任何权威在这里得到的除了挑战，还是挑战”。

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对我的这一想法极为赞赏和支持，欣然从其半个世纪的札记中精选209篇，以《思辨发微》为名列入“思想者文丛”出版。这本书的内容涉及思想、人物、历史、哲学、美学、鉴赏、考据、训诂乃至译文校订等。元化先生心仪鸠摩罗什为求死后舌不焦烂而不作妄语的精神，觉得自己虽然走过弯路，有过犹豫和彷徨，但没有作过违心之论。他在治学上一如既往，企图发掘深层意蕴，从而证明独立思考的重要的威力。这本书涵盖了广袤的知识领域，时有心得卓识，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学人，纵使历任劫难，处于困难，仍在挣扎、反思、探索。在香港工作期间，我每次回沪都要去元化先生府上拜访，听取先生关于出版和学术上的高见。元化先生也时常向我推荐一些好的选题。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就是经元化先生推荐列入“思想者文丛”的，元化先生还为此书撰写了序言，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顾准同志是我们党内少有的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思想家。他早年参加革命，一生命运多桀 ，历经磨难，“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写作于1973年和1974年，是顾准和其六弟陈敏之的通信集。在那阴霾弥天、万马齐喑、一切学术活动均被窒息的年月，作者身陷囹圄，与乃弟却于通信中进行着严肃的学术探讨和思想碰撞，在哲学、历史、经济、政治等极为广泛的领域提出了许多发人深思、启迪良知的问题和论点，对国家民族的命运，中国社会的精神变迁作深入的分析。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促使你去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在作者冷峻的解剖刀后面，可以感到炙人的满腔热情，而这一切记录着他“一步一步从地狱中淌过来”的足迹。为了编辑好这本书，我对书稿先后读了五遍，认真地领会作者的思想真谛，经过反复的斟酌，对部分文章作了少量删节，还撤下了两篇涉及议会政治和多党制的文章——《直接民主与“议会清淡馆”》、《民主与“终极目的”》。该书出版后在香港学界引起很大的反响，香港中文大学《21世纪》杂志还发专文对此书作了讨论。顾准遗稿在香港出版的消息传到内地后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不断地向人们推荐此书。90年代中期以后，顾准的思想逐渐为人们所了解，贵州人民出版社等先后出版了《顾准文集》和《顾准日记》。但我可能是第一位接触到顾准遗稿并使之出版的编辑。

“思想者文丛”后来还收入了复旦大学教授姜义华的《百年蹒跚——小农中国的现代觉醒》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的《精神的炼狱——文化变迁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两书。这是两种重新解读中国近现代史极富启发和思考的重要著述。

在香港工作期间，我还编辑出版了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其中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宋耀良教授的《中国史前神格人面岩画》一书。中国文化神秘悠远，天然自成，数千年来波涌浪叠，汪洋恣肆。这一东方文化的源头何在？作者以宏大的学术气度，坚韧的治学精神，遍历祖国崇山峻岭，实地寻觅考察远古岩画，行程4万余公里，终于发现中国史前人面岩画三大发布带。此书以实证的方式，概述了这一重大发现，并论述了人面岩画的符式特征、制作技法、分布区域以及传播演变过程；还结合史前彩陶、甲骨文金文、商周青铜器纹饰、上古神话、傩戏面具等方面作慎密求证，揭示出中国史前人面岩画为中国文化的源头之一；中国传统文化哲学中的“天人合一”、“祖先崇拜”观念都在人面岩画中见出其萌发形成的过程。此书还配以500余幅图片，形象、生动、真实地再现了史前人面岩画，在从东海之滨到西北沙漠，从北部草原到闽南丛林，这长达4000公里地域中的实存状况。这些照片大都是作者在艰辛考察中实地拍摄而得，绝大部分属第一次发表。我们在装帧设计上又作了黑白两色特殊的处理，来凸显其艺术张力。此书做到了慎终追远，意味幽长，独僻蹊径，自成一家，出版后即受到了国际著名学者、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的重视，后来作者也因此前往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作者还应我的邀请来港就此题目作了学术演讲，并在香港电视台作了专题节目，引起了大众的兴趣，极获好评。

时光飞逝，正当我对香港学界和图书市场逐渐熟悉，大型出版项目的策划与推进越来越驾轻就熟的时候，我的第一届任期满了。尽管香港联合出版集团的领导与香港三联书店的同事都诚恳地挽留我，港澳工委的领导也找我谈话希望我能留下来；但是，年迈的父亲，相隔两地的妻子，希望我能回沪工作，更为重要的是，内地出版业在小平南方讲话后迅速发展的迹象吸引我投入到这一无限宽广的市场中去，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金炳华同志也热切地召唤着我，我怀着眷恋离开了刚刚开启新局面的香港三联书店，回到上海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我深知，二年的时间，对于许多好书的策划、编辑、出版周期而言，对于一个出版机构的品牌培育与光大来说，实在太短暂了，事实上，上述四套丛书中就有两套因为我的离去而未能全部完成，这不能不令人遗憾。但是我应该感谢香港联合出版集团领导、香港三联书店同人对我工作的信任和支持，感谢香港学界对我的接纳和提升，让我在香港渡过我出版生涯中十分激奋、充实的二年，在我的人生履历中留下一串厚重的音符。二年的时间，作为一缕轻风，我给香港出版业吹来了什么？

（本文摘自作者新书《出版忆往》，海豚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