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释法西斯主义，其实是触及到一些最深刻的问题，也挑战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因为传统马克思主义强调政党是代表某一个社会基础的。

现在，不可能完全直接简单重复墨索里尼也好，希特勒也好，领导的那种法西斯主义运动。但在今天新的条件下，这样的危险我觉得也还存在。比如说1113的法国恐袭（发生于2015年11月13日），大家可以设想一种可能性，在这个事件爆发后，法国极右翼的“国民阵线”，在法国媒体上被称为新法西斯主义政党，这个党的主张一直都是反对移民。但这个党的创始人（让·马利·勒庞）由于长期发表类似法西斯这种言论，连他的女儿（玛丽娜·勒庞）都看不下去了，后来女儿在党内组织，造了老爸的反，现在女儿是党的领袖。但是大家可以设想，就是巴黎恐袭事件发生后，国民阵线有可能会获得更大的影响，它本来已经是个全国性的政党。

让·马利·勒庞

另一个是世界经济状态实际上很差，最近习主席接见了21世纪委员会里二三十位世界前政要和一些著名学者，比如福山、还有前墨西哥总统，美国前财长萨默斯，萨默斯不仅是美国前财长，他也曾经是哈佛大学校长，也是一个著名经济学家。他最近一年多来的主要经济言论，就是认为全球经济已经进入一个“长期停滞”周期。中国是G20轮值主席国，如果 G20也拿不出更好的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复苏方案的话，就是全球的经济危机叠加上反移民思潮。因为现在不仅是法国，整个欧洲现在面临着最大规模的危机就是叙利亚占了一半的还有整个西亚、非洲战乱地区的移民。这些问题使得至少局部性的催生法西斯主义，我觉得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可能性。

所以今天我们坐在这讨论法西斯主义，还是有着一个比较大的现实意义。

第一个观点认为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是大资产阶级。关于大资产阶级和法西斯主义的关系，大家知道最早是共产国际提出，法西斯主义是资产阶级为了战胜社会主义革命的威胁所发动的，这个论点被后来的历史学家和比较简单的直觉分析所否定了。其实你可以看一个电影叫《辛德勒的名单》，就是讲一个德国大资本家，他表面上好像和法西斯有些合作，但是实际上他挽救了大量的犹太人。

在很多学者的讨论里面，提到这个论点的问题涉及到希特勒上台是通过了合法的民主选举，1932年7月31号，纳粹党在德国议会选举中获得了37.3%的选票，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在这一刻，如果大资产阶级是最支持希特勒的话，希特勒就应该被任命为首相，但实际上这时候他没有被任命为首相，还有一个复杂的过程。因为大资本家有一个他们自己的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和德国总统兴登堡元帅关系非常密切。在议会选举以后，因为当时宪法有一定的模糊性，他推荐的不是希特勒，是代表更保守的传统势力的一个人担任首相。但几个月后，社会危机愈演愈烈，兴登堡才任命希特勒为首相。这个例子被很多学者用来说明至少希特勒不是大资产阶级的一个首选。

第二个最有影响的观点就是认为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是小资产阶级。这个结论的代表有很多学者，主要的代表就是曾经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的马丁·李普塞特，在他1960年出版的《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中说：“希特勒主义是下层中产阶级孤注一掷的反映，它是发端于19世纪即将结束的那几年的一种运动的继续。从物质上说，没有必要设想小店主、教师、教士、律师、医生、农民以及工匠在19世纪末期比19世纪中期更加糟糕，然而从心理上说，下层中产阶级在工人和资产阶级上层面前相形见绌，因为两者的工会、垄断利益集团和政党占领了舞台的中心。”

李普塞特这个观点和马克思所谓的“小资产阶级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不稳定的中间阶层，日益面临着无产阶级化的危险”实际上是一致的看法。所以，正是因为这种1920年代的经济危机给下层中产阶级，就是小资产阶级带来的不稳定感、焦虑感和失落感，使他们容易被希特勒的煽动所诱惑，成为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和纳粹党。

马丁·李普塞特著作《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

但是这个观点也并没有很深入具体的对选举，就是那个37.3%的选票进行定量分析，后来的学者实际上也挑战了小资产阶级是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的观点。其中最著名的著作是1982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加拿大的著名社会学家理查德·哈密尔顿的《谁投票给希特勒？》，（Richard Hamilton Who Voted for Hitler?）。

作者分析了德国14个大城市的所有选区，发现了三个现象：一是工人阶级选区大约有四分之一选民投票支持希特勒；二是在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混合居住区大约有三分之一人投票支持希特勒。但下层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混合居住区的三分之一选民很难区分谁是谁，因为投票里面没有这样的标记；三是发现上层中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居住区对纳粹党的支持率高达35%到45%。

同时哈密尔顿对农村选区也进行了定量的分析，发现只有信仰新教的农村下层中产阶级——按照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农村下层中产阶级包括自耕农或者我们叫中农——才比较大比率地支持纳粹党，而信仰天主教的农村下层中产阶级多数并不支持希特勒。

这样就引发了很多的学者，包括计量经济学方面学者都在研究这个现象怎么回事。因为有一个词叫做catch-all party，catch-all party就是说它抓住了所有社会阶层的政党。但是这种解释被哈佛大学一个特别著名的计量政治学家，叫加里·金（Gary King），他说如果用catch-all party的这种现象，不仅能解释纳粹党在社会各个阶层中都有支持，而且所有的政党实际上都是catch-all party，美国民主党、共和党也是catch-all party。比如共和党，我们以为它比较支持富人，其实美国白人中产阶级支持共和党的人很多。所以他认为这个catch-all party是所有的政党的普遍现象，不过还不足以解释纳粹的政党。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个非常深刻的问题，现在至少在国际学术界还没有一个定论。

加里·金比较深层地提出了一个什么问题？实际上是对所谓的“政党一定是某个社会阶级或者社会基础”这种整个分析思考方法的一种质疑。我们可能过于受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看一个东西一定要找它的社会基础。但实际上这种catch-all party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它表明，特别在社会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巨大的动荡和不确定性的时候，社会更多处于一种动态的，某一社会阶层并不一定明确地知道自己的偏好、利益何在，他们往往取决于这个政党提出的纲领的具体内容，和对他们的吸引力如何。

但这个现象是不是就说明阶级分析就完全没有意义了？我举个比较有意思的例子，刚才我们说认为小资产阶级是法西斯主义社会基础的这个理论的主要代表是李普塞特，但是李普塞特的一个学生，加州伯克利分校的鲁珀特，写了一本书，叫《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或社会民主》，副标题是“社会阶级和在一次大战和二次大战之间的体制”，他主要分析在一战和二战期间，欧洲各国为什么出现了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三种不同的机制。他还是做了一些社会阶级的分析，但是这个社会阶级的分析更加精致一些，它特别提到政党不是有一个固定的社会基础，而是和政党的政策有关。鲁珀特分析了三种体制，自由、社会民主制和法西斯主义，这三种体制在两次大战之间逐步成形，并且成为明显可以互相替代的方案，特别重要的是它在政治上和劳动力市场上，对劳工阶级需求的回应。

在1914年之前，工人追求政治和经济权利仍然受到限制，劳工阶级的抗争依然被管束，在西欧多数地方随着劳工权利传统障碍在1919年的崩溃，这种管束已经不再可能。接下来几年是探求稳定政治权力平衡，提供治理经济有效方法，同时缓解、协调甚至赎买组织化工人诉求的政治经济方案，这种竞争的时期，在这些探究中形成了自由民主制、社会民主制和法西斯主义。

这三种政体一个是以英国、法国、瑞士为主要代表的自由主义政体，这个自由主义政体的核心是形成了一个lib-lab联盟，就是liberalism和labor，自由主义和劳工形成了一个联盟，它的中产阶级实际上相对内部比较稳定和一致，它是改革派自由主义和英国工人联盟的结盟。1832年英国第一次议会改革，扩大了一部分选举权。英国第二次议会改革，把选举权更多地扩大到包括工人阶级。法国也有自由主义和劳工的联盟，并且从第三共和国开始就已经大量出台社会立法保障工人的权益。但是除了英国、法国等少数国家，这时候多数国家还无法实现自由主义和劳工的联盟，自由主义政党无法通过改革其政策赢得工人阶级的支持。比如在德国，俾斯麦以来的国家福利型社会政策已经得到了工人阶级的长期认同，而俾斯麦当然是反自由主义的保守的政党，在自由主义无法获得政治领导权的前提下，社会民主党和它声称代表的城市工人阶级与农村中产阶级成功结盟的话，可以保证社会民主主义获得领导地位，但是如果城市中产阶级也就是说社会民主党不能够和中农，和农村的中农成功结盟，就容易导致法西斯主义获得政权。

比较关键的是，在北欧国家都是社会民主党和中农的结合，但是在德国却没有得到中农的支持。为什么？根据这本书里的分析，因为代表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党本来是应该去组织农村的雇农，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农村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但是这些北欧国家，特别像挪威，农村已经先被其他的社会力量，比如教会组织起来，北欧的社会民主党没有成功地组织雇农，并不是它不想，但是出乎它本来意料的，就是它没有得罪中农。但是比如说像德国社会民主党一部分时间里面，激进地去组织雇农的时候，实际上得罪了中农。在中国江西根据地的时候实际上出现了这种现象，长征以后为什么共产党越来越在政策上改变了江西土地革命的做法，也越来越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其实可以有类比的关系。

另一个我想强调，刚才提到《谁投票给希特勒？》那本书的作者在批评了大资产阶级是社会基础，也批评了小资产阶级是社会基础以后，他到底是什么观点？他强调政党的主动性，而不是有一种已经存在固定的社会基础。

他有一个比较有趣的观点，强调了退伍军人的政治选择，这种解释被认为有些旁门左道或者认为是一种莫明其妙的一个东西，但实际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解释。一战期间很多都是壕沟战，壕沟战中有很多间歇，这个间歇里面马克思主义也宣传，各种思想都在宣传，等于很多时间在壕沟里读书。所以我说十月革命也是一战俄国的退伍军人的一个选择，当然是和列宁的这个政党的发动有很大关系。法西斯主义比如它的冲锋队的主要来源都是退伍军人，包括参加希特勒慕尼黑啤酒屋最早暴动的所有元老都是，这些人都是一战退伍军人。退伍军人为什么这么重要？他们其实也是这个社会运动的一个干部基础，恰恰也和我刚才说的那种catch-all party，实际上没有一个政党就代表一个固定的社会基础，而是基于上下互动的一个关系。

而退伍军人有好几种可能的选择，不仅从一战后出现了德国退伍军人和俄国退伍军人两种不同的选择，他还例举了法国的情况，比如两个特别的观点，一个是二战后1954年奠边府失败，法国士兵回国后非常不满，这些士兵又结合1958年在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退伍回来的士兵共同导致了戴高乐的下台。1958年，戴高乐宣布辞职。当时有一本小说在法国很有名，就是描述这些退伍军人、伤兵回来以后，医院有个号召人们输血的广告，但它注明说这个血浆不给从奠边府回来的这些士兵输。这本小说里反映了士兵对这个广告的愤怒。

与之非常类似的另一个现象是我们原来可能也没有注意到的，葡萄牙军队1974年的革命，这也是导致为什么中国的香港政策和澳门政策有很大的不同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因为葡萄牙在1974年发生了他们认为是社会主义革命，而这个革命的产生原因是因为退伍军人从安哥拉殖民地失败回来以后，在葡萄牙发动了社会主义革命，提出要把澳门归还，但是中国政府当时主动放弃接受，可能是出于对香港要同步考虑。总而言之，葡萄牙74年的退伍军人的革命也很类似，但是几次退伍军人的选择可以完全不一样，可以是法西斯主义，也可以是比较左翼的社会主义。所以，总的来说，怎么解释法西斯主义，其实是触及到一些最深刻的问题，也挑战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因为传统马克思主义强调政党是代表某一个社会基础的，有一个社会基础。

但恰恰是在社会高度变革时期，我们关于怎样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正义的、美好的社会的这种理念的斗争，政党纲领和政策的竞争实际上是促使社会分化，所以才会出现所谓 catch-all party，任何party都是可以catch所有的社会阶层中的一部分人。这种现象的普遍性，虽然不能解释法西斯主义单独的一个现象，但是如果再结合我刚才说包括退伍军人的政治选择这些的解释，可能我们会对法西斯主义有一个更全面的理解，同时也对我们整个对政治行为、政治的动态、政党和社会阶级的关系，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认识。

（本文原为作者于2015年11月14日在高和系列讲座上发表的演讲，观察者网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