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春节的网民舆论跨度很大，从地上的春晚到天上的引力波。大家唠叨空前绝后的春晚，议论宇宙现象级引力波都可以理解，但是不知从哪个角落冒出来一个伪造的帖子，说一个上海女去江西男朋友家吃第一顿年夜饭就逃跑，一下把网民给炸了，前前后后上百篇热文回应，堪称今年春节最大IP。

这帖子一看就是假的喂，年夜饭你受不了，农村厕所你应该更受不了，但是就没见你写到晚上上厕所的事情嘛。要逃就逃，还有时间在线直播，文字还这么流畅？怎么没见男方出来回应呢？太多漏洞，就像去年屡有人贩子贴刷爆朋友圈一样，听风就是雨，全民大乱炖。擅长挑动地域和阶层矛盾的某网站，你赢了。

不过大风哥有学文学的朋友说，这就是虚构的力量。好吧，是不是亚里斯多德说过，好的戏剧比真实还真实。也许这出三俗剧戳到了民众的焦虑，单身狗、无房狗都被刺激到。有人说触及到日益明显的阶层矛盾、城乡差别。这个大风哥不太同意，了解农村的都知道，现在农村里生活作风模仿城市很厉害，真正触及的大概是“趣味区隔”，一些势利眼的新兴市民中产比上不足，就急于比下有余，通过趣味、品味来和别人区隔。制造上海女逃亡年夜饭帖子的网站，也一向以势利和歧视臭名昭著。

知乎上的Veri网友一针见血地说：“只要把不锈钢的盘，换成镀银的餐具。小孩子都长了白人的脸，换上花裙子，花裤子。用刀叉。放一点西洋歌。作者就会写到：在迷人的西班牙（或西西里，或勃艮第的一个小村庄或美西山区，自行脑补），他们孩子多，女人多。男性是这个家庭的主宰，被女人们簇拥着，享受着特权。银质的餐具在昏暗的灯光下发出迷人的光彩。陈年的旧桌，散发出吸收了几十年食物精华所产生的特殊光泽。人们的天性毫无压抑的被释放着。 ”大风哥表示五体投地。

真帖子也有。春节前夕，黄灯博士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也一度刷屏。最近两年每到年关，必有乡愁文章刷爆朋友圈。观察者网最早注意到这个现象并加以报道和分析。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发起的两篇现象级博士下乡手记（《王磊光|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和黄灯作品）是代表，不料最终陷入上海女逃亡江西的三俗讨论，倒也应了大风哥的话：在中国崛起背景下，这些饱含文学专业情怀的返乡文章，对于提醒人们注意城乡问题起到了不小作用，却也在无意中成为一种新的市民文学消费品种。但事在人为，有总比没有好。

黄灯博士文章刷屏后，观网也第一时间报道并组织讨论，良药苦口，犀言逆耳，相信有胸怀者自能消化吸收。很快有不少媒体跟进讨论，除了积极响应的，也有媒体发表文章批评唱衰农村的问题，称：

“总而言之，目前盛行的衰败论没有反映农村的真实状况，农村实际上是在发展进步。虽不能谓“衰败论”全是杜撰，但实际上是带着有色眼镜看农村，遮蔽了农村的真实景象，没有看到农村发展向上的一面。”

“网上流传的这类文章的作者，大多数都是通过高考从农村走出去的大学生，有一定的学历，在城市辛苦打拼，但又不能安身立命，因而心里对故乡怀有过分美好的向往，作为心底的寄托。这种美化与现代传媒、文艺作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包括流行歌曲、电视剧、电影、小说等等，近一二十年来对“故乡”、“家”有一种过分的美化和渲染，这些在城市打拼的大学生们受此影响太多，对农村反而十分生疏，将过去当成黄金时代。这有点类似于儒家将三代当理想之世，都是一种有意无意 的建构和塑造。”

虽然不够全面，但也在正常观点交锋范围之内。有趣的是，立刻又有媒体思想频道跟进讨伐“返乡体”，还搬出学者赵旭东文章，加按语认为：“赵旭东先生此文已经对“返乡体”的问题谈得非常透彻。不禁有人会惊奇，这篇旧文为什么能透彻准确地批判了如今的“返乡体”？因为这篇文章当年的回（pi）应（ping）对象包括“华中乡土派”，而去年“博士回乡手记”的很多作者正出自“华中乡土派”门下。遗憾的是，多年过去，他们否定乡村价值、把农村作为医治对象的毛病并没有改。”

看完这段按语，大风哥觉得整个人都懵逼了。

这感觉就好像不久前听到俄罗斯自由民主党领导人批评列宁，称是列宁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听到这话，连希特勒都要在坟里哭出来了吧？

大风哥欢迎深化讨论，但是要搞清楚脉络哦。华中乡土派的回乡手记从没刷过屏，而是对刷屏的文科博士回乡手记的回应。这类深度调查由于属于社会学专业范畴，在情怀和修辞上不如文学博士下乡手记，传播有限，而且从没否定乡村价值，相反，思考的是中国城乡结构的稳定与发展问题。

还是大风哥把风向给圈回来吧，特意去求证了人民大学人类学教授赵旭东和“华中乡土派”的三农研究者。

赵旭东对观察者网表示：

“我和贺雪峰所倡导的观念之间存在着不一样的认识，彼此各自表述，偶有争论。不存在误解不误解的问题。我反对任何先入为主的将乡村看成是有问题的那种研究方式，调查如果变成是侦查、诊断或者诊治，那就是患了专家学者医生化的弊病，我极力反对这一点。至于种种的返乡体，我只能说他们还不懂中国的乡村，更不懂中国的城乡关系及其转型。一两个极端个案可能反映了当下城乡关系的冰山一角，我们只能静观其变，尚不能做出任何的推测，这是社会研究者应该有的态度和矜持。仅此回复，望谅解。不多述。”

可见赵教授对与贺雪峰教授代表的华中乡土派和返乡体有个区分。对于无厘头的批评，华中乡土派学者倒是表现出豁达的幽默。桂华说：“赵旭东教授不一定有按语这个意思。当然赵旭东也算是批评了，但是他没有预测到返乡体，哈。关于‘返乡体’倒是有个问题值得讨论，乡村在谁眼里是需要改造的，谁又将乡村看做希望动力。大资本眼中的乡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眼中的乡村是不一样的，与农民眼中的乡村更是不同。比如今年在各路媒体传播的“上海女去江西一顿饭跑回来”的伪文之所以传播甚广，恰是如此。同样，“回乡记”之所以能够刷爆朋友圈，原因是这些文字所所描述的现象挑动了社会意识，“返乡体”包含了城乡阶层撕逼。”

观察者网邀请三农研究者们非正式讨论这篇文章（主持：大风哥；参与者：三农研究者）：

大风哥：关于“返乡体”，媒体又搞错了吧，怎么把返乡体文章流行这事栽到华中乡土派头上？晕，去年明明是文学博士返乡手机刷屏，然后我们组织华中三农学者延伸讨论，走出返乡情怀体的嘛。 

陈柏峰：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一般人难以区分。乡村当然存在很多问题，我们也在研究中谈过这些问题。城市小资看乡村更像晏阳初，这是一种简单化的思路，乡村的很多问题是发展带来的问题，不是简单的愚贫弱私。去年鄂东博士和今年黄灯回乡文写的都是事实，只不过这种有冲击力的负面事实才能引起注意。你说一些主流方面的事实，比如村里道路修好了，农民生活好了一点，大家没兴趣呀。

赵文确实是批评华中乡土派研究的，但是他有误解。他相信村庄有自我修复机制，然而，在这么一个快速现代化的社会中，乡村社会的自我修复能力极为有限。有一次和赵老师一起讨论自杀问题，我问过赵老师：这么高的自杀率，如何修复？难道乡村没有问题吗？

“荆州农村高龄老年人春节见面互相问候：你准备好了“助壮素”（一种剧毒农药）吗？”这是我昨晚发的微信。农村当然有问题。但这是新问题，是过去的时代没有的。过去农村也有自杀，甚至自杀率一度更高，但与现在性质不同。

吕德文：什么事情都要一分为二。赵老师对我们的批评是多年前的事情了，和返乡体没什么关系，我们团队早些年也有回应。但现在拿出来讨论也不是坏事，赵老师批评三农研究总把农村看做“问题”，这多少和现在的返乡体文字有点相似。我归结两点：第一，农村有没有“问题”，但凡有点社会关怀，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学者，自然而然都会看到眼里。有人关心三农问题，总不是坏事。第二、农村研究和返乡体文字确实还是有差别。对于返乡体文字而言，呈现出“问题”便是成功；但对于农村研究而言，剖析“问题”也许是最重要的。非专业认识只看我们写的随笔，不会看我们的严肃研究，造成一些误会也是自然。

另外，赵文把华中学者看成乡村医生，我觉得一是高估了，我们的研究没那么大的能量，离指导现实太远。二是小看了，我们不单单有医者仁心，还想做点病理分析。

桂华：通被归为“返乡体”一类，由于观察者立场不同，乡村便呈现不同精神和物质面貌。要做“乡绅”那些人与想要在农村认领一块菜地的人，返乡要做的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事。每年两会，总有提案鼓动政府欢迎资本下乡，笔者也参加过一些“乡贤论坛”之类的会议活动，看到大部分“乡贤”盯着的不过是农村土地之类的。借着万众创业机会，这两年在农村开始流行“互联网+”。有没有带动农民致富不敢说，倒是较多听到“扶贫p2p”一类谎言。感触较深的是“互联网+”对农村商业体系的冲击，依托传统农村商业体系产生一批农村农民中产阶级，现在实际情况是大学生返乡创业击垮这批小康农民。农村财富蛋糕就那么大，大资本下乡不是增加一块，而是从要农民手中拿走一块。

再就是游走在城乡之间的人群，典型的是考上大学的农村青年人，这个人群才真正的是农村回不去，城市不容易进来。游走在城乡之间的这批年轻人，个体所面临的社会结构压力在返乡面对父老乡亲时刻，尤为强烈，很多“返乡记”写的是他们的情绪，他们也是让“回乡记”刷爆的主力。尽管有“返乡体”，但农民的声音却很少被表达出来。

肖自强：看到陈柏峰说的助壮素了，本想问问分布情况或特点。我曾在《中国新闻周刊》负责特稿部，曾安排记者写了湖南岳阳地区的自杀村，这个村几乎没老人不是自杀亡的，20多年了有近30个老人自杀，这也提高了青壮年的自杀率。那是一个由水库移民构成的杂姓村。这次你又说起这个问题，便问问老人自杀所分布的村落的特点，还是相对无差别地分布？

吕德文： 两湖平原是自杀高发区。

陈柏峰：两湖一带很多地方都差不多。

肖自强：把自杀高发区分布限定在两湖平原。不知是不是类同于我们报道的那个村，即杂姓村。考察农村村落要区分杂姓村、同姓村、宗族村及其他的区分。

陈柏峰：两湖平原核心区几乎没有同姓村

吕德文：不是，两湖平原村庄分散原子化，老人较弱势。像南方宗族地区，老人自杀很少，倒是以前年轻媳妇自杀多。和社会结构有关。

肖自强：杂姓村治理已成普遍的自杀问题难度有点大，特别是集体组织涣散情况下。 除非当地政府进行专项治理。

陈柏峰：对于湖北的自杀问题，克强总理批示过，湖北省做了大量工作，但收效似乎有限

肖自强：有关社会结构与心理的关系，这是个精细工作，确实不好做。

朱旭峰：前两天有个学者在圈里评论“返乡体”，说农村过去崇拜知识，其实是崇拜知识所带来的权力。村里出了一个高知识分子，就以为他将来会飞黄腾达，大家前呼后拥。但如今，很多博士只是吊丝一枚，而农村人看来飞黄腾达也不再只靠读书，博士回乡也就遭受冷落。反过来就写出了“返乡体”文章。

陈柏峰：诛心之论。返乡体其实就是知识分子关怀天下的优点和不接地气的毛病在当下的综合体现。

下面两篇文章是吕德文推荐的前些年对赵旭东教授的回应，虽然已经时过境迁，但是为了不被最近的舆论风吹懵圈，大风哥经过学习，摘录如下以飨读者：

《赵旭东：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围绕“晏阳初模式”的知识社会学反思》——

当把一个社会界定为一个有问题的有机体时，特别是当有一批知识分子自信自己的目光优越于社会中其他人群的目光，并且拥有发表言论的特权时，这些知识分子也就转化成了诊治社会疾病的社会医生。今天我们经常使用"公共知识分子"这样的称谓来称呼他们，而在那时，就是指那些怀有忧国忧民之心的"文人".这些知识分子大多肯花费极大的精力把自己的观念转变成为公共的言论，从而去说服国家以及社会的核心力量去相信他们的判断，进而实现他们改造社会的目标。

对于那些认为乡村全部是问题的、带有某种政治倾向和企图心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我们又无法与之保持认同。那么作为一位以冷静的客观描述为己任的人类学家或者社会学家，在面对受到伤害的农民或者受到污染的乡村时，该如何做出自己的反应呢？干涉还是不干涉，这是摆在中国乡村研究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难以解决的学术伦理问题。

"为了学术而学术"的"小资情趣"显然已经不再适应这个时代。在越来越多的人自觉为权利而抗争的时候，在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了这种自我权利的能力建设中的时候，直面中国乡村社会的人类学家应该秉持怎样的立场和态度，是当今中国乡村研究遭遇到的最为重大的问题。

《贺雪峰：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

赵旭东在《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发表的“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一文，我认为，赵旭东正确地提出了问题，就是目前我们的确应该讨论中国农村研究的方向了，应该反思30年来的中国农村研究乃至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了。但是，我认为赵旭东的文章没有正确地分析问题。

第一，赵旭东认为，目前乡村建设派象医生看待病人一样看待乡村，认为乡村存在问题，这本身是有问题的。但是，一是乡村建设者本身并不一定是乡村研究者，他们对乡村有关怀，假若他们不认为乡村有问题，他们为何要下乡搞乡村建设？二是当前的中国乡村乃至中国当然是成为问题的，不然为何要建设何改造？如果我们不承认近代以来的中国乡村存在问题，那就不能理解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的发展的原因与样态，更加不能理解毛主席、梁漱溟、费孝通这三大社会学遗产。

第二，赵旭东又认为，作为乡村研究的学者，在具体的调查中，“在面对受到伤害的农民或者受到污染的乡村时，该如何做出自己的反应呢？干涉还是不干涉，这是摆在中国乡村研究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难以解决的学术伦理问题”，从而，赵旭东认为“在越来越多的人自觉为权利而抗争的时候”，中国学者该如何行动，就是“当今中国乡村研究无法避开的策略性选择及未来的努力方向”。而事实上，对于中国学者来讲，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的症结在于忘记了认识中国的目的，丧失了中国社会科学主体性。中国乡村研究的首要目的是理解中国农村，认识中国农村……而不是与西方学术对话。

……在这个认识中国农村的过程中，“为学术而学术”是必要的，在这个层面，赵旭东提出的“干涉还是不干涉”的所谓学术伦理，则恰恰又是一个误导性的问题。

《李德瑞：中国乡村研究：如何“理解中国”，怎样“创造性转化”》——

对较早投身乡村政治方面研究的华中这批研究者来说……由政治学投身乡村研究的这种面向实践、面向现实的学术取向，既影响了华中这批乡村研究者的研究，也成为了后续乡村政治研究的一个基调，并形塑了乡村政治研究的基本路径与特征。从而在后来的研究中，这种实践关怀和现实兴趣便成为多少带有点“传统”意味的基本立场。至于这样的关怀和“传统”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怎样去克服弊端和做出改进，确实是需要深入反思的问题，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乡村政治研究根本就不应该带有这样的关怀。

事实上，对这种乡村政治研究做出反思与改进的努力之一，便是研究者们对于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方法、观察视角、表达方式的借鉴，尤其是人类学那种注重深入理解研究对象本身的基本原则。

在华中这些农村研究这里，由“自治”到“治理”之间的逻辑转变，不是赵所理解的那种是两个差异极大的概念之间的转变（因此不对之进行词源学与谱系学的考察，研究便难以有效进展下去），而是一种研究视域扩大、研究范围拓展、探讨进一步深入的转变。正是在这里，“治理”这个词更能够表达他们在进行了村民自治研究后力求超越原有研究局限并想要做更深、更广层面研究的需求。产生这种需求的原因在于，他们在村治实验与田野调查的经验中意识到，在诸种乡村政治实践活动中，非制度文本的、经济与社会乃至文化层面的因素，在隐约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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