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大卫·麦考特，翻译/邱劭文，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1级本科生】

自2017年开始，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急剧的转变。曾经的“接触”试图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之中；而现在美国所奉行的“战略竞争”则把中国看作是挑战和重塑现有国际秩序的行动者。已有研究对接触的终结提供了三个解释：接触政策的失败；美国国内政治（尤其是特朗普的当选）；国际权力局势的改变。这些解释都道出了一些事实，但在许多重要的方面存在局限。

政策失败的解释来源于一种假设：接触政策的初衷是希望让中国进行改革。四十年之后，中国确实在改革，但并没有走向西方模式。从理论上说，政策失败这一解释暗含一种理性主义的思维，即美国实行接触的原初目的没有达到，从而应当停止接触。这一解释的优势在于，它与那些要求停止接触的精英们的想法是一致的，从而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与此同时，它的局限在于忽视了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因素。实际上，仅从理性主义的角度考虑，接触也不可能永远只把中国的改革当作唯一的目标。从经济角度来看，在与中国的接触中，美国获得了很多实际利益。如果中美继续合作，对双方而言可能都会有收益。

本文原文刊载于《安全研究》

国内政治的解释解决了时间的问题：正是在特朗普当选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美国外交政策开始出现急转。在竞选中，特朗普指责中国，在任之时，他发动了中美贸易战，加剧了中美的紧张关系。可以说，对于美国对华政策转向的解释都无法绕开特朗普当选这一关键事件。但这一解释仍不完美：特朗普的政策并非由他一个人制定，和其他所有总统一样，他也要依靠政策团队来制定政策。除非这些团队里的人都只是执行机器，否则这一解释也站不住脚。关键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刚好是那些反对接触的人被吸纳进决策圈而不是其他人？这些反对接触的政策制定者的资历并不出众。此外，在特朗普上台之前，美国政策就有了转向的信号。因此，尽管特朗普的当选是个关键的节点，但是单就本身而言并不构成充分的解释。

国际权力局势的改变重点指的是中国的崛起。这一论点根植于现实主义，也即中国的崛起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和霸主地位，从而导致了美对华政策的转变。但对于它的批判也正来自于现实主义：中国的绝对实力与美国相比仍有差距，为什么急切地寻求政策转向？美国的确在相对衰落的进程中，但是它的绝对实力仍然足以维系其全球霸主的地位。因而，仅仅是国家实力的相对变化无法与美国外交政策的急转弯产生直接的联系。此处的关键问题不是中国与美国的绝对实力比较，而是中国的崛起对美国而言意味着什么？

本文则强调知识群体（knowledge communities），即那些关键人物的主观观点在接触终结的背后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在已有知识社会学文献的基础上，本文着重强调了知识精英与外交政策之间的互动。这一论点补充了已有的解释并可以提供替代的解释：本文给出的结论可以解释那些掌权的人如何以及为什么开始相信并利用对世界的某些解释——也即“接触失败了”；它还可以解释国内政治（即特朗普当选的关键时刻）对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重要性；最后，本文的解释给出了国际权力局势变化导致政策变化的作用机制。总之，所有关注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都不应忽视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所产生的作用。

从想法到实践：一个知识社会学的视角

通常而言，考虑知识群体在美国外交政策当中所发挥的作用有三种主要的路径。

第一种路径是追寻特定个人或者学术团体的影响，从亨利·基辛格到二战之后的国防知识分子和对20世纪80年代美国环境政策起到重要作用的气候科学等。然而，个人或者某个特定群体的影响是短暂的，40年的时间对他们而言都太长了，无法解释接触的持续性。

第二种路径强调“趋同思维”（groupthink）会缩小战略辩论的范围。例如，帕特里克•波特（Patrick Porter）认为，一种习惯逻辑支撑着建制思想中的自由国际主义，这种逻辑一再将美国拖入外交政策的混乱之中。然而，在大战略层面之下，建制派（the establishment）内部往往存在激烈的争论，并未出现明显的趋同现象。

第三种路径关注“思想市场”（marketplace of ideas）的作用：由于中国行为的改变，思想界会产生新的思想并淘汰旧的思想，而接触正是被淘汰掉的“过时的思想”。然而，这一观点其实是政策失败理论的翻版，因而它低估了或者忽视了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在接触政策是否失败的问题上的分歧。

在接触这一议题上，这些方法共有的局限性反映了一个普遍问题，即如何解释知识群体在政策形成中所发挥的作用。美国的中国研究群体是一个分散的群体，他们和政府有联系但是却远离决策过程。中国研究专家是一种固定的商品，它是一种持续不断的专业竞争的产物，这种竞争是为了将某些能力转化为对“中国”这个庞大对象的了解的声誉。

用社会学家托马斯·梅德韦杰（Thomas Medvetz）的话来说，美国的中国研究社区是“间质的”（interstitial），他们在学术界、媒体和政府这类界限更明晰的群体之间生存，有着自己独特的法则、激励结构和资本。在知识社会学的视角下，将中国研究专家们组成的共同体视为一场在间隙空间中持续斗争所产生的结果是很合适的。在这个意义上，专家并不是某种独特的社会类型（比如医生或会计），而只是在某种条件下得以生成的一种身份，专业知识在此承担的职能是塑造社会网络。因而，本文不把专家看作某种固定的群体，而是力图呈现他们之间的利用专业知识进行的斗争。

对于知识群体产生的思想在美国外交政策制定中的作用，本文提出了三个观点以回应上文所提及的三种路径。首先，知识社区很少有足够的一致性和强大的能力将他们的想法上传到政策层面。其次，在美国国家安全领域的观点经常存在分歧，趋同思维这一危险的现象并不存在。最后，思想市场的比喻更多的是一种规范性的理想，而不是对当今国家安全共同体的准确描述。

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机制：知识群体不遗余力地给一个既定的议题设置框架，以限制主流辩论的边界，从而为可能的政府咨询工作“创造”了专家。为了解释这一机制的运行逻辑，本文将分别从三个视角看待接触：政策、框架和社区；然后给出导致接触终结的三个过程：政治化、职业地位斗争和个性化。

以政策、框架和群体来解释接触的消亡

为了说明接触确实结束了，并且抓取到导致其终结的原因，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接触：政策、框架和社区。可以说，作为政策的接触的仍然有迹可循，但作为框架的接触和作为群体的接触不再是主流的运作模式。

作为政策的接触指政府行动以及在外交、军事和经济领域与中国的联系，包括对中国台湾问题的态度、联合军事演习和一系列高级别对话。在政府间联系之外，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联系、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联系都属于接触的一部分。最后，作为政策的接触包括相关人员与美国政府之间的联系。

特朗普的当选是一个关键的节点，它预示着作为政策的接触的终结。尽管接触政策并未全部取消，但是它已经被取代。美国在2017年1月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以及最近针对中国科技公司的制裁，都构成了一种本质上不同的政策。因此，尽管在特朗普政府末期接触仍有迹可循——包括有限的军事交流（如科瓦里生存训练（Kowari survival training）和国防政策协调会谈（defense policy coordination talks））——但作为政策的接触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取代。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发表的 《美国的太平洋世纪》

作为框架的接触指的是作为美国外交政策中对中国的叙事。这一叙事的核心是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同时实现其带来的好处，这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之前表现得最为明显。作为框架的接触在2016年之前并非完全没有遭遇挑战。例如，由希拉里·克林顿和坎贝尔设计的“转向亚太”（pivot to Asia）战略，或许更应该被描述为一种新生的遏制战略，而不是接触战略。乔治·布什政府最初几个月的对华政策也是停滞不前的“转向前的转向”（pivot before the pivot）。然而，这两个例外都证明了接触的持久性。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的重心从中国转移。2005年，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重申，接触是美国政策的主要框架，他敦促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

作为框架的接触的终结催生了新的框架：战略竞争。在2020年5月发布的《美利坚合众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Strategic Approach）提出了新的框架，这一框架认为美国正在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美国需要“适当地保护自己的利益”。战略竞争框架的形成并不意味着接触战略的全面终结，因为竞争“也必然包括与中国的接触”。不过，正如《战略方针》中所强调的那样，“美对华接触是有选择性的和结果导向的，必须以增进美国国家利益为目的”。

最后，作为群体的接触是指政府内外的个人和团体，他们的工作定义了、证明了并执行了接触政策。作为一个群体，接触集中了一系列高级顾问和政策专家，本文将他们称之为“接触者”（engagers）。这些接触者们并未形成一个具有明确成员标准的正式组织，个别专家和官员可能不认为他们是其中的一员，该群体的优先级对每个人来说也是不同的。此外，就像“接触”这个概念本身一样，“接触者”这个标签本身在很多方面也是事后的建构，而不是一个在几十年里一成不变的固定术语。

尽管如此，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接触群体（engagement community）是一套赞成与中国合作政策的共同立场和倾向，以及与之相关的美中关系框架。这个群体横跨政府和非政府领域，在华盛顿特区和其他地区不断增长的智库、大学、文化和经济组织社区中建立了制度基础，其工作为参与者提供了知识空间、学术声望和政策可信度。如上所述，即使在2016年前，接触者们也不是一手遮天的。怀疑的声音始终存在，在克林顿的第二个任期尤其响亮，并在小布什任期内仍然能够听到。

当然，尽管如此，在特朗普上台之前，接触者还是代表中美关系的主流观点，政策争论的天平始终向他们倾斜。就连特朗普政府的一些关键人物，如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也表示支持接触，尤其是结束贸易战的政策。不过，政策天平现在倒向那些支持战略竞争的一方。

把美国对华接触理解为一种“战略”、“政策”或“方法”是值得商榷的。接触是一个多方面的现象，具有政策、框架和社区三个维度的表现，并从2017年开始在每个维度上被取代。用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话来说，其结果最好描述为“范式”（paradigmatic）转换。作为一种范式转换而不仅仅是一个战略的改变，接触的终结无法用纯粹的理性主义观点来解释。政策与使其有意义的框架和参与其延续的专家群体是不可分离的，因此需要一个更广泛的视角来看待接触的终结，至少要能够包括支持政策变化、框架重新定义和社区更替的各种过程。

在政治化、专业地位竞争和个性化之间的接触

区分接触的三个方面——政策、框架和群体——有助于帮助我们看清接触终结（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美国对华叙事的改变；对于新的专业知识群体的要求）的具体机制。因此，这就可以给出另一种解释，这一解释将以政治、职业和个人三种斗争形式的影响为核心。

“政治化”（Politicization）指的是在中国专业领域内形成不同的群体，这些群体在美对华政策议题上相反立场和认知。本文把这些群体称作“接触者”和“反接触者”。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考察接触的政治化的目的是为了确定接触者和反接触者如何看待世界。中国政策何时、如何成为一个政治化问题？政策制定者和专家通过什么过程来确定自己是某个群体的成员，或者试图避免这种定位？这两个阵营的制度基础是什么？历任总统在限制或促进接触的政治化，以及在或多或少的关键职位的选举政治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美国对华政策的政治化并非始于特朗普的任期。对中国持怀疑态度的人长期以来都保持着强大的存在，在国会中具有特别的影响力。当然，特朗普当选是一个关键节点。他为“反接触者”提供了以前被剥夺的利用其独特的知识和专业资本的机会。特朗普的胜利催生了一群新的、独特的中国专家，他们能够控制框架的设定和政策的制定。

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的言论、框架和政策制定对美国对华政策界和更广泛的中国认知界构成了挑战：要么适应将中国描述为全球霸主的竞争者而不是捍卫国际秩序的合作者的新方式，要么认同并准确地给出一种其他的视角（无论是“接触”或者其他）。正因如此，特朗普的当选迫使接触者转向知识与政治上的防御地位，使其陷入被动状态。

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长期以来将政治化视为主要的社会动力。社会学视角则关注进行斗争的具体模式为何。就对华政策而言，对政策制定控制权的政治斗争与更广泛的专业和个人竞争是分不开的。这种竞争有独特的利害关系、交战规则和奖励。在职业地位竞争中，人们争夺的是地位和声望等文化回报，而不是权力等政治回报或财富等经济回报。中国研究的知识群体将有学术声望和信誉的人与没有这种地位的人区分开来；尽管如此，群体之外的人试图影响圈内人乃至政策制定。因此，职业斗争与政治斗争是不可分割的（但这种关联是弱的）。

用政治化和专业地位竞争来阐释接触的终结仍然是不完整的，因为竞争的主体最终还是个体而非群体。中国问题研究领域的顶级人士并不多，其中许多人彼此相识多年。因此，在政治争论和职业斗争之外，作为政策、框架和群体的接触与特定个人的特定观点和职业有关。如果不关注人们与某些政策、立场和决定之间通常强烈的情感和情感联系，对接触终结的描述就不完整。

接触的政治化

在竞选期间，当时还是候选人的特朗普抨击中国的经济政策，明确将中国视为“摧毁了整个产业”的敌人。在特朗普通往白宫的道路上，利用经济怨恨被证明是成功的。上台之后，他的政府开始用一种新的方法取代原有的接触；到2020年中期，这种方法已经明确为战略竞争。在对中国作为经济对手、安全威胁和意识形态竞争对手者三种不同理解的推动下，特朗普在中国观察界引爆了更多长期存在的分歧，导致了接触者的破裂。

其他政府上任时都承诺采取更强硬的对华政策（包括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但后来他们都软化了立场；而特朗普给出了一个非常不同的高层方向。正如一位接受采访的前美国国务院官员解释的那样：“25年来我一直听到这些论点（中国威胁、接触是错误的）……”然而，在奥巴马第一个任期结束之前的所有政府中，最高层都有一个愿景：支持接触，寻求管理或处理摩擦和分歧并加强合作。这位受访者继续说道，特朗普“基本上一直在抨击中国，各个部门也都闻风而动”。

奥巴马执政期间发生的两件事可以解释这一转变。第一件事情是，著名“中国通”（China hand）杰弗里·贝德（Jeffrey A. Bader）回忆说，2009年底，总统有一次会见了四名著名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们都要求抵制中国的歧视性贸易做法。贝德被认为是一个强硬的接触者，但尽管如此，他“完全赞成采取更强硬的贸易政策”。其他人也支持巴德的结论，比如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但奥巴马拒绝采取行动。第二件事情是，前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Ashton Carter）在2017年的《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中将中国命名为“超级大国竞争对手”（great power competitor）。然而，卡特激怒了白宫，因为白宫急于避免使用这个词，担心它会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sy）。奥巴马政府告诉五角大楼不要使用这个短语。

通过“解放”那些急于针对中国的官员，特朗普培育了一种政治化的接触。然而，尽管特朗普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刺激因素，但他上台并不是这种政治化的唯一推动力：特朗普的当选既是原因也是结果。特朗普利用了政府和更广泛的中国研究专家对接触框架的潜在分歧，促成了前几届政府可能否决的政策倡议。可以说，特朗普的当选使得接触者无法进入白宫的大门，中美关系的管理权被一群接触者群体之外的人接管。

曾在特朗普政府担任国务卿的蓬佩奥

在特朗普的任期内，他与那些“反接触者们”建立了很深的联系：这些人包括他的前两位国家安全顾问赫伯特·雷蒙德·麦克马斯特（H. R. McMaster）和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主任和后来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马修·波廷杰（Matthew Pottinger）、顾问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兰德尔·施里弗（Randall Schriver）、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以及原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后来的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

尽管任何一届政府的内部运作都难以评估，但特朗普政府与中国问题研究的知识群体之间的联系也可以确定地描绘出来。首先，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制定中排除了主要的商业团体，而商业利益一直是推动接触成为框架和政策的一个持续性特征。其次，为了兑现其“抽干沼泽”（drain the swamp）的承诺，特朗普也减少了和支持接触的主流智库的接触，包括共和党人通常会考虑的保守派组织。

特朗普切断了与广泛支持接触框架的大本营之间的联系，他和他的主要国家安全顾问都基本认同这样一种观点：中国计划协调一致，将美国赶出东亚，挑战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前国防官员白邦瑞可能对这种观点阐述得最清楚。据报道，白邦瑞的书受到了特朗普顾问班农的青睐，他敦促总统阅读这本书。在更细的层面上，特朗普团队对中国的看法有三个不同的组成部分。

首先，是经济层面的认识，这是特朗普反对与中国打交道的基础。特朗普的批评跨越了传统的政治界限，与劳工团体和中小型制造业组织的支持者一样，认为美国工人被卖给了中国。简言之，他认为在中美经济交往中，美国工人遭遇的失业应当由中国负责。其次是军事角度，特朗普国家安全团队审视中国的核心视角是军事，他们不认为中国可以和平崛起。特朗普之前的美国历届总统和官员都试图控制紧张局势，认为不能把中国看成竞争对象。但对于反接触者来说，这样的说法已经站不住脚了：中国现在至少是一个竞争者；甚至，它是一个敌人。最后是意识形态层面的，源于班农、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和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等评论家对中国政治制度乃至文明的抵触。这种意识形态观点超越了经济和安全范畴，认为中国无法与自由民主的西方共存。这种观点在共和党获得了广泛支持，乃至作为2020年大选期间共和党协调竞选活动的策略。

反接触思维的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特征对特朗普的影响并不相等。随着2018年贸易战的爆发，经济观点产生了最直接的政策效果。军事观点形成的速度较慢，但增加了五角大楼以大国竞争为中心的长期规划。在新冠肺炎疫情问题上中美采取的相左做法则最终使得意识形态观点得到了支持，尽管它仍处于边缘地位。因此，从这三个维度进行分析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们突出了推动改变中国框架、政策表现和知识群体的不同因素，而这些因素都为向战略竞争的转变打下了基础。

如果2016年特朗普没有当选，接触还会被替代掉吗？这取决于希拉里会把什么样的专家团队带入决策过程。希拉里可能也会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因为在2016年之前，“中国怀疑论”的呼声已经不小。就连支持接触的专家也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因此，无论2016年的获胜者是谁，接触都可能面临压力。但特朗普的当选无疑是一个关键的催化剂：这位总统强硬的外交辞令和经济政策加速了作为政策和作为社区的接触的政治化。特朗普的行为迫使中国问题专家们选边站，不仅要在贸易战问题上给出鲜明的态度，而且要对美对华政策的历史进行重新审视。一个显著的后果就是那些支持接触的人的空间越来越有限。

但即便如此，事情并未一边倒，仍有一群主要是前外交官和官员的人发起了辩护，他们认为尽管事情没有如计划的那样发展，但接触在当时是一项合理的政策。例如，对于芮效俭（J. Stapleton Roy）来说，把接触视为失败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其他主要的接触者也响应了芮效俭的警告。他们认为，放弃接触会妖魔化中国，这不利于开展全球问题的合作。从学术角度而言，类似于芮效俭的言论始终没有停止；但是从政治角度来看，这类辩护只是防御性质的，而且在变化的形势面前显得孱弱。

在参与本研究的受访者中，很少有人真正积极地为接触摇旗呐喊。到了2018年，作为曾经主流观点的接触已经被边缘化。甚至中立都变得困难，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言：“在政治光谱的中间意味着什么？路毙（Roadkill）！”随着时间的发展，原接触社区内部发生了分裂，反接触者从其中独立出来，成为一股新的政治力量。接触作为一种框架和政策被彻底政治化了，那些同意特朗普政府制定一套新的、更强硬的框架和政策的人与为接触辩护的人分道扬镳。

接触美国中国研究领域的专业地位竞争

接触的政治化只是第一步，真正导致2017年前后美国对华态度大转向的是中国问题专家内部的专业地位竞争。围绕接触的职业竞争呈现出一条明显的对立轴，它关乎知识、声望和地位：简而言之，是为了争夺作为专家的身份。

在知识社会学的视角下，中国专业知识是基于对中国的独特认识或洞察力的表现。除了专业尊重的一般属性（如隶属于著名大学和智库），中国专业知识的表现还受到特殊标记的支持，如语言能力、“在中国”的时间、以及对了解中国的承诺。中国问题专家特别重视语言技能，经常将那些真正具有汉语语言能力的人与那些仅仅是用中文“抛出流行语”的人区分开来。作为一个群体，接触者将自己与中国政策辩论中的其他潜在声音区别开来。这些人利用这些特质与美国政府的主要外交政策制定职位建立了紧密联系，从而促进与中国的合作。

因而，远离接触这一范式转变从本质上是关键政策制定者所持有的中国专业知识类型的转变。几十年来，反接触者首次发现，他们与白宫主人对美中关系的看法是一致的。对于这些自称“对华鹰派”（China hawks）的人来说，接触的终结意味着接触者知识霸权的终结。反接触者向来认为，接触者所认为的中美关系与现实脱节。在他们看来，接触者依靠学术资本和与中国的长期关系来证明自己的地位，而这种地位模糊了他们的视野。正如一名受访者所指出的那样，尽管“接触者都很受尊敬，也都很博学”，但这种博学使他们能够避开其他中国观察人士的批评。这位受访者接着说，问题在于接触者被灌输了所谓的“基辛格学派”（Kissinger school）的思想，这一流派认为中国并不是一个具有侵略性的国家。对反接触者来说，这并非事实。

2019年，包括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前东亚事务高级外交官董云裳等数十名亚洲问题专家给特朗普发联名信：不要敌视中国

相比之下，接触者质疑反接触者对中国的了解，指出他们在学术素养方面存在不足，并批评反接触者缺乏与中国国内的联系。接触者认为，反接触者对中国政策的直率观点反映了他们只关注国防和安全事务，而忽视了更广泛的文化、历史和政治因素。接触者们对特朗普政府中成熟的中国通缺乏影响力表示深切担忧，正如一位资深中国问题专家所言，特朗普政府的问题在于，它未能招募或留住任何“优秀的中国观察家”（good China watchers）。

反接触者的专业知识与接触者的专业知识明显不同。双方都意识到，这场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围绕各自的中国问题专家的身份展开的，这放大了双方的敌意。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反映了一场更广泛的专业知识危机。正如一位法律领域的中国问题专家所指出的那样，特朗普对华政策最令人不安的地方在于它反映出的“更普遍地拒绝专业知识”。在接触者看来，批评接触的人根本就不是具备专业知识的中国问题专家。

在专业知识方面，接触者声称他们对中国有“细致入微”（nuanced）的理解。这种细致入微与作为框架的接触是一致的：在这一叙事中，尽管也不认为中美关系能够改善，但对中美关系非黑即白的零和表述是被拒斥的。对于反接触者而言，接触者援引“细致入微”来避免接受反接触者认为不可否认的中国威胁事实。

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指出，不能认为中国试图推翻国际秩序，因为根本不存在单一的国际秩序。在一些地区和特定问题领域，中国坚定维护全球秩序，如军控协议、开放贸易和主权独立准则。反接触者拒绝接受这样的观点，尤其是对许多军方和情报人员来说。正如一位具有军事经验的中国问题学者所言：“你可以问一些理论性的问题，如‘中国真的在挑战国际秩序吗？’。但对于国防部的人来说，我们不在乎……中国正在开发的武器系统只能被理解为在针对美国。”在白邦瑞看来，中国致力于一项长期计划，以取代美国作为主要超级大国的地位。

因此，在美国对华战略从接触转向战略竞争的过程中，“我们对他们”（us versus them）的政治争论和关于专业地位（不同类型的专业知识本身）的斗争起到关键作用。然而，政治和专业领域的争论并不能完全反映接触的终结。放大这两个过程呈现的是一场激烈的个人斗争，这是最为根本的东西。

接触转向个人化

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关键决策和举措都与可识别的个人以及他们发起的官僚斗争联系在一起。接触也没有什么不同，它与少数人建立联系；接触成为而且很可能继续成为情绪化的个人纠纷的避雷针。一位受访者在2019年2月解释说，接触的结束在知识群体中产生了很多个人反感。原先，很多反接触者的职业发展不太顺利，因为他们站在不正确的一方而被边缘化。特朗普拒绝接触的做法助长了这些反接触者的勇气，他们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对的！

因此，许多中国专家对转向战略竞争的支持一直与一种（被忽视的）“情绪”联系在一起：他们的观点和专业知识受到了贬低。一名退休情报官员解释说，当接触者与中国的学者、自由派精英和友好的政策制定者交谈时，他们这样的人（指反接触者）正在阅读机密军事情报，这些情报展示了中国崛起的不同方面。2012年之前，支持接触中国的专家“嘲笑我这样的人，他们说我们没受过教育。然而，正是我们这样的人正确解读了中国的意图”。

个人纠纷并不是中国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现象，接触的历史正是由一系列的个人分歧书写的。崔普烈特（William Triplett）、比尔·格茨（Bill Gertz）和白邦瑞等反接触者对接触者（包括艾里克·麦克瓦登（Eric McVadon）、丹尼斯·怀尔德（Dennis Wilder）和保罗·希尔（Paul Heer））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更尖锐的个人指控来自于所谓的“蓝队”（Blue Team）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活动，认为克林顿政府与中国有着利益勾连。这样的指责通过1998年6月众议院特别委员会关于中国国家安全问题的报告进入了政治主流，该报告经共和党主席克里斯托弗·考克斯（Christopher cox）修订后发布。

如果说在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时期，知识群体内部个人的竞争还是隐蔽的，那么特朗普的当选则激化了个人间的斗争。坚定的反接触者和蓝队的观点在特朗普政府内部及周边主张与中国展开意识形态竞争的人士中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接触的个性化延伸到整个知识社区，放大了接触的政治化，并进一步削弱了接触作为中国研究领域专业地位竞争的框架和政策的作用。

何去何从？——接触之后的中国研究领域

在21世纪剩余的时间中，中美双边关系可能是对国际政治影响最大的国际事务。然而，目前审视美对华政策的视角都存在不少盲点。本文采用知识社会学的视角，追踪了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中国研究领域与政府决策之间的相对稳定的关系。尽管对华政策从来都不缺少争议，但特朗普的当选加深了对华政策的政治化，赋予了反接触者以机会，并迫使接触者采取守势。本文的论点对接触之后会发生什么以及应该发生什么都有着重要意义，对国际关系学者正确描述知识与政策之间的因果机制也提供了新的思路。

把接触分解为政策、框架和群体使得对于接触终结的描述更加全面。有证据表明，远离接触的趋势仍然存在。拜登的中国团队保留了大部分的战略竞争，专注于赢得与中国的竞争。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们——竞争者（competitors）和接触者——都已经意识到战略竞争成为处理中美关系的新框架了。但是在如何进行合适的竞争这一问题上仍未达成共识。

分歧产生的机制让我们可以预见未来的竞争会更加趋向极化。实际上大家都知道，部分的或者有限的“接触”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是在经济领域或者军事领域。但是由于政治本身就倾向于非黑即白的叙事——进行“我们”与“他们”的区分——值得警惕的是专业的声音被埋没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立场，而非他们的观点。接触的个性化越来越明显的事实表明，关键问题在于让特定政策的狂热批评者与强有力的支持者一起分享想法和相互交谈。

需要指出的是，批评本文观点的论者可能会说，本文的论点低估了从接触到战略竞争的最直接的解释：许多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只是改变了他们对中国构成多大威胁的看法。然而，特朗普政府拒绝接触不仅仅是改变了想法；这是一个具有政策、框架和群体面貌的范式转换。

最后，接触的终结凸显了专业知识和外交政策争论的纠缠可能产生的严重影响。就算学术界没有党派之争，象牙塔和政府之间相互理解的障碍也已经足够高了。无论对接触持何种看法，美国国家安全界都应努力发挥知识群体的作用：促进审慎有效政策的共同目标。应该鼓励意见的多样性，否则要求改变路线的呼声可能会以极端的形式出现。如果我们在避免一场新冷战的问题上能够达成共识，那么某种形式的接触总是一个好主意。突出影响决策的社会和专业因素，可以为促进知识界和美国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建立一个更健康的基础提供有用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