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达维德·范雷布鲁克】

本文旨在诊断当前流行的“民主疲劳综合征”，我们可以做出三种诊断：政客的过错、民主制的过错、代议民主制的过错。接下来我将逐一探讨它们。

政客的过错：民粹主义

政客都是野心家、匪徒、寄生虫；政客都是牟取暴利者；政客脱离了普通民众；没有他们，我们会生活得更好。这些指控我们很是熟悉；民粹主义者每天都在使用它们。根据他们的诊断，民主制的危机首先是政客的个人危机。现在的统治者们都是民主精英，这一阶层完全不了解平头百姓之需求与疾苦。因此，民主陷入危机纯属意料之中。

在欧洲，说这些话的有经验丰富的领导人，如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海尔特·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也有新近上台的领导人，如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毕普·格里罗（Beppe Grillo）；一些政党也这么说，如更好的匈牙利运动（Jobbik）、正统芬兰人党（The True Finns）、金色黎明党（Golden Dawn）。在他们看来，治愈“民主疲劳综合征”并不困难：更好地代表民众，或选出更多民众出身的人民代表，他们的民粹主义政党最好还可以获得更多选票。民粹主义政党的领导人常以“人民的直接代言人”、“底层民众的传声筒”、“常识的化身”自居。他们声称自己不同于其他党派的领导人，与大街上的男男女女关系密切。公民们怎么想，他们就会怎么做，对领导者的责任，他们从不推卸。所以他们说：民粹主义政党的政客与人民血肉相连。

我们深知，以上说法都是很成问题的，因为并不存在一个整体的“人民”（每个社会都有其多样性），也不存在什么“民族直觉”，而常识是人们所能想到的意识形态意味最强的东西。常识矢口否认自己的意识形态意味，就好比一个动物园打心底里认为自己还是一片原始土地。认为存在一种领导者，他（她）可以某种有机方式与民众打成一片，拥有和民众一样的价值观，并能意识到他们时时变化的需求，这与其说是一种政治观点，不如说是在走向神秘主义——并不存在什么深层次的问题，不过是些营销技巧罢了。

对欧洲国家的民粹政党领导人来说，怀疑欧盟是共同的主张

民粹主义者就是政治企业家，他们努力获得尽可能多的市场份额，在必要时还会空口许诺以迎合民众。他们如果获得权力，会如何对待那些与之意见相左的人，我们还不太清楚，因为民主将权力赋予多数人且尊重少数人——否则，民主就成了臭名昭著的“多数人暴政”。

因此，对于身体抱恙的民主，民粹主义并非一剂良药。但原因并不在于药方不好，抑或诊断没有找到病根。我们的人民代表确实面临合法性问题，在这一点上，民粹主义者没有信口雌黄。受过高等教育者在议员中占绝大多数，所以别人完全可以说我们的民主是“文凭民主”（une démocratie diplomée）。与此同时，议员的招募也存在问题。社会学家J.A.A.凡·多伦（J.A.A.van Doorn）指出，在以前，议员们当选是“因为他们代表了社会的某些方面”，而如今，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议员是“职业政客”，甚至民粹主义政客也不例外：“他们大多是经验不够丰富但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他们将代表社会的某些方面，因为人民选出了他们。”现在人们倾向于将议员看作一项有趣的事业，一份有时子承父业的全职工作，而不是一项时长只有短短几年的针对社会大众的服务。这种看法也是有问题的。佛兰德斯已经出现了几个“民主王朝”（dynastie démocratique）：德克罗（De Croo）、德古奇（De Gucht）、德克拉克（De Clercq）、万·登·博什（Van den Bossche) 和托贝克（Tobback）这几个家族的第二代已经掌权。一个著名的姓氏可以加快进入议会的步伐，一位已卸任的高官曾私下这样跟我说：“其中一些人如果换一个姓名，就甚至连地方议会的席位都够不着。”

我认为，将民粹主义当作一种反政治形式而不予理会，这从学术上讲是有失偏颇的。民粹主义是进一步加强代表的合法性，进而消除民主危机的最好尝试。民粹主义者们提出实施一次简单而重大的手术，以治愈“民主疲劳综合征”：换血，尽可能彻底地换血，其他问题就将迎刃而解。反对者认为这并不能使决策高效化，并质疑说即使换一些人，政府也不会有所改善。他们认为，问题不在于执行民主制的官员，而在于民主制本身。

民主制的过错：技术专家治国

民主决策往往既耗时又复杂，这让人们对民主制本身的某些方面提出了质疑。例如，面对欧元危机带来的巨大而紧迫的挑战，人们开始寻求效率更高的制度。于是，技术专家治国被看作一条康庄大道。在这一制度中，人们将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责交给专家，因为专家的技术知识可让国家走出现在的困境。技术专家取代政客成为国家的“经理”：他们无须因选举而患得患失，可以高瞻远瞩地计划筹谋，并采取一些不得民心的措施。于他们而言，推行何种政策是一个“市政工程”，属于“管理问题”。

人们通常认为，主张技术专家治国论者都是希望看到国家取得进步的精英阶级。民粹主义是人民的，技术专家治国是精英的，真是如此吗？此言差矣！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公民已经准备好把权力赋予那些并非选举产生的专家或企业家（他们这么做并不是出于慷慨大方）。极具影响的《隐形民主》（Stealth Democracy）一书这样写道：“人民更愿意把权力赋予一个不想要权力的人，而不是一个渴望权力的人。”大多数公民希望民主像隐形战斗机一样隐形而高效。“在他们看来，功成名就的企业家、独立自主的专家尽管缺乏同情心，却很有才干，可以胜任管理国家的工作，又对权力无动于衷。于大部分人而言，这样足矣，比起现在议会中的代表，他们至少已经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技术专家治国论的话语部分借鉴了1990年代的“后政治”（postpolitique）思想。那时人们倡导“第三条道路”、“新中间路线”和共同执政，认为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已是明日黄花。斗争了几十年后，左派和右派又手牵手大步向前了。人们说，解决办法还是有的，只要将其付诸实践就行；重点是要实行“良好的治理”。意识形态之争让位于“蒂娜”（tina）原则，也就是“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自此，技术专家治国论的基石就算奠定了。

前英、德两国领导人布莱尔与施罗德，是90年代欧洲左翼政党“第三条道路”主张的代表人物

希腊、意大利等国的技术专家治国风向最为引人注目。这些国家近年来不经由选举就确定了领导人。例如，2011年10月11日至2012年5月17日，卢卡斯·帕帕季莫斯（Loukas Papadimos）补任希腊总理；2011年10月16日至2012年12月21日，马里奥·蒙蒂（Mario Montif）担任意大利总理。在危急时刻，公民看中的是他们在经济、金融领域的专业能力（前一位是银行家，后一位是大学里的经济学教授）。

其他机构也施行了技术专家治国这一策略，不过没这么醒目。近些年来，国会的相当一部分权力已转移到了欧洲中央银行、欧洲委员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跨国机构。它们也并非经由民主选举而来，因而体现了决策过程中更为广泛的专家治国现象，即银行家、经济学家、货币分析员已涉足权力杠杆。

技术专家治国论的推行范围并不止于国际组织。每个现代民族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推行技术专家治国论，它们撤销了民主空间中的一些权力，然后将其赋予其他机构，例如中央银行和宪法法院的权力都大大扩张了。看起来当局认为明智的做法是，使政府中的一些重要工作（如货币监管、合宪性审查）脱离党派政治的魔爪，从而使赢得选举的可能性无法计算。

技术专家治国不好吗？毋庸置疑，这一制度会带来漂亮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奇迹就是最好的佐证。像马里奥·蒙蒂那样的国家领导人无疑是公共事务的优秀管理者，而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们永远无法望其项背。提高效率并不一定会导致合法性的丧失。但一旦政府缩减开支，民众对技术人才的信任就会消失殆尽，如同积雪见了太阳一般。在2013年2月的总统大选中，马里奥·蒙蒂的支持率仅为10%。

避讳技术专家治国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国家在起步之初总会经历技术专家治国的阶段。1958年戴高乐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是这样，2008年的科索沃亦是如此，因为一个国家在诞生之初，往往面临民主合法性不足的问题。在革命之后的过渡期，未经选举的精英人物往往会短暂地掌权。不过国家要尽快组织选举或全民公投，让信任之仪表转动起来，确立起政权的合法性。技术专家治国可以在短时间内巩固政权，但绝非长久之计。民主制不仅是民享的制度，也是民治的制度。

技术专家的做法与民粹主义者截然不同。他们把效率而非合法性摆在首位，试图探索出一条治愈“民主疲劳综合征”的道路。他们期望这一策略卓有成效，被治理者对其赞许有加，还期望效率的提高可以立竿见影地解决合法性的问题。当然，这在短时间内可能有用，但政治不仅仅是管理好国家。早晚有一天，技术专家也会面临道德上的抉择，而这时就要与人民商议了。接踵而来的问题是：商议如何才能展开？诉诸议会，这是标准答案。但人们纷纷质疑议会的神圣性，这就把我们引向了第三个诊断。

代议民主制的过错：直接民主

2011年8月2日，十来个人在纽约的博灵格林公园（Bowling Green Park）围坐成一圈，这代表美国近年来最令人震惊的事件之一发展到高潮阶段。在过去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里，民主党与共和党在提高国债上限的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民主党主张向国际货币市场多借款，确保国家正常运转；而共和党要求奥巴马总统减少联邦政府花在那些最需要照顾的人身上的开支，大大降低预算，这样他们才会支持民主党的做法。共和党受到茶叶党的行动的激励，坚决不肯松口：“先降低预算，然后我们就会点头。”然而民主党认为，相比对赤贫者极其严厉地削减支出，降低对富人征收的税款更为公平。所以尽管共和党如此要挟，民主党仍然不肯让步。民主党还质问道，如果美国的债务加重，这是否应归咎于在伊拉克的疯狂冒险行动（共和党曾鼓动国家对伊拉克发动战争）？

双方僵持不下。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无力偿还债务、支付工资的日子逼近了：人们计算出这一天是2011年8月2日。这一局面让人想起自行车比赛中的“定车”：竞赛中的前两名选手在即将冲到终点时定住不动并保持平衡。假如双方都不再前行，那么后面的队伍很快就会追赶上来。一场严重的经济倒退将向美国袭来，一轮全球危机也在酝酿之中，因为作为世界第一经济体的美国一旦出现财政亏空，随之而来的崩溃将波及全球。态势紧张至极，所以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请求，希望后者不要走得太远：美国理当顾及自己的利益，但不能因此无视自己作为第一大国应该担负的责任。最后，民主党不得不做出让步，共和党胜出。人们感觉好像在进行2012年总统大选一样。

2011年昙花一现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坐在博灵格林公园的那12个人受够了这一政治局面。这种两党之间疯狂而激烈的竞争几近影响了全球的经济，让各国陷入危机之中。在国会中，公民代表会为公共利益服务吗？抑或参议院和众议院都成了两党人士的儿童游乐场，专供他们玩些不计后果的投机游戏？公园中的参与者之一是住在纽约的希腊艺术家，她不满足于简单的抗议，提出要实施一种她在雅典见过的方法：那是一种露天的“大型集会”（assemblée générale），偶然路过之人可加入其中，在集会中发表意见。在这样一场大型集会中，一种观点受不受支持是十分清楚的，且全体成员会争取达成共识。这种民主方式既直接又平等，被证明是完全可以复制的，能够取代代议民主制。在随后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里，聚集在博灵格林公园的人越来越多。“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运动由此爆发。

华尔街的情形和“我们是99%”的横幅会让人以为，经济形势是民众抗议的唯一对象。事实上，之所以会发生抗议，最根本的原因是人民对代议民主制普遍不满。一位参与者是这样说的：他们在国会上宣称，共同目标是为美国人民服务，但事实上，政党只关心权力斗争。我们选出来的代表……仅仅代表了某些人的观点，某些人包括两类人，分别是代表们所青睐的政党的成员以及富裕的精英人物，后者能成为代表是因为他们可以为政党的大选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作为交换，他们就能享有优先权。“99%的人”控诉的核心是：我们的代表没有代表我们。2011年春天，占领者们在公园露宿了几个星期，他们从开罗解放广场和马德里太阳门广场的示威游行者那里获得了启发。“大型集会”每天举行两次。

这是在议会大厅之外的另一种形式的议会，是一种没有政党的政治集会。公民可以在此自由地提出自己的主张并展开讨论，而无须通过选举代表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大型集会”是这场运动的关键，很快就发展出了一套特有的模式。最惊人的是“人肉麦克风”：由于扩音器械被禁止使用，所以一切都靠人声来传播，不借助任何科技手段，甚至在聚集了百来号人时也是如此。如果有人发言，他附近的人就重复他的话，听到的人再重述，直到他的话传到离他最远的人耳里。人们使用一系列的手势来表达自己的同意或反对，或表示他们希望发言者进一步阐明观点。这些集会没有主席，也没有派系领袖或指定发言人，至多有三五个辩论主持人，而他们的工作只是让整个过程有序进行。参与者信奉的是一种横向的交流。

9月23日，该运动的第一份正式文件《团结原则》（Principles of Solidarity）应运而生。第一项原则直指的不是赌场资本主义、全球化、奖金文化或是银行危机，而是民主。占领者感到他们的政治权利被剥夺了，所以清单的第一条赫然写着：“参加直接而透明的参与式民主”。

在其他西方国家，人们效仿他们，也纷纷走上街头，以争取更好的民主。在西班牙，“愤怒者”运动（Indignados）已经发展得声势浩大，其标语是“现在就要真正的民主”。在雅典的宪法广场，成千上万名希腊人在议院大门前拉开横幅，高喊要推行真正的民主。抗议者们还在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伦敦证券交易所以及法兰克福欧洲中央银行门口搭起帐篷。在德国，“愤怒的公民”（Wutbürger）坚决抗议修建斯图加特新火车站、法兰克福在夜间起降航班、在慕尼黑机场增建第三条跑道以及使用铁路运输核废料。Wutbürger一词被评选为2010年的年度关键词。我是比利时G1000公民峰会的早期成员之一，这一组织为促进更多公民参与政治决策而战。此外，我们都已经见识过网络上匿名者（Anonymous）和盗版党（le Parti des Pirates）的兴起。

2011年12月，抗议者们被《时代周刊》评选为年度人物。不久之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就欧洲突然出现的“地下政治”展开了一项大型国际性研究，其成果可谓意义重大：我们研究项目的最大发现是：各种各样的抗议、活动、运动、动议等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现行政体极度不满。“生气”“愤怒”“失望”这些词语就体现了这种沮丧之情……相比其他欧洲国家，紧缩政策对德国的影响最小……但是，德国也张贴着有关“地下政治”的惊人海报，就像其他欧洲国家一样。这是因为随着运动发展到现在阶段，人们不再满足于抗议财政紧缩政策，而是开始关心政治。

显然，许多抗议者认为，之所以出现“民主疲劳综合征”，是因为现行代议民主制的结构和程序都已过时。他们同意技术专家们的看法，认为民主制存在诸多缺陷，但不愿采纳其建议，以其他政体取而代之，而是一心只想改良它。可具体该怎么做呢？他们当然不赞同民粹主义者的提议，且反对招募新议员就能解决问题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对病入膏肓的身体进行一次输血并不能达到治愈的目的。而且，他们并不像民粹主义者那样对领导者万般崇拜：对于他们来说，这条路径太过垂直，且最后会回到代议制的老路上。那么该何去何从呢？技术专家的效率对他们毫无吸引力。他们举行的会议既独特又周密，由此可以看出，他们更加重视合法性，而不是快速取得成效。

如果仔细分析“占领华尔街”运动和“愤怒者”运动，我们会大为震惊，因为它们的参与者强烈反对议会。他们在纽约高呼：“我们的代表没有代表我们。”在马德里，这句话换了一种表述：大部分西班牙政客并不聆听我们的心声。政客应该倾听我们的声音，让公民直接参与政治，从而让整个社会参与政治生活。而事实恰恰相反，他们只关注经济强国的专制，并且靠着我们蒸蒸日上。占领者和愤怒者对形容词情有独钟：新民主、深度民主、深刻民主、横向民主、直接民主、参与式民主、共识民主。总而言之，他们渴求的是真正的民主。在他们看来，时过境迁，议会和政党已是明日黄花。他们提出共识，否定冲突，支持协商，反对投票，倡导尊敬地聆听，抗议夸张地争吵。他们拒绝拥有领导者，但没有提出具体的请求。他们对现有运动中举起的手臂持怀疑态度，所以当愤怒者走上布鲁塞尔街头时，他们没有举起政党乃至工会的旗帜。在他们眼中，旗帜是属于议会制的。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那个时期，欧洲也如此强烈地反对过议会制，那是离本轮运动最近的一次类似运动。人们普遍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20年代的危机都是19世纪资产阶级民主的产物，因而墨索里尼、希特勒、列宁这三位领导人都猛烈抨击议会制。这件事往往被今天的我们忽略，但我们想让民主重新焕发活力的探索就肇始于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前者认为，若取缔议会，人民及其领导者能更好地达成共识；后者则宣称，若取缔议会，人民就能直接管理国家。

然而，法西斯主义转瞬间沦为极权主义，而共产主义上下求索，努力寻求共同协商的新政府形式。从这个角度来看，取列宁之精华是有用的。在著名的《国家与革命》（1918年）中，他提出摒弃代议制：“议会专门为了愚弄‘老百姓’而从事空谈。”他用一句话传达了马克思对于选举的看法，用它描绘纽约和马德里的情形仍不算过时：“这就是容许被压迫者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压迫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他们。”为了制定另一套制度，列宁借鉴了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而且“共产主义”一词就生发于此）的经验：在公社用来代替资产阶级社会贪污腐败的议会的那些机构中，发表意见和讨论的自由不会流为骗局……代表机构仍然存在，然而议会制这种特殊的制度，这种立法和行政的分工，这种议员们享有的特权地位，在这里是不存在的。

“占领华尔街”运动与巴黎公社运动没有可比性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支持者把祖科蒂公园（Zucotti Park）的占领者和巴黎公社做比较是无伤大雅的错误；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被同情心影响。但是，这场激烈反对议会制的运动对历史一无所知，且没有考虑其他可行制度，这不是战略性失误，而是全然的有勇无谋。他们真的想要现行制度彻底失败吗？如果是这样，那我们该如何谋划未来？我们拿什么保障平等和自由？我们该如何避免犯下灾难性的错误？构建一种协商模式的任务如此重大，仅仅靠讨人喜欢、标新立异是远远不够的。伟大的法国哲学家皮埃尔·罗桑瓦隆（Pierre Rosanvallon）是研究民主制的大家，他提出了一条警告：“当人们尝试进一步民主化时，他们可能会南辕北辙，走向极权主义。”

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Slavoj Zizek）与纽约的占领者进行了对话，叫他们不要陷入自我迷恋，但完全无济于事。美国记者托马斯·弗兰克（Thomas Frank）在一篇文章中言之凿凿地说，这场运动狂热地推崇直接民主和公民的参与，让方法本身成了目的：营造一种民主运动文化对于左翼运动而言至关重要，但这只是起点。然而，“占领华尔街”运动从来没有走得更远：它没有领导罢工运动，也没有堵住招聘中心的入口，甚至没有接管一位院长的办公室。对于占领者而言，横向文化代表了本次运动的最高阶段。就像抗议者们常常说的那样，“过程就是信息”。荷兰社会学家威廉·辛克尔（Willem Schinkel）补充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本次运动是在装模作样地反抗意识形态。参与者对反抗意识形态的渴望比这场反抗意识形态的运动本身更为突出。”

“占领华尔街”运动只揭示了政体的病灶，并未提出任何有效疗法。参与者对代议民主制的诊断甚是准确，提出的治疗办法却差强人意。对于“大型集会”的参与者而言，这无疑将是一次动人而愉快的体验，因为成为一个探讨事务的团体中冷静而成熟的一员是非常令人振奋的。我们对公民美德的培养永远不够，在议会和媒体不再能提供好榜样时更是如此。但不幸的是，对如何把这个过程类推到能真正产生影响的阶段，迄今为止没有人探索过。法国抵抗运动中的外交官、英雄斯特凡·埃塞勒（Stéphane Hessel）著有一本名为《愤怒吧！》的小册子，就是在这本书的启发下，运动参与者称自己为“愤怒者”。埃塞勒强调，只愤怒而不介入是不够的，真正需要做的是尝试影响政府：“不是在权力的边缘，而是在其心脏地带介入。”

以上我谈到了三种医治民主的方法，每种方法都是危险的：民粹主义会危及少数人，专家治国会损害多数人，而反议会制会妨害自由。

（本文摘编自《反对选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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