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随着一则儿童因用药不当致聋的公益广告在央视播出，儿童用药安全问题得到了社会的重视。

同期，新华社主办的《瞭望》新闻周刊2016年第39期探讨我国“儿童用药”之困。报道说，我国现有的3500多种药品中，专供儿童使用的仅60多种，占总数的1.7%。由于儿童与成人在体质、代谢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儿童并不等于“小大人”，儿童用药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成人用药减量。据专家介绍，由于用药不当，“全球每天有125名儿童因中毒死亡，中毒也是我国儿童伤害、死亡的主要原因”，在我国也有大量儿童因此夭折。

那么，造成儿童用药品种少、研发困难的难点究竟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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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狭小，厂家入市不积极

依据WHO的定义，儿童年龄定义泛指18岁以下任何人，中国的定义为14岁以内。儿童病人数少于成人数，仅所谓的婴幼儿阶段，就分为胎儿期、新生儿期、婴儿期、幼儿期和学龄前期五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特定的生理特征，具体到疾病有不同的表现，导致市场过于细分，市场容量有限。

儿童的疾病谱系异于常人，急性病多、慢性病少，常见病为感染类疾病。感冒、发烧、腹泻，通常能够占据儿科门诊来诊量的70%。

目前我国儿童用药的批文数量仅占全部药物的1.7%，分析这1.7%的药品，从药物治疗作用来看，中成药中，止咳祛痰药批文占比最大，占比36.5%；化学药中，呼吸系统用药占比最大，占比45.3%。这就造成儿童用药中，去除抗感染与呼吸系统用药，其他药物的市场就更小了。由于儿童用药的剂量与儿童体重密切相关，让儿童用药需要考虑更加个性化的剂量规格，对商家来说，又是一笔额外的支出。

研发和生产药物的成本是稳定的，但是儿童用药的市场狭小、生产和销售成本高，厂家自然不会积极入市。目前全国6000多家药厂中，专门生产儿童用药的仅10余家，有儿童生产部门的企业也仅30家。成本压力造成95%以上的药品没有儿童用药安全包装，不配备专用量器。

临床试验困难，新药上市难

因为儿童用药的缺乏，据2016年9月16日的《人民日报》报道，国家卫生计生委药政司副司长张锋表示，将借鉴国际有益经验和有效做法，完善儿童用药法规制度建设，研究制定儿童用药的保障条例。进一步协调畅通申报审评的专门通道，加大儿童用药优先审评审批的力度。

但是，新药报审，必须通过临床试验这一关。临床药物试验，恐怕是目前我国医学事业中，在“伦理梗”的应用强度上唯一跟国际接轨的领域。出于试验不得伤害被试对象的伦理，必须向被试儿童的家长一一讲明试验的风险。如果被试儿童的年龄超过9岁，在家长签字同意之后，试验的组织者还要向被试儿童讲解一遍，得到被试儿童的签字同意。

如今，儿童医疗正被一种宏大叙事带来的社会普遍焦虑困扰。养孩子是寄托了一个家族命运的中长期发展计划，计划的执行人如履薄冰，承受不了半分的风险。

因为事先要签定写有一切能想到的小概率风险的知情同意书，有创操作屡遭拒绝。因为缺少腰穿取得的脑脊液化验依据，小儿神经领域的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副主委在查房时常说的一句话是“不管是不是脑炎，都按照脑炎治疗”。

医院流传着一个笑话：某医生拟行有创操作，一屋子的实习生围观。突然，患儿没等医生动手就无明显诱因大哭，医生高喊“闪开”。实习生们不明就里的刚退到一旁，家长就泪流满面、双眼通红、披头散发的撞门进来，高吼“你要对我的孩子做什么！”实习生们感慨，姜还是老的辣，幸亏当时一屋子的人没有一个跟患儿接触的，不然说不清楚了。

儿童用药问题，应该引起家长和全社会的重视

家长一知半解的用药知识，像一些市民抵制移动基站辐射似的，拒绝他们想当然认为有害的药物。过敏性紫癜患儿的家长拒用激素，科主任亲自做工作，好话说尽仍然无果，气得回办公室摔病历夹发泄。

医生的恼火，源于医者父母心。须知，激素几乎是过敏性紫癜唯一的选择。该病攻击血管壁，会累及血管丰富的肾脏，发展紫癜性肾炎，就是一辈子的事情。更倒霉的是，肾内科基本上是激素当家。病人对激素敏感就有希望，对激素不敏感就等着发展为尿毒症。同时该病一遇过敏源即复发，必须端正态度、打持久战。此类是非不分、“惯子如杀子”的实践，普遍存在于各种疾病的患儿家庭。

如果说用药不当一年致死10万儿童，熊家长的危害绝对在此之上。

更有甚者，医生救回了重症患儿，反而被家长痛打。家长的人生规划，不能容忍残疾子女的拖累。舆论居然对家长的行为表示理解。

在这样的情况下，药物临床试验的难度可想而知。儿科是哑科，不良反应就像病情那样难于发现。在当前的情况下，医生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更何况，有资格进行药物临床试验的医院，都是当前爆满的大医院，医务人员疲于应对病人，哪有心思搞科研。

管理手段生硬，老药退市

本来儿童用药就存在后继乏力的情况，一批老药的消失，更助长了儿童用药的紧张。老药的消失，走的是“廉价救命药消失”的套路。有关部门考虑到技术进步、生产力提高，原先的药品生产成本降低，定期降低药价或药品采购中标价。然而，每逢调价，所有药品价格一刀切的下降，显然会影响到一些企业的利益。

近年来，一批廉价救命药被企业打着技术原因、标准升级、原料缺乏的旗号停产、全国缺货，更有甚者直接退市。这其中，也包括了本来就很稀少的儿童用药。

当前，社会经济活动随着时代的进步日益复杂，不能用八十年代的相声里“二大妈”的方式，为了配合预算年度、工作年度之类的周期，“因季节不同，副食品价格下调百分之三十”。客观规律是看不见的手，比数量有限的、看得见的公务员的手，应付全国几千家药企的“麻雀战”要有效率。

目前，不仅仅是儿童用药，老年用药也面临着老药退市的问题。退市的技术理由，有时会让外行发笑。氯霉素是一种对老年感染症有奇效的廉价老药，有时可以取得价格上万元的二线抗菌药物的效果。目前该药退出了临床，理由是存在诱发血液病的副作用。氯霉素的疗程通常为三至七天，老年人血液病进展缓慢，诱发血液病的报告可能在几年以后。对于很多高龄的患者来说，几年后的风险其实意义不大……

如前所述，解决儿童用药的问题，需要发达的制药行业、先进的医学水平、高水平的国民素质和高超的执政能力……总之，需要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目前我国在儿童用药领域的不理想，正是因为我国的发展中国家国情。

但是，我国这样一个解决温饱也不过花了几十年时间的发展中国家，民众像一流国家那样，对保证公民的生命和生存质量有着如此广泛的关注，正说明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尽管儿童用药的问题一时解决不了，但是这种向往先进的心气理应保持，这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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