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邓铂鋆】

纪录片《人间世》第三集《团圆》，把观众的视线带向器官移植的医疗现场。片中最令人动容的镜头，就是捐献者家属在捐献者墓前朗诵器官受捐者寄来的感谢信。

“亲爱的捐献者，你捐献的不仅仅是肾源，而是真诚的一个家，所以让我也有了整个明天和未来……”一个长镜头，让我们看到了捐献和受捐双方宝贵的生命，因为无私选择得到了延续。

为避免器官买卖，法律规定器官捐受双方必须双盲，这样的感谢信必须由第三方转交。类似这样的隔空传书，随着爱心事业的壮大，在我们的社会越来越普遍。（参见新闻：《她和ta拥有同一颗肾 受捐献女孩与捐赠家庭隔空互道祝福》）但是，延续了无数生命的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这几天却承受着巨大的国际压力。

波澜

2017年2月7日，美联社报道称，正在梵蒂冈召开的“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上，一些与会者对中国发起挑战，质疑中国器官移植项目的改革承诺。

少数别有用心者的挑衅当即得到坚定的反驳。2月7日下午，前卫生部副部长、权威器官移植外科医生、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席、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黄洁夫表示，2015年中国全面停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唯一合法来源。黄洁夫称，与2015年相比，2016年中国的器官捐献数目增加了约50%。

然而，黄洁夫的反击继续遭到少数人的构陷。黄洁夫在峰会上对记者说，“中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不否认，会有一些违法的情况发生。”“美国之音”等西方媒体8日立即以“中国官员承认，或仍有人使用死囚器官做器官移植”为题，断章取义炒作黄洁夫的言论。

在“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上，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回应西方质疑（资料图）

历史

黄洁夫高度强调，“我们每一个从事器官移植的医生，都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自己国家的荣誉，绝不能为了发表一篇科学数据造假的文章，去损害国家移植事业的国际声誉。”黄洁夫及其广大同志维护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决心，却被境外某些人看作是要洗脱所谓的中国器官移植事业“原罪”。

用于器官移植的器官必须在捐献志愿者去世后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摘取并用于受体患者，由于过去技术条件有限，在短期内完成确认供体志愿者死亡和器官摘取、转运、手术等流程存在难度，死亡时间可预计、能够让医务人员提前准备的死刑犯，一度撑起我国器官捐赠志愿者的半壁江山。此时，来自心脏死亡志愿者的器官少之又少，多是角膜等皮肤组织。

西方一些国家出于宗教信仰，赋予胎儿很高的权利，甚至通过干涉法律和医疗规范、道德绑架及其他各种手段禁止、限制妇女人工流产。已故美国著名演员克里斯托弗·里夫在事故高位截瘫后，不断推动胚胎干细胞和使用克隆技术生成干细胞，在西方社会一些人眼中就是触犯了天条，甚至遭到丑化和讽刺。

《南方公园》第七季第2集《Krazy.Kripples》，影射克里斯托弗·里夫的角色在电视节目上当众吮吸胎儿组织然后“病情缓解”

我国宗教氛围稀薄，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压力较小，为医学科学研究提供了空间，也带来了一些西方世界罕有的器官来源。几年前，一对夫妇捐出了夭折婴儿的器官，挽救了多位器官衰竭、奄奄一息的患者。媒体报道无意间提到，手术的主刀医生年轻时曾经移植过来自大月份引产胎儿的器官，对幼小的器官有经验。在干细胞概念尚未明朗的80年代，胎脑移植、胎肝移植成为了我国一些学者眼中攻克疑难杂症的突破。

由于文化传统差异，这些医疗行为在西方人眼中成为了大逆不道的异端。此番黄洁夫在梵蒂冈“受审”，颇具象征意义。

“把柄”

尽管我国死刑犯捐献器官有着严格的保障制度，捐献者及亲属直到最后“临门一脚”，都有权利改变初衷。曾经犯下错误的社会成员，在所剩不多的余生，能够幡然悔悟，用自己即将归于尘土的器官延续其他社会成员垂危的生命，这是人性闪烁出的崇高光芒。然而，总有一些境外势力以此攻击我国内政，指责“犯人身陷囹圄，无法保障自由意志，难以说明他是自愿签下协议的。协议可能来自狱方压力，初衷可能是谋求‘宽大处理’，不是真正想捐献器官”。

境外势力不仅以此污蔑和否认我国医学界，拒绝承认我国医学界的学术研究，甚至屡次将“死刑犯器官”和社会敏感问题搅在一起。“聂树斌案”重审期间，一些人故意利用模糊照片混淆聂树斌的去世时间，声称聂树斌因名人需要器官而死。一些邪教组织常年编造我国每年“摘取”了十多万名邪教受害者——谣言中所谓的“信徒”——的器官。十多万个器官要不是用来炒菜，需要中国器官移植界一年做出相当于全球器官移植总量的手术，需要我国的厂商扩大移植术后抗排斥药销量十倍。

被动

中国器官移植事业改革始于2005年7月，当年的世界肝脏移植大会上，时任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指出中国政府在积极推动“利他主义”行为，鼓励亲体和活体提供器官，不再信赖死刑犯。但是，此时器官捐献志愿者这个光荣的身份在一些人的眼中已经污名化了。“捐献器官？枪毙的人才捐呢！”持这样观点的人为数众多，器官捐献工作愈发艰难，也愈发依赖死刑犯。

一些地方器官买卖黑市开始出现，分别居住在远隔千里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农民，居然是“亲戚”；或因为机缘巧合成为莫逆之交，关系铁到要给一方“自愿捐献器官”。在公知鼓吹“拐卖妇女是帮穷地方的妇女过富裕生活”的混乱中，个别医务人员默认了这种“既救了一人命，又治了另一人的穷”的违法行为，媒体多次报道非法器官移植案件。

但转机发生了。

转机

2007年中国最高院收回死刑复核权，此后，死刑数量大大减少，少杀、慎杀的死刑原则成为中国司法实践的常态。此举提高了中国司法界的国际地位，同时也造成来自死刑犯的器官减少。2008年新医改启航，多年来积攒下的患者有条件得到治疗，器官移植缺口拉大，医疗界不得不面对常态转变。

2005年，国家建立器官移植医院资格准入。2007年，《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出台，2009年原卫生部颁布《关于规范活体器官移植的若干规定》，严格保护器官捐献者的安全和利益，并要求各器官移植医院加强器官移植供受者身份核查，杜绝假借活体捐献的器官买卖。规范的建立，让中国活体肾移植比例从2007年的42%降到2010年的18%。但也就是2010年起，我国器官移植全部在信息系统中有详实的可查记录。

2013年《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试行）》正式实施。《规定》旨在保护器官捐献人与接受人的权益，按照《规定》，各省级卫生部门将组建独立于医院器官移植团队的OPO（器官获取组织），并由OPO组建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队伍。而OPO必须在省级卫生部门为其划定的服务范围内实施捐献器官的获取，不得超范围开展工作；获得的每一个器官亦必须进入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接受自动分配。

中国目前的器官移植管理完全参照西方发达国家模式，符合西方国家的伦理规范。时年，黄洁夫在全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视频会议上说：“有了自己的器官捐献体系，中国就能扬眉吐气、光明正大地在世界器官移植的舞台上发言，这也是中国器官移植医生的梦。”2015年，黄洁夫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死囚器官捐献是在我国未建立起公民自愿捐献体系之前，为了挽救器官功能衰竭病人，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我们不能去谴责当时的司法人员和医生，因为他们也是为了治病救人。这是那种落后的行政体制下无可奈何之举，饮鸩止渴。但现在，我们可以把历史令人尴尬的一页翻过去了，开始新的征程”。

中国正逐步建立起规范的器官捐赠体系

未来

国家器官分配系统确保器官获取和分配的透明，提高了公民的捐献意识，压缩了器官买卖的生存空间。2014年，我国80%的器官供体来自志愿者捐献，我国是亚洲国家中器官移植数最高的。身故志愿者的器官捐献事业虽然开展于2010年，但是发展非常迅速。2015一年，全国共有2700多例捐献者，捐献7000多个器官。在2016年上半年，中国每月平均有817例器官移植，总量达到世界第三位。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每成功完成一台移植手术，我国器官移植的等候名单上就新增添了2人，每个月有36人带着遗憾永远离开了等候名单。即使国家移植等待名单建立时间不长，但近60%的肾脏需求要等待1至2年，超过40%的肝脏需求要等待至少一年。为了拯救生命，我们需要付出的还很多。

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不否认，会有一些违法的情况发生”这句话背后的阴暗面。活体捐献杜绝器官买卖仍有难度，通过伪造派出所证明等手段，“假亲戚”存在生存土壤，我们需要统一的行政公共信息平台。难以求证的都市传说中，一些社会成员出于或可怜、或可恨的原因，必须从亲人的尸体上换取金钱；国家打击医闹，他们就另寻他法。

我国当前的器官捐献事业还很稚嫩的时候，一些外来势力把历史问题当成原罪，污蔑我国器官移植事业，诋毁我国医学事业成果，受到损害的无疑是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这种无礼的行径，受损的不仅仅是医学界，受到污辱的是每一位大爱无疆的捐献者，受到伤害的是每一位名列在越来越长的等候名单上的患者。我国尽力压缩器官买卖的生存空间，堵塞可能的技术漏洞，并在此前提下拯救了无数生命，这就是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最大的人权成绩。

由于涉及到意识形态等问题，此次黄洁夫在梵蒂冈“受审”颇具象征意义。但是“得道多助”，黄洁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我国器官移植改革上取得的成绩在峰会取得了世界的认可。”

历史问题不应当成为原罪。我们同时应该认识到，即便我们服从一些擅长指责的人，他们仍然不会停止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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