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邓海清】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1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与中央政治局会议仅相隔一个周末。与往年相比，此次会议时间明显提前，表明中央对做好明年经济工作高度重视、未雨绸缪，提前做好部署和规划。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前，10月30日至31日召开了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对明年经济金融工作做出了战略性的部署和安排，构成一个完整的拼图，需结合起来分析，才能解析出一个完整的图景。

第一条“硬道理”：高质量发展才是打破“老二魔咒”和“中等收入停滞”的他山之石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这起到了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的作用。在此之前，对于如何提振经济，外界有“发钱促消费”、“通胀救经济”等各种讨论。尽管存在种种杂音，此次会议仍然明确了中国经济仍然要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此前“发展是硬道理”的表述更加侧重于量的增长，强调“做大蛋糕”；如今“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更加侧重于质的提升，强调“做强经济”。因此，会议提出“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从质的角度看，二战后德国、日本先后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且具有挑战美国成为全球经济“老大”的机会，但最后德日都失败了，其根源在于做大蛋糕后没能打破瓶颈，科技无法自立自强，在高新技术领域无法打破美国的垄断地位。突破技术瓶颈、引领科技革命才是从“第二”走向“第一”的唯一正途。

当前全球科技革命“皇冠上的明珠”是人工智能及相关软硬件，而美国虽然不再与中国全面脱钩，但在高科技领域持续推动技术封锁、脱钩断链、“小院高墙”。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是迎接科技革命的需要，是打破“老二魔咒”、赢得全球科技竞争的“华山天险一条路”。从建立适应科技创新的金融体制的角度，此次会议提出鼓励发展创业投资、股权投资。

从量的角度来看，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深、劳动力刘易斯拐点已过，以及全球化的退潮，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与高速增长时期已出现下降，这是需要承认的现实。而近两年来美国、印度等经济体由于通货膨胀高企、汇率升值等原因，以名义美元计价的GDP增速很高，学术界和市场上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也应搞强刺激，提高经济增速。此次会议强调发展的“高质量”，保持“量的合理增长”，无疑否定了这种倾向，而是事实求是，尊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中国资源禀赋的现实。

第二条“硬道理”：做好自己的事才是应对明年“半个地球”大选国际政治不确定性风险的王道

会议提出，近年来，我们有效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而做好2024年经济工作，要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从“老的三个统筹”到“新的三个统筹”，可以看出国内因素的重要性上升。会议表示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俄乌冲突、巴以冲突仍在持续，占全球GDP比重一半的国家将在未来一年举行大选（包括美国总统大选），2024年全球地缘政治风险高企。对于中国而言，“打铁还需自身硬”，练好内功，做好自己的事是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的硬道理。

在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稳定进出口方面，会议提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拓展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抓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的落实落地等具体举措。

从“三个统筹”的提法，我们还可以看出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国家现代化的显著特征：

（1）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表明中国式现代化不再机械参考西方“需求经济学”那一套，而是通过供给侧改革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

（2）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并不是像西方那样将人口由农村集中到城市、“消灭农村”，而是缩小城乡居民差距，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共同富裕。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不仅需要科技自立自强，还要体现“人民性”，提升人民生活质量，提供优质公共服务，这也意味着未来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更多地属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范畴而不是房地产建设的概念。

（3）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意味着经济安全、科技自立自强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保障。

第三条“硬道理”：鼓励支持好民营经济再繁荣才是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唯一正道”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在“广场协议”后汇率升值、出口受创，为了扩大内需、对冲出口下滑，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量的无效基建，由于投资回报率极低，没有现金流和利润，最终造成沉重的政府债务。日本至今仍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政府负债率最高的。

2020年疫情以后，美国拜登政府采用直接给居民发钱的方式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带来数十年来的最高通胀和政府债务上限一再被突破。

在国内，面对有效需求不足，“发钱促消费”、“通胀救经济”等药方也引发各方关注，但都只是治标不治本，长期来看并不可取。基建投资在短期内可以成为托底经济的力量，但可持续性有限，而且根据日本的教训，还面临投资回报率下降和政府债务杠杆上升的问题。

从历史上看，中国历次抑通缩、扩消费都是依靠民营经济的兴旺。民营经济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和蓄水池。通过激发民营经济的活力，可以扩大就业，从而提高居民收入，促进消费，扩大有效需求。而且这种需求的扩大是良性的、可持续的。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才是促消费扩内需的治本之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在市场准入、要素获取、公平执法、权益保护等方面落实一批举措。本届政府需要完成两大使命：一是发展数字经济，赢得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科技革命；二是实现民营经济的再繁荣。当前从中央到部门层面已经颁布了一系列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需要抓好落实，出台落地的配套政策细则，提振民营企业家的信心和民营经济的活力。

第四条“硬道理”：财政货币政策提质增效的长期主义才是避免滑向“零利率”或“财政赤字货币化”泥潭的刹车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

中国在疫情后的经济复苏道路选择上，明显有别于西方，不再走“负债驱动的繁荣”的老路，不搞大放水、强刺激、高负债那一套。中国宏观调控的战略定力看得见，市场要抛弃可能会有大水漫灌的幻想。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无论是欧美国家的“零利率”政策，还是“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都是短视行为，不愿意忍受经济的短期阵痛，却留下长期的后遗症。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政策取向来看，中国不会采取危机式的财政货币政策，而是坚持采取常态化的财政货币政策。从广场协议后德国和日本的不同政策取向来看，严守财政货币纪律的德国经济在短期内遭受了阵痛，但长期表现却好于“失落的二十年”的日本。

中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最显著的特征是强调“效率”。中国货币政策从“总量货币主义”到“结构货币主义”，再到如今的“精准货币主义”，更加强调“精准有效”。中国财政政策坚持操守，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操作，中国可谓是一股“清流”。近期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显然对中国政府的财政节制和自我约束认识不足。

第五条“硬道理”：进稳和立破之道新共识才是走出宏观政策，尤其是强监管政策导致“合成谬误”的导航器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明年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在金融领域，金融监管应该“风险无死角”，但要防止“风险零容忍”倾向。这在“新金融”和“老金融”的立破关系处理上有明显的体现：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要统筹化解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房地产、地方债务和中小金融机构的问题是以前老的发展模式遗留下来的，是需要“破”的老金融。例如，房地产对金融资源的占用一度达到总体金融资源的80%。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和城投债务也是“土地财政”模式的结果。会议提出，积极稳妥化解房地产风险，统筹好地方债务风险化解和稳定发展。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房地产风险和地方债务风险化解大概率已经进入尾声，未来“老金融”的增量风险不会太大。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五篇大文章”是金融服务实体、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方向，是需要“立”的新金融。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还提出，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首次提出中国特色金融属性，否定“金融精英论”，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在金融领域的本质特征——从西方金融的三性原则（赢利性、安全性和流动性），深化为“五性”原则（政治性、人民性、赢利性、安全性和流动性）。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要求“要在金融系统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义取利”。

第六条“硬道理”：改革开放2.0新思维才能读懂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版全球化的“任督二脉”

此次会议继续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

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呈现出新的特征：

1.0版本的改革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打破计划经济体制，支持民营和外资企业的发展，释放人口红利和城镇化红利，释放经济增长潜力。

1.0版本的开放主要是参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侧重“引进来”，以市场换技术、以市场换资金。

2.0版本的改革在体制机制改革的基础上，还要解决突破瓶颈和化解风险的问题，所以改革重点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命是赢得新一轮科技革命。

2.0版本的开放一方面是为了对冲逆全球化思潮，另一方面是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感，从大国竞争的角度，阻止脱钩断链、同时，推广中国版的全球化，通过外循环提升内循环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