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师未捷“声先死”。还没能从世界上最好的大学里抢到人才，北京大学的“燕京学堂”就陷入诸多北大师生的口水之中。近两月围绕着北大静园改造和“燕京学堂”项目的争议，再次将北大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前天(28日)，继北大学子发布关于“燕京学堂”项目致校领导的公开信后，北大中国经济研究教授李玲等几十位学者聚集在一起，“围攻”燕京学堂，后者旨在建立并传播以中国话语权为主的“中国学”。

据悉，作为对外界争议的回应，7月9日北京大学刘伟常务副校长等校方领导将与参与讨论的师生进行沟通交流。而早在这场风波之前，刘伟就同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北大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张旭东一起对燕京学堂和中国学的设立做了一番详细的解释。与批评声不同的是，同世界最好的大学抢夺人才的燕京学堂并非如同部分北大师生所描述的那样“草率”，这所学堂的设立有着清晰的战略目标：中国日益成为全球不可忽视的因素，清晰定义“中国学”，构建有中国话语权的中国学学科，成为紧要课题。在张旭东教授的介绍中，中国学也并不是如同外界想象中那般“好大喜功”，而是旨在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底色”。中国学专业首创人、浙江大学教授范捷平也曾经为中国学“正名”：“我希望西方下一代能比较客观地看待中国。”

网上流传的燕京学堂效果图

李玲

“静园小组”公布：“燕京学堂”调查结果

5月5日，北京大学宣布正式启动“北京大学燕京学堂”计划(YenchingAcademy，PekingUniversity)。根据北大的官方介绍，这是一个独立建制的教学科研实体机构。燕京学堂为住宿式学院，将开设一年制的“中国学”硕士项目，主要以英文讲授课程。2015年9月，第一届学生即将入校，其中包括65名海外学生、35名中国大陆学生。

燕京学堂的选址是北大静园六院。近二三十年来，静园六院一直是北大历史系、哲学系、中文系以及其他文科研究机构的大本营。2013年底开始，这些文科院系先后搬至校园东北部新落成的“人文学苑”。于是，腾空的静园六院便成为燕京学堂候选地。

选址静园六院在北大校内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此前，一张修缮效果图从北大BBS上流出，其修缮方案包括地上、地下两部分。这一工程的复杂程度为同类建筑中罕见，其带来的文物保护隐患引起一些文物专家的反对。6月5日，北京大学通过官方微博等渠道发表声明称，在静园的建设方案设计过程中，学校相关部门考虑了多个备选方案，最终确定了基于一到六院现有建筑内部修缮的方案，不在静园地下建设教学区域。

但校方的回应并没有回答外界对燕京学堂项目的质疑。6月8日至19日，北大学生组织了一场“关于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项目的问卷调查”，该行动的发起者为“静园小组”。

根据“静园小组”公布的数据共有3082人通过微博、BBS等网络平台填写了在线问卷。从调查结果看，对“燕京学堂”项目持支持态度者308人，中立者1341人，反对者1433人；对学堂选址静园持支持态度者83人，中立者270人，反对者2729人。

“静园小组”的问卷调查

北大学生发公开信质疑“燕京学堂”课程

“有了燕京学堂，就破坏了仰望星空的地方。”这成为了北大学子反对燕京学堂的“罪状”之一。6月25日，“几名关心学校发展的北大学子”在新浪微博上发了一封名为《就“燕京学堂”项目与校领导的通信三则》的公开信。公开信谈到了问卷调查中两个备受争论的焦点性问题：第一是对静园六院区域及其公共性的维护，在3082份问卷中，有近九成的受访者反对燕京学堂选址于静园。在反对以“燕京学堂”的名义利用静园区域的诸多理由中，一个反复出现的词语是“公共性”。对于北大学生而言，静园是北大核心区域仅有的一块集中、开放的大型户外空间，它不仅是承载着“北大精神”的文化符号，也是大家散步、聊天、聚会、仰望星空的地方。此外，静园六院的公共性还有另一个层次，即作为文化遗产和记忆空间的公共性。

问卷调查的第二个焦点在于对燕京学堂“中国学”学科的性质与设置上的存疑。在北大的官方叙述中，“燕京学堂”项目不仅是北大综合国际化与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创新，也是北大深化教学改革、创设跨学科研究中心的尝试。然而在问卷受访者中有65.36%的人都对“中国学”的项目名称表达了质疑，大部分受访者对于“中国学”的学科性质、“燕京学堂”项目的学制和学科设置是持怀疑态度的。问卷中的不少质疑的来源在于校方目前对“中国学”项目提供的信息不够具体和充分。在参与问卷调查的181位北大教工中，89位教师反对“燕京学堂”项目，有82位教师对“燕京学堂”项目的学制长短、“中国学”学科性质和学术意义表达了怀疑。公开信称，在“燕京学堂”项目设计和“中国学”学科设置上，希望学校能够广泛征求相关人文社科专业专家学者的意见，召开更大规模的学科合理性论证，就学科的具体设置、教学资源的分配方式、课表与学制的设计、招生和人事聘任制度等基本问题进行公开的讨论与充分的说明。

6月6日的“燕京学堂”项目招生宣讲会上，学生们提出一年制“中国学”硕士学位的认证、如何选课、课程是否公开给全校同学、以英文作为“中国学”的授课语言是否妥当等问题。他们自称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得到具体的回答。79.04%的受访者认为在“燕京学堂”项目的筹备组织中，学校筹备组未能充分考虑师生意见。

“燕京学堂”启动仪式

然而，他们的疑问并非没有回答。早在5月5日北大举行“燕京学堂”启动后，北京大学中文系“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张旭东和燕京学堂院长刘伟就曾经接受了今晚报记者的采访，对中国学设立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做了严密的阐明。

5月11日，北大常务副校长、燕京学堂院长刘伟就自信满满地表示：“今天的打拼，就是要和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争夺人才。”如何争夺？靠的就是中国学。提及“中国学”，很多人会有陌生感，学界对此概念也尚无定论。而当中国日益成为全球不可忽视的因素，清晰定义“中国学”，构建中国学学科，成为紧要课题。

北京大学中文系“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张旭东对记者解释，与中国学相近的概念有三个。

一是西方大学里都有的，属于“地域研究”系统里“东亚研究”中的中国研究专业，是一个规模不大，相对边缘化的学科。

二是传统的汉学，它源于欧洲，研究中国古代文明，更像是静态的博物馆式的文化研究，却“并没有联系到现代世界中存在着的中国和活生生的中国人”。

第三种研究传统，关注中国现实，研究者由西方一批政界、军界、情报界、政策智库和媒体人出身的中国观察家组成，主要对中国时事进行观察评论，并非学术性。

“无论是汉学传统、地域研究传统，还是‘中国观察’传统，相对于中国文明整体，特别是当代中国社会的迅速发展来说，都有点像盲人摸象，缺乏整体观，因此也不太可能带来对中国社会、文化、思想的整体了解和深入分析。”张旭东说。

张旭东教授如是向众人阐明中国学的意义：“无论是汉学传统、地域研究传统，还是‘中国观察’传统，相对于中国文明整体，特别是当代中国社会的迅速发展来说，都有点像盲人摸象，缺乏整体观，因此也不太可能带来对中国社会、文化、思想的整体了解和深入分析。”他进一步解释说，中国学界在世界语境中开展中国研究，有必要用一个“中国学”的概念，针对全球中国研究的挑战，建立起既有中国主体性又能与国外优良学术传统和教育训练体系相得益彰的学术建制。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燕京学堂院长刘伟对记者说，中国要走向现代化、走在发达社会的前沿，需要有若干所能被世界承认并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流大学。这样的大学，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在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的基础上，把世界上各种文明的优秀成果、各种科学方法融入中国的学术研究教学和发展中来。这样的需要“空前迫切”。

清华推出苏世民项目

前天（28日），由“活字文化”组织的“燕京学堂与大学改革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与会者多为北京大学知名学者，比如北大中文系教授李零、张鸣，发展研究院教授李玲，史地中心教授唐晓峰，以及评论家李陀等几十位。

在北大发展研究院教授李玲看来，“北大老师现在是一盘散沙。北大就是一个农贸市场，每个人摆了一个摊子吆喝自己的买卖。”对于“燕京学堂”是北大国际化教育改革试点的说法，她认为被夸大了。李玲认为，北大急切推出“燕京学堂”项目，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是清华大学不久前推出了苏世民书院，这是一个“培养各界领导精英”的国际化项目，由清华大学与黑石集团主席苏世民合作建立。苏世民书院项目还在建设中，预计2017年向全世界招生。项目顾问委员会包括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法国前总统萨科齐、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耶鲁大学校长莱文、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和赖斯等。

在李玲看来，北大迅速推出“燕京学堂”项目，很大程度上是缘于与清华大学竞争。

北大中文系教授张鸣认为，“燕京学堂”受到那么大争议，一个原因就是北大校内空间紧张，“从今年开始很多楼翻盖，有一些研究生就要被赶到外面去住。在这种非常紧张的情况下，要把静园那么一大块地单独地圈出来给这么100个学生来使用，这个不太合理。”

被质疑的“中国学”和一年学制

“燕京学堂”的一个最重要内容是建设“中国学”学科、培养“中国学”人才，并设置1年硕士项目。北大英语系高峰枫和苏薇星两位老师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都质疑了“燕京学堂”一年制硕士学制的合理性以及“中国学”的学科定位。李玲说，“可是中国学是什么？自己没有整清楚，怎么来开这个课来教学生？而且一年就能拿硕士，这也是不合理的，因为任何一个学科从学术上来讲是要有积累和有沉淀的。”

在北大中文系教授李零看来，中国学这个概念也是有问题的，“西方没有西方学，东方也没有东方学，中国为什么还有中国学？国学也是这样，我们管外国人的东西叫西学，跟这个西学抗衡的就是我们的国学。”

英文授课也是被诟病的地方。“这个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我不是反对用英文上课，如果要是在美国讲中国研究用英文讲，这个很正常。可是在北京大学，在中国最高学府之一来讲中国的学问，你必须用英文来讲，听课的人必须听英文，这是什么道理？”张鸣说。

北大史地中心教授唐晓峰说，“外国人来了，英语用上了，发表论文也是英语写的了，好像这个就是国际化。”唐晓峰教授认为，北大的改革就是隔三岔五拿出新东西，再来一个新东西，这就是北大在做的改革，“燕京学堂是我们熟悉的一种方式，又办了一个班，北大办的班特别多，燕京学堂就像更大型的班。”

在李玲看来，这次北大“燕京学堂”成为一个事件，背后是大学定位问题。张鸣也认为，现在北大的大学改革到底往哪个方向改，真的要好好想一想。

评论家李陀在会上认为，中国大学的理念一直不对，“究竟我们为什么要办大学？办大学的目的是干什么？”李陀说，“清华很坦白就是要以中国为基地给全世界培养世界领导人，可我们有的大学比较投机。这个事件有可能会带来整个人文领域价值观念新的变动或者是破坏。”

中国学：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底色

时势造学科。尽管非议重重，可从历史和国际形势而言，建立“中国学”的迫切需求却一直存在。据燕京学堂管理者表示，燕京学堂的另一目的是，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从而真正地理解中国。

燕京学堂办公室主任姜国华手头有一份美国花旗银行的报告，上面写着：if you don’t know th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the answer is China。（如果你不知道问题的答案，答案就是中国。）

“我们国家现在有很多称号：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与此同时，我们还提出了两个著名的百年目标，这些都令世界瞩目。而中国的发展究竟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变化和影响，中国希望从世界获得怎样的尊重和理解，这些都已经不简单是学者兴趣或学术问题，而是中国发展及全球发展的需要了。”刘伟说。

张旭东还解释了燕京学堂将吸收65%的外国学生、35%的中国学生的真正用意。“年轻人一起学习生活，并了解对方的文化心理、情感世界，以后兵戎相见的几率就会小得多。”这大概也是燕京学堂最终设定为国内首个住宿式学院的原因。

静园六院

燕京学堂的管理者希望，一年的学习完成后，一些学生可以继续留在北大或去其他名校深造，另一些人回到本国，当他们进入企业界、政界服务的时候，能够有一个理解中国的“底色”。

“这不是洗脑，而是希望通过燕京学堂的学习潜移默化，让他们成为世界公民，同时为世界的概念注入中国因素。这样的学生每年100个，十年就有1000个。”张旭东强调。

曾担任美国纽约大学东亚系主任的他说，举个浅显的例子，有些外国人觉得中国经济跃升就必然要称霸全球，但中国人自己并不这么看。这就要从各个方面给他们解释：中国的历史，并不是一个殖民的历史；中国人对家园有独特的留恋，从诗经到唐诗宋词，都描述了这样的依恋——尊重传统的边界，承认文化差异和生活方式的不同，不愿意为征服异族异域而背井离乡，更不愿意为此打仗。“这样一说，他们就至少了解到有这样一种文化基因。”

中国高等教育界一直在推进国际化。北京大学与300多所境外大学签订了校际交流协议，目前，有来自100多个国家的2500名学位生和6000多人次的非学位生在校学习交流。

不过，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似乎还做得不够。虽然中国于2012年成为继美国和英国之后，世界第三大留学生接收国，但欧美国家早已把留学教育作为公共外交和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途径，精心深耕多年。

英国高教机构ExEdUK曾发布报告称，在全球177个央行行长中，有32位曾经在英国接受高等教育。二战结束以来，全球有超过200位前任或现任国家领导人曾在美国接受教育。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曾说：“对我们国家来说，没有比那些曾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世界领导人的友谊更有价值的资产。”

真正的高校体制改革

一年制硕士在中国高教界并非燕京学堂首创，北大以前就曾经设置过一年制硕士，因需教育部特别批准，所以数量很少。刘伟告诉记者，希望以燕京学堂设置一年期硕士为契机，与主管部门探讨授权北大自主设置学科。

“燕京学堂的很多事务，涉及改革传统的高校体制。”刘伟说。

教育部已批准北大、清华两校及上海市作为全国高校改革试点，北大目前也正在制定报请教育部乃至更高机构的改革方案。

“为什么要给高校办学自主权？以招生为例，一个国家几千所大学，为什么高考录取的分数线一致，高考科目设置一致，高考的标准答案和课题内容一致，高考时间统一设定？由学术规律决定的事情，为什么要由行政命令决定？我们大家所熟悉的MBA、EMBA项目，招生数额都由行政部门决定，导致某些高校招不满，某些高校名额远不够用，并不符合市场规律。”刘伟说。

他还以北大数学学院为例：由于多年来数学系组成了专家团队，从中学开始就对一些学生常年跟踪，挑选最有潜力的学生招入数学系，所以学生质量很高。

“现在是放松一些管制，给大学独立自主权的时候了。”刘伟说，“如果没有大学自主改革浪潮的推进，可能我们也没有这个信心去办燕京学堂。”

（观察者网综合今晚报、东方早报等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