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 观察者网译者 武汉科技大学 吴万伟 校对/ 岑少宇】

国家总是需要这些重要人物给我们指导，但他们还与我们同在吗？如果在，他们是谁？

在英国脱欧和特朗普总统选举之后，能提出极具影响力观点的专家和评论家，试图找出令许多人大感意外的民粹主义狂热的原因。在众多的评论文章和书籍（比如《专家之死》）中，人们的共识似乎是：书呆子们都死了。

这个令人痛苦的结论特别看重公共知识分子，就是他们在1787年制宪会议的116个激烈争吵的日子里创造了这个国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和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等人完全依靠词语创建了新国家。接着，他们用85个报纸专栏支持这个国家，解释和捍卫其工作的这些文章使用的笔名是普布利乌斯（Publius），现在被称为《联邦党人文集》。

曾经有段时间，美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似乎与公共知识分子是混淆起来的。他们是我们的宣讲者和老师，在危机时刻就会发现他们的声音。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激烈抨击美国人拥抱奴隶制，而他的同行牧师亨利·沃德·比奇（Henry Ward Beecher）通过前往欧洲游历，并发表一系列演讲消除欧洲承认南部联邦政府的欲望，从而挽救了美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智慧运动获得新进展，退伍军人法案（the G.I. Bill）让美国大学大幅度增加了潜力。在这个思想繁荣的阶段，在专业化完全站稳脚跟之前，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向渴望获得思想启蒙的接受大学教育的男男女女解释战后世界。

电视提供了新鲜的舞台。1960年代后期开启的美国广播公司（ABC）的“迪克·卡维特节目”（The Dick Cavett Show）、公共电视台的小威廉·伯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的“射击线”（Firing Line）吸引了思想界的目光。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1969年加入伯克利的“越南与知识分子”讨论。在卡维特节目中，作家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给一位耶鲁哲学教授勾画了美国的日常种族主义。

文学批评家卡米拉·帕格利亚（Camille Paglia）、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和阿里安娜·赫芬顿（Arianna Huffington）1990年代后期还出现在“射击线”节目中。“女性运动是一场灾难”是纯粹的伯克利言论，但实际上，那是现在很少会出现的一场辩论。我们的聊天内容都集中在右派的福克斯新闻或左派的后半夜喜剧节目中。

或许是在1978年达到最后的高峰，《民众》杂志恭维随笔作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是“美国知识分子首席歌星”，注意到她藏有8000卷书的图书馆，她黑色的雷克斯鳄鱼皮马靴和她的工作习惯：“她喝咖啡，吃摇头丸。”之前之后从来没有美国知识分子拥有足够的魅力能给结账通道带来荣光。

仅仅几年之后，在1985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公开谴责学界的专业化已经使得最优秀的人失去了争吵能力。他敦促学界同事参与到“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与同胞进行的对话中。”

当今的悲观主义者认为，眼下学术界的威胁恰恰是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严重缺乏。我们在社交媒体影响下，陷入“确认偏见”的泡沫中，自我孤立，而社交媒体尤其是推特上从事“计算宣传”（computational propaganda）的发帖机器人，则靠发布虚假新闻，激化极端的党派偏见。如果只对圈内人讲话，你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

其实，信息爆炸对思想生活的影响在1968年时就被人预测到了，著名作家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和加拿大预言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忧郁的电视节目演播室中，讨论越来越技术化的时代里人的身份认同问题。麦克卢汉以其特别的摩西式抑扬顿挫的调子平静地预测，媒体将把人类带回到部落主义状态。因为我们不能吸收每个数据点或者认识这么多人。他解释说，我们只能依靠俗套观念。麦克卢汉说，“当你给予人们太多的信息时，他们只好求助于模式认知。”

图片说明：美国公共知识分子星空的观星指南

图上文字：因为当今美国公共知识分子有很多，往往形成不同的星簇，我们或许可以将其置于不同的类别。应该承认这样的“天文学”是很可笑的（是的，我们认识到这些“明星”并不会绕着行星转），但这是大概的指南，帮助我们了解引领国民对话的杰出人物。肉眼看不见的是长期闪亮的明星如诺姆·乔姆斯基，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查尔斯·默雷（Charles Murray）、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罗伯特·莱奇（Robert Reich）、葛萝莉亚·史丹能（Gloria Steinem）、盖瑞·威尔斯（Garry Wills）和威尔逊（E.O. Wilson）。我们密切关注来自硅谷的新明星，包括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 Sandberg）和皮特·泰尔（Peter Thiel）。

七大星群：

女权主义者 右派

左派 解释者 科学专家

专门家 崛起的新星

当然，在2017年，我们不是没有信息，而是信息太多了。我们浏览打包的信息流，去寻找支持我们视角的热门话题和观点。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或许对在线的或其他地方的激烈争论采取不同的视角。它事实上成为一种部落主义，其标志是咄咄逼人地坚持连贯性。按照社会学家的观点，人类通常求助于恃强凌弱和道德谴责来维持社会整体的团结。或许我们的有线电视新闻战争和脸书上的互撕不是思想话语的垂死挣扎，毕竟有迹象说明这个全国性的“部落”正竭力将各部分团结起来。

思想讨论的潜在市场变得更大了。美国人口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拥有四年制的大学学位，这是空前的高度。因为女性毕业生和黑人、拉美裔毕业生大幅增加，今天的公共知识分子看起来已经与从前不同了。并不偶然的是，某些增长最快的思想灯塔来自有色人种，比如塔那西斯·科茨（Ta-Nehisi Coates）和罗可珊·盖伊（Roxane Gay）。

如果我们回顾历史，公共知识分总是出现在国家陷入严重分裂的时刻：内战时、越战时、争取民权和女权斗争的时候等。在意识形态严重分歧的当今时刻可能看到公共知识分子的回归，就在我们需要他们的时候，会出现那些能够沟通情感壁垒的思想家和评论家。不过这次，他们有可能出现在在线论坛上，并可能搅动起更多的播客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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