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傅正】

儒法之辨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论题。一直以来，“刻薄少恩”是法家饱受诟病的一点。可当这个评价施之于这一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政制时，就不能不引人深思了：“刻薄少恩”的政制是什么样的政制？法家思想天生“刻薄少恩”吗？

我们不妨从商鞅说起。

刻薄少恩，还是不畏权贵？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因病去世，享年四十有三。孝公在位近24年，变法图强，为秦国一跃成为霸主奠定了基础。他的不幸去世，关乎到另一位名人的命运。此人就是商鞅。二十多年前，商鞅只身入秦，与孝公畅谈“彊国之术”，“语数日不厌。”君臣两人相知相悦，可见一斑。

这二十年来，孝公对商鞅言听计从，荣宠有加。《战国策》甚至说孝公临终时有意传位商鞅，因后者推辞而作罢。这段记载应为外人演绎，但它多少反映出商鞅在秦孝公心目中的地位。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商鞅身为外来户，却位极人臣，单凭这点就足以令他饱受妒忌。

秦孝公去世前五个月，贵族赵良就曾规劝商鞅功成身退。他说道：

“您出一次门，需要几十辆大车跟随，车上带甲士兵全副武装，贴身警卫随从寸步不离，持矛操戟之武士从旁开道。这些警卫措施缺少一样，您都不敢出门。……你还不知足，仍要贪图商於（商鞅的封地）的财富，把持秦国的政教，积蓄百姓的怨恨，一旦秦王舍弃宾客而不能当朝，秦国要收拾您的人，难道还少吗？”

赵良提醒得不错，孝公去世不久，他的亲兄弟，也就是继位新君秦惠文王的老师公子虔，就发动了一众亲贵诬告商鞅谋反。按照《史记》的说法，商鞅一路逃亡到边境，想要住旅店，店家不知此人是谁，就回答他：“按照商君的法令，住店的客人没有证件，店主要负连带之罪。”商鞅无奈叹道：“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

霉运远远没有结束，商鞅好不容易逃到魏国，魏国人都怨恨他当初靠不讲信用，欺骗公子昂而打败魏军，不肯收留他。商鞅只得计划经由魏国逃往他国，没想到魏国人做得更绝，他们担心秦国借口报复，索性把商鞅赶回了秦国。商鞅走投无路，只能逃回自己的封地商邑，很快被前来讨伐的秦军杀死，就这样结束了他悲剧的一生。

这还没完，大抵秦惠文王不够解恨，不仅将商鞅五马分尸，还诛灭商鞅全家。一代大改革家落得死无全尸，绝嗣灭族的下场，着实令人扼腕。

人主生前，作威作福，人主身后，惨遭清算，这类例子古今中西，比比皆是。从大权独揽，到身死族灭，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商鞅的遭遇本不算特殊。然而，这段故事在司马迁笔下却极为传神，以至于令人怀疑其中是不是存在文学虚构的成分。比如后世史家怎么知道商鞅住店遭拒时，会发出什么样的感慨？太史公仿佛身临现场，不很可疑吗？

司马迁像

不过这些还是表层，《商君列传》颇多谶语，用今人的话说，倒像是个寓言故事。司马迁告诉读者，真正杀死商鞅的人既不是公子虔，也不是秦惠文王，恰恰就是商鞅自己——此人一出场就预示了其结局。

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史记•商君列传》）

“刻薄少恩”是司马迁对商鞅的基本评价。这一性格决定了商鞅的成功，也造成了商鞅的失败。因为“刻薄少恩”，商鞅才能毫无顾忌地推动改革，才能不念旧情地诈骗魏将公子昂，为秦国攻取河西战略要地。也正是因为“刻薄少恩”，商鞅不仅在内结怨于亲贵，在外树敌于诸侯，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就他个人而言，“刻薄少恩”当然造成了悲剧，但对于秦国而言，却有大大的好处。因此在国学大师章太炎看来，这一性格反而凸显了商鞅不畏权贵，坚持原则的高尚品质。“辱大（太）子，刑公子虔，知后有新主，能为祸福，而不欲屈法以求容阅。乌乎！其魁磊而骨鲠也。”

章太炎

不管太子也好，王叔也罢，只要触犯法令，一律与庶民同罪，这还不够魁磊骨鲠吗？同理，尽管商鞅欺骗公子昂十分不道德，但我们也完全可以为他辩护说，这是为了国家大事而抛却私谊，是公而忘私的表现。

司马迁与章太炎，一件事实，两番评价。不过太史公终究是太史公，不仅是伟大的史学家，也是杰出的思想家、政论家。司马迁接着评价道：“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商鞅的性格倒在其次，关键是法家的政治思想及其实践同样“刻薄少恩”。

思考儒法关系，别太“二极管”

汉儒桓谭有言：“魏文侯师李悝，著《法经》。……卫鞅受之，入相于秦。”这部《法经》集各国法律之大成，据说是我国目前已知的第一部系统性的成文法典。考虑到当时中国正处于从习惯法到成文法的历史转折时期，说此书是一部制度改革大全也不为过。

商鞅“彊国之术”来源于李悝之《法经》，已得到主流学界的承认。例如钱穆便称：“（商鞅）其变法，令民什伍相牧司连坐，此受之于李克之《法经》（按，原作‘网经，疑误’）也。”

《汉书》则说李悝（克）乃“子夏弟子，为魏文侯相”。从这个角度来说，商鞅系子夏之徒孙，与另一位大改革家吴起同出一门。因此郭沫若称：“商鞅是李悝的学生，与吴起同是卫人而年辈略后。他也是在魏文、武二侯时代儒家气息十分浓厚的空气中培养出来的人物，他的思想无疑也是从儒家蜕化出来的。”

这话多少提醒我们，在思考儒法关系时，最好不要模仿宋明理学家的恶习，不要动辄逼人在“利”“义”之间选边站，并把自己讨厌的人统统归为“管商申韩之徒”。亦如我们在讨论现实政治或社会问题时，切不可像某些公知那样人为地刻画人权/主权的二元对立，或把任何不同意其观点的人统统斥为“极左”，仿佛今天的社会仍然停留在“清算三种人”的时代。

再来说说子夏。关于子夏，荀子讲过一个故事：

子夏家贫，衣若县鹑。人曰：“子何不仕？”曰：“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柳下惠与后门者同衣而不见疑，非一日之闻也。争利如蚤甲而丧其掌。”（《荀子•大略》）

说的是子夏这人穷得叮当响，穿得破破烂烂。有人劝他出来做官，子夏回答：“傲视我的诸侯，我不做他的臣子；傲视我的大夫，我不再见他。柳下惠穿得跟看后门的人差不多，因而不被人怀疑，这不是一两天的传闻了。争夺此等小利而失掉操守，有如抓住了指甲而丢掉了手掌。”荀子赞扬子夏像“古之贤人”那样“自嗛其行”，“贱为布衣，贫为匹夫，食则饘粥不足，衣则竖褐不完，然而非礼不进，非义不受”。

其实荀子对于子夏的态度很有趣：一边高度赞扬其“嗛”，另一边却痛骂其“嗛”。“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可以想见，这种自命清高的态度着实令荀子既敬又恼，所敬者，盖因子夏知礼乐，守节操，所恼者也不难理解。相较于孟子往来于魏齐之间，子夏“终日不言”，于天下何有益哉？

这位“不仕不言”，既不作卿士也不当谋臣的子夏，小孔子44岁。孔子晚年返回鲁国，传《易经》，作《春秋》。子夏正是这一时期孔子的入室弟子。按《论语》的说法，子夏问孔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说明了什么道理？孔子回答：“绘事后素。”子夏立即举一反三，“礼后乎？”（礼乐也产生于仁义之后吗？）孔子听后十分开心，连连赞道：“起予者，商也！始可以言《诗》已矣。”这个小小的例子足以反映出子夏聪明伶俐，才气过人。

《史记》载：“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为魏文侯师。”又说：“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於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可见子夏不仅为魏文侯培养了一大批政治人才，自己也曾教导过文侯。

了解战国史的读者当不会质疑，这位魏文侯可称得上当时头号改革家。按照太史公的说法：“文侯受子夏经艺，客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也。秦尝欲伐魏，或曰：‘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文侯由此得誉于诸侯。”

秦国人之所以不敢伐魏，当然不是因为魏文侯宅心仁厚，而是当时的魏国太强大——不特甲士冠绝天下，军事技术水平和军队的专业化程度，走在列国之前，其内政治理更是有声有色。除了上面提到的吴起和田子方、段干木、禽滑釐等人，还有李悝、翟璜、乐羊、西门豹等一大批卓越的人才效命于魏侯。

这些人几乎都是子夏在西河地区的学生，他们也被后世学者统称为“西河学派”。由此可见，尽管子夏本人“不仕不言”，但绝不代表他没有王佐之功。需要强调，跟后来的荀子一样，子夏虽为儒家，却教出了一大批法家学生。

汉儒称：“经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据说，不仅《毛诗》、《易传》传于子夏，《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出于子夏，《左传》也很可能跟他有关。换句话说，子夏既是一名诗学家、易学家、礼学家，更是一名春秋学家。

大抵在古人看来，《春秋》这部经书似乎有种特殊的魔力。相传关二爷之所以深明大义，就是因为他熟读《春秋》，以至今天的关帝庙还以关公读春秋的坐像为标准造型。

“夜观春秋”关帝像，图自新华社。

晚清时期，康有为等维新人士更宣称自己从《春秋》中找到了大同民主的真理。不过这里需要特别指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也记载过子夏本人关于《春秋》的一番话：

子夏曰：“《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皆非一日之积也，有渐而以至矣。凡奸者，行久而成积，积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杀，故明主蚤绝之。”今田常之为乱，有渐见矣，而君不诛。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简公受其祸。故子夏曰：“善持势者，蚤绝奸之萌。”（《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用今人习惯的话说：《春秋》教导我们，对于威胁国家安全稳定的奸佞之徒绝不可存有一念之仁，必须斩草除根，以绝后患！

法家那一套，不少出自儒家

关于《春秋》之大旨，曾亲炙于大经学家董仲舒的司马迁心知肚明：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太史公自序》）

引文所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云云，可知前引《韩非子》所载子夏之言，绝不是法家杜撰。

今人一讲起儒家，仿佛就是一群满嘴仁义道德却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学究，殊不察古之士君子娴习礼乐射御书数，招之即能上阵杀敌，况夫孔子相鲁七日而诛少正卯，又哪里是影视剧里摇头晃脑的书呆子模样？

关于孔子，《韩非子》还举过一个比较有名的例子：

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子贡以为重，问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则斗，斗必三族相残也。此残三族之道也，虽刑之可也。且夫重罚者，人之所恶也；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无离所恶，此治之道也。”（《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

“弃灰于道者，刑。”这个有关孔子主张严刑峻法的例子，到了汉儒刘向手里，却被挪用到了商鞅头上：“今卫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铁钺之诛，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一日临渭而论囚七百余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畜怨积仇比于丘山。”

汉儒习惯于夸大秦政的酷烈程度，然而这番话大体已被出土秦简证伪了。不过从孔子主张严刑峻法到商鞅实践严刑峻法，同一个案例的不同说法，是不是能够为我们思考儒法关系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呢？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

乱臣贼子之所以惧怕《春秋》，恐怕不只是因为《春秋》行褒贬之事，让他们在史书上留下不好的名声，更在于《春秋》讲授了专政的道理，否则仅凭文人讽议怎么能跟“禹抑洪水”或“周公兼夷狄，驱猛兽”相提并论？

庄子说：“《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孔子有言在先，“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可见正名分是礼乐春秋的基本前提。对于此节，荀子发明最详：

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故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讼，则谓之大奸。其罪犹为符节度量之罪也。（《荀子•正名》）

确定概念、划定名分是王者该做的事，倘若概念规范、名分清晰，人群或事物就能分辨得明明白白。某些玩弄修辞、模糊概念、淆乱名分之辈，擅长迷惑群众，使群众陷入无谓的是非争论之中，以满足他们的利益。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大奸，其罪过类似于伪造符节或变乱度量。

名分对于规范和秩序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大抵在礼学家、春秋学家看来，世界天然就有某种秩序结构，每个人、每件事，甚至每个物品在这个秩序结构中都有固定的位置。什么人在什么位置就该做什么事。

一个人称为老师，有“老师”之名，就该有老师的样子；一个人称为学生，有“学生”之名，就该有学生的样子。君主就要有君主的样子，臣属就要有臣属的样子，人民就要有人民的样子，所有人都要遵循这种秩序结构，不能僭越，不可躐等。

郭沫若说：“前期法家渊源于子夏氏，子夏氏之儒在儒中是注重礼制的一派。礼制与法制只是时代演进上的新旧名词而已。”说这番话时，郭沫若心中法家的典范是商鞅。《商君书》说：“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礼法以时而定。”

诚然，先秦法家这番论说尚且不能跟欧洲近代的历史主义相提并论，但它至少表明：尽管法家扬弃了永恒的“先王之道”，不再像其儒家老师那样“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却毫不妨碍他们把儒家对礼乐之秩序性和规范性的强调推到了极端。用今人的话说，法家抽调了礼乐秩序的道德内涵，把它变成了一台严丝合缝的冰冷机器。

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韩非子•定法》）

《韩非子》甚至举过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极端例子：

昔者韩昭候醉而寝，典冠者见君之寒也，故加衣于君之上，觉寝而说，问左右曰："谁加衣者？"左右对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与典冠。其罪典衣，以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为越其职也。非不恶寒也，以为侵官之害甚于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陈言而不当。越官则死，不当则罪。守业其官，所言者贞也，则群臣不得朋党相为矣。（《韩非子•二柄》）

韩昭侯宿醉。掌帽官见状，担心昭侯着凉，把衣服盖在他身上。昭侯舒舒服服一觉醒后，发现身上盖着衣服，就问左右是谁干的。左右回答“掌帽管”。昭侯因此同时处罚了掌帽官和掌衣官。处罚掌衣官，是因为他没有履行职责，及时给君主盖衣服，处罚掌帽官，是因为他越权，干了本该由掌衣官干的工作。

从这个意义上看，杀死商鞅的与其说是秦惠文王、公子虔，倒不如说是他一手推动建立的秦政，否则他何至于感慨“为法之敝一至此”？胆敢触犯秩序者，虽贵为太子首傅、右傅者，照样斧钺加身，何况一客卿乎？

杨立华教授由是描述法家的主张：“在这里，臣民必须像物件一样，安于他们被摆放的位置。任何逾越界限的举动，无论其动机如何，都将受到严厉的惩处。为了使每个人的职责范围有明晰的界定，任何兼职都将被严格禁止”。

诚哉斯言！然而法家这一套不正是从儒家那里学来的吗？倒是大史学理论家章学诚目光如炬：“申、韩刑名，旨归赏罚，《春秋》教也。”类似的思想史转变还出现在清代。乾隆年间三礼学复兴，戴震、程瑶田、凌廷堪、汪中、焦循、阮元等一干江浙大学者纷纷从事礼学研究。这些学术成果没能恢复三代之治，却为晚清时期的群学和国家有机体理论提供了思想资源。顺便说一句，“富国强兵”一语典出《商君书•壹言》。

总之，如果从秩序的权威性出发，我们可以对商鞅之死与儒法之辨做以上解读。而在下篇中，我们将从国家机器与历史理性的角度出发，进一步探讨“刻薄少恩”的真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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