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傅正】

电视剧《觉醒年代》开播以来，好评如潮。观众们纷纷打出弹幕“这样的电视剧值得二刷三刷”、“希望能有续集”、“希望能经常看到类似的好剧”，更有许多观众发自内心地感慨“多亏当年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才有今天国泰民安”、“感谢革命先烈的无私奉献”、“守常先生千古”、“仲甫先生永垂不朽”、“教员同志心怀天下”、“鲁迅先生的脊梁是最硬的”。

此情此景，令我回想起十年前，电视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热播，引发了社会各界自觉追思缅怀钱学森、邓稼先、郭永怀、王淦昌等“两弹一星元勋”和岳振华等优秀的解放军指战员。

事实证明，群众的口味不总是庸俗的，更有可能是高尚的，人们会对美好事物和崇高理想怀有本能的朴素敬意，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意识形态研究不能总把流行文化跟资本规训划上等号，不能因为观众喜欢看《潜伏》就说因为那反映了勾心斗角的职场文化。

《潜伏》剧照

从影视剧艺术的角度看，《觉醒年代》完全对得起上述评价。该电视剧以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主角，以他们相识、相交、相知，最后结成同志为线索，辅以蔡元培、鲁迅、钱玄同等新文化运动干将和毛泽东、赵世炎、陈延年、邓中夏等进步青年联合登场，勾勒了当年进步知识分子救亡图存、追求真理的热血图景。应该说，主线副线都非常清晰完整。尤其值得赞扬的是，这部电视剧善于运用高超的镜头语言，通过画面切换充分表达出了对白不能表达的意思。

比如第3集，青年毛润之在大雨磅礴的长沙城首次登场。画面出现的是行色匆匆的人群和沿街爬行的乞丐，一队士兵策马而过，踏翻了街边小贩的一箩筐活鱼。这里展现了三个强烈的对比：一、街边痛哭爬行的绝望乞丐和楼上衣着艳丽的阔少奶奶；二、阔少奶奶缸里的名贵金鱼和街边小贩洒了一地的新鲜活鱼；三、等待被卖的穷苦人家儿女和豪华马车里啃着西洋汉堡的阔少爷。

青年润之就在这样强烈的反差画面中登场了，首先出现的是他的脚——一脚踏进一汪积水，水花四溅。细心的观众立马就能联想到将来润之会在如死水般沉寂的旧中国，掀起多么大波浪。

这样巧妙的镜头语言在剧中时常出现，无形之中增加了该剧的深度。最令人感动的也许有两处场景：

第一处在第39集，陈独秀送两位公子赴法勤工俭学。陈延年、陈乔年两兄弟迈着刚健有力的步伐，象征着他们将真正走上一条通往救国真理的道路，画面随即切到1927年7月4日和1928年6月6日的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披戴镣铐、遍体鳞伤的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从容不迫地走上刑场，步伐同样用力。

另一处在第40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李大钊带着陈独秀逃往天津，路过海河边，看见灾民遍地，遂知直隶、山东天灾人祸，民不聊生。有一位当年参加义和团的老人在河边祭奠曾经的弟兄。老人告诉陈李二人：“他们都是为了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李大钊安慰道：“他们是为国捐躯而死的，死得值啊。”

“值个屁！……为这样的国家去死，是冤大头。你看看这满河堤上，这么多年来，一年三百六十天，哪天不是满满当当的灾民呐，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你们二位是白面书生，我就问你们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老人接着说道：“政府？哪见过这么混蛋的政府？八国联军杀进来的时候，这海河上到处漂的都是中国人的尸首，有的没了头，有的四肢不全，有的女子光着身子，可怜呐。老百姓命苦，这么多年，习惯了。”陈独秀听罢，泣不成声，当即发誓必须建党。这个剧情就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旧社会劳苦大众的惨痛处境巧妙地勾连在了一起，点透了我党成立的初心与使命。

上述细节的刻画充分体现了主创团队的用心态度，类似高水准的细节处理在当今电视剧领域，仍是不多见的。因此，《觉醒年代》配得上“优秀电视剧”的称号。

说了它的优点，再说说缺点。我本人受过近代史学科的专业训练，并专门研究过五四运动，对于相关题材的影视剧不免吹毛求疵。毕竟以后这类题材的影视剧还会再拍，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觉醒年代》最大的问题是它的剧情分配不合理。总共43集的篇幅，直到27集后半段才讲到五四运动爆发。这造成1919年以前太拖沓，1919年以后太跳跃。

长久以来，我们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叙述是模仿了法国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叙述。“没有启蒙运动就没有法国大革命”的公式被直接移用到了中国，变成了“没有新文化运动就没有五四运动”。这样的逻辑当然不能说有错，但也造成了许多麻烦。麻烦之一就来自于剧中的重要人物胡适。

《觉醒年代》给人造成的印象是胡适与李大钊、陈独秀路线不同：胡适主张实验主义，主张渐进式的改良，李大钊主张马克思主义，主张暴力革命；胡适主张不谈政治，专注于文化运动，李大钊则强调没有政治革命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化进步。

确实，胡适晚年对唐德刚说过：“我们那时可能是由于一番愚忱想把这一运动，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但是它终于不幸地被政治所阻挠而中断了！”

很多人就据此把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分成两截。“没有新文化运动就没有五四运动”，在他们看来，完全可以解读为“新文化运动的因不一定导致五四运动的果”，它也可能结出其他果子——什么“救亡压倒启蒙”、“新文化和五四完全是两档子事”等等奇谈怪论由此层出不穷。究其实质，还是“告别革命”的意识形态使然。

但事实上，胡适的话是不能信的。比如1922年时，他还公开赞扬五四运动：

林、蔡的辩论是八年三月中间的事（按，指林纾、蔡元培关于小说《妖梦》的纠纷）。过了一个多月，巴黎和会的消息传来，中国的外交完全失败了。于是有“五四”的学生运动，有“六三”的事件，全国的大响应居然逼迫政府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这时代，各地的学生团体里忽然发生了无数小报纸，形式略仿《每周评论》，内容全用白话。此外又出了许多白话的新杂志。有人估计，这一年（1919）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种白话报。……从前日报的附张往往记载戏子妓女的新闻，现在多改登白话的论文译著小说新诗了。……时势所趋，就使那些政客军人办的报也不能不寻几个学生来包办一个白话的附张了。民国九年以后，国内几个持重的大杂志，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也都渐渐白话化了。

按照这种说法，文学改良能走下去，能走得远，还全赖五四运动的刺激，又哪里是“不幸地被政治所阻挠而中断了”？非特“新文化和五四完全是两档子事”纯属胡言，即便“没有新文化运动就没有五四运动”的命题也不能简单教条地对待。

具体说来，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基本集中在北京高校的校园里，谈来谈去都是文学改良、白话文之类的话题。其实它们都是辛亥革命时期早已提出并实践过的东西，比如陈独秀当年就办过《安徽俗话报》，同时期还有份《安徽白话报》，跟他的刊物在宗旨和风格上基本一致。

再比如钱玄同等新文化运动干将早在辛亥时期就跟他们的老师章太炎办过白话文刊物《教育今语杂志》。进一步说，文学改良也好，白话文也罢，其意义是普及国民教育，让群众有参政议政的能力，跟政治动员的需求是密不可分的。再新的政治刺激到来之前，文化界也很难提出新的思想。

章太炎

《觉醒年代》用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讲述这个时间段的内容，注定了北大校园将成为它叙述的主体。

一般把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当作新文化运动的起点。然而当时的《新青年》非但不是什么名刊，反而经历过很长一段惨淡经营的时光。我们今天觉得既然刊物叫“新青年”，应该很受青年关注才对。但在当时，这类名称并不少见。我曾经查阅过1980年代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三卷（上、下），其中收录冠有“学生”或“青年”之名的刊物就有7种以上。这还不包括大量未收录的地方性刊物。

“新青年”几个字实在没有太大的特点。鲁迅先生就说，当时的《新青年》“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周作人也说：“即如《新青年》吧，它本来就有，叫作《青年杂志》，也是普通的刊物罢了，虽是由陈独秀编辑，看不出什么特色来。”

人们说《新青年》之所以了不起，是因为它倡导“民主”、“科学”，改变了时代风气。我倒想请诸君动手翻翻《新青年》杂志，它共发表过1529篇文章，其中有几篇出现过“民主”、“科学”、“德先生”、“赛先生”或其他相关字样？绝对不超过十个手指头。民科、科学之能成为时尚，还是有赖于五四运动的爆发。

《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

即便1917年初《新青年》随陈独秀到了北大，也没有改变它不受关注的困境。1917年8月还一度因为销路不畅，被迫停刊。至于该刊为什么会从默默无闻变为一代名刊，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王奇生教授曾有篇著名的论文《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专门论述过这个问题。

不过王教授漏讲了一个关键因素，《新青年》的发迹跟政治势力（研究系、旧交通系）的扶持有很大关系。而这股政治势力才是五四北京学生运动的主导鼓动者。大家也许对《觉醒年代》里头的国民外交协会委员长汪大燮印象深刻，汪就是研究系的骨干成员。对五四运动影响更大的则是另两位骨干梁启超和林长民。

与其说《新青年》开启了新文化运动，倒不如说《新青年》正好迎合了北大新文化运动的需要。清末主导北京大学的桐城派，在辛亥革命以后，因光复会拥立袁世凯有功，其成员大量涌入北洋政府的文教系统。他们跟桐城派在政治立场和学术见解上大异其趣，北京大学的桐城派就成为了他们排挤的对象。

在教育总长蔡元培的主导下，教育部找了个理由，把老校长严复轰出了北大。同时，与光复会有直接关系的章太炎门生取而代之。用沈尹默的话说：“太炎先生门下大批涌进北大以后，对严复手下的旧人则采取了一致立场，认为那些老朽应当让位，大学堂的阵地应当由我们来占领。”（沈不是章太炎的正式弟子，但与章门同属一派）。其实这才是新文化运动的起源。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之后，章门弟子对于桐城派的斗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按照《觉醒年代》的说法，刘师培、黄侃等人伙同辜鸿铭、林纾攻击新文化运动。这不符合事实。

黄侃是章太炎的得意弟子，刘师培则与章太炎过从甚密，他们跟林纾等桐城派在学术上乃是死敌，怎么可能沆瀣一气？事实上，黄侃等人恰恰站在了新文化派一边，痛打桐城派。此举甚至令其师章太炎大为不满，章曾写信给另一位弟子吴承仕（吴先生心向进步，后来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我党的革命史学贡献良多），抱怨黄侃怎么专骂桐城派，不骂白话文？

想必聪明的学者已经看出，所谓“兼容并包”，包的只是某一派系，不同派系那是要尽可能打死的。新派的钱玄同与旧派的黄侃本就是同门兄弟，来往紧密，能不兼容并包吗？

其实“兼容并包”出自蔡元培的自辩，而不是别人的评价。当时深受排挤的林纾等人无处发泄，遂写小说射影含沙，表达不满。挖苦别人也就算了，偏巧《妖梦》挖苦了蔡元培。蔡元培在《公言报》上反击，说兄弟我本人其实是主张兼容并包的。

您细品，这话说明了什么？不正好说明了当年北大受某籍某系掌控，一点也不兼容并包吗？否则蔡公何须作这样的自我澄清？用当时人的话说，“欲办好北大，非尽去浙人不可。”

严复、林纾等人守旧吗？相信但凡了解点历史的人都不会这么说。另，辜鸿铭确实不属于江浙派，但他也不是蔡元培聘请的，并且在蔡元培时代混不下去。

《觉醒年代》既然把大部分篇幅都用来描述这个时间段的历史，就不可能不囿于北大的校园政治，为了把故事说下去，又需要虚构大量不存在的新旧对立。更重要的是，这种叙事结构给它带来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今天再像当年的新文化派那样把中国的传统说得一文不值，肯定不合时宜。反之，如果为了弘扬传统文化而展现出新文化派霸道蛮横的一面，则属于另外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总之，无论说贬低旧派还是贬低新派都是历史虚无主义。怎么办？

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场景：李大钊带着一群青年学生瞻仰韩愈祠，热烈夸赞韩愈的伟大贡献。这显然不符合史实。韩愈发明道统，鼓吹文以载道，是桐城派的祖师爷，新文化派攻击都来不及，怎么可能交口称赞？

又如青年毛润之，游历曲阜后来到上海，见了陈独秀。陈说早知如此，就该让你替我为孔老夫子上柱香，表达敬意；还说自己其实是尊孔的，只是不喜欢别人乱打孔子旗号。这更不符合事实。须知历史上新文化派们抱定“取法乎上，仅得其中”的宗旨，对于孔家店务求批倒批臭，又哪里会明确表示尊孔？

同理，旧派人物也很有风骨，尤以辜鸿铭展现出对西洋历史的高超见解，维护了国权和北大声誉，令人肃然起敬。反正新派是好人，旧派也是好人。这样的叙事结构其实反映了编剧左右为难的处境。但故事总需要坏人，于是唯一的大坏蛋就落到了张厚载头上（剧中将他改名张丰载）。

历史上的张厚载虽然家境不错，但并没有京师警察厅的强硬后台。更重要的是，他本来拥护文学改良，但反对新文化派把旧戏剧骂得一文不值。这一立场竟遭到了一众新文化干将群起围攻。作为一介布衣学生，生前饱受老师排挤，身后还被刻画成这般猥琐模样，冤不冤？

剧中的张丰载

以我愚见，未来再拍同题材电视剧，应该颠倒《觉醒年代》前重后轻的结构，把重点放到五四运动及五四以后。五四前的主要斗争双方是北大校园里的新派与旧派，五四运动的主要斗争对象则是皖系军阀和安福系、新交通系政客。这场运动远远超出了一个北京大学。五四以后，真正的新思潮蓬勃迸发。科学与人生观之争、唯物史观之争、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争，其中出现的新思想新主张，也远远超出了之前的文学改良。

甚至于“新文化”、“新文化运动”都是五四以后才出现的。比如陈独秀直到1920年才发表文章《新文化运动是什么》，给了新文化运动一个模糊的定义。尽管我们把新文化运动追溯到1915年，但事实上1919年以前，当时人还不知道自己搞的是新文化运动。

视角的局限性使得该剧没有办法展现很多新思潮、新实验的社会背景。举个例子，剧中不惜篇幅描写了陈延年等人的工读主义实验，但让人看了觉得像今天大学生合伙做生意，让人感到俭洁食堂之所以倒闭，主要是因为经营不善，不知道如何搞营销。

剧中的俭洁食堂实验

事实上，工读主义对中国影响非常大，它没有因为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消退。新中国成立后，当年的许多主张还深刻影响了我国的职业教育。

今人很难想象当年士大夫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有些网文说到钱钟书在五七干校不会烧开水，人送外号“钱半开”。其实这不过是过去读书人的一个缩影。梁启超刚逃亡日本时，甚至没有佣人服侍就不会自己起床穿衣。钱学森在麻省理工读书时，不屑于帮助工人搬运实验器材，还遭到美国同学的嘲笑，等到了加州理工才开始主动跟校工打成一片，融入了实验室集体生活。

再比如1977年的香港小姐朱玲玲嫁给霍震霆，进了霍家以后看到佣人打扫房间，去搭了把手就被婆婆痛斥“你一少奶奶怎么能做下人的事情？！”……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不了解过去士大夫的寄生性，就不知道为什么当初进步知识分子欢迎工读主义。这些东西远比北大校园要厚重，是应该得到充分呈现的。

最后说一点本人研究五四运动的基本结论：单就运动本身而言，其实跟2014年的乌克兰没有本质区别，都是美国人煽风点火，各方政客学阀军头财团粉墨登场，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排除异己。中国之所以走上了不一样的道路，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自从有了先进的政党，群众就能组织起来，使中国走出了动荡的局面，开辟一番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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