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傅正】

梁启超是怎么影响青年人的？我们先从一段历史往事说起。

2009年，一部陈可辛指导的动作片上映，叫作《十月围城》，讲述的是1906年，清政府派遣杀手刺杀孙中山。一群革命义士受到消息后，义无反顾，甘愿牺牲，保卫孙中山先生。电影里头梁家辉饰演了一个叫作陈少白的人。

陈少白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早在1889年就结识了孙中山，是兴中会的骨干成员。早在戊戌变法时期，陈少白就受孙中山的委托，前往联络康有为和梁启超。

电影《十月围城》中的陈少白（图片来源：豆瓣电影）

那个时候的兴中会，主要成员还是海外华侨，他们跟国内读书人群体的联系是很少的。所以孙中山当时非常看中梁启超，甚至想把整个兴中会的宣传工作都交给梁启超。当然，梁启超当时也对孙中山很有好感。[1]

等到百日维新失败以后，康党流亡日本。孙中山得到消息后，就立即拉上日本人宫崎寅藏、平山周，一起去拜访康有为，康有为很牛，“我是什么人？我是领受光绪皇帝衣带诏的人，怎么能跟你们这帮乱党来往？”直接就拒绝了对方的好意。

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日本进步党首领，前文部大臣犬养毅出面撮合两派。这边孙中山、陈少白，那边康有为、梁启超，总共四个人到早稻田大学的一所公寓里头会谈。结果康有为不肯来，而是让梁启超去敷衍一下。

很快，康有为就会为自己的孟浪而后悔。因为那天梁启超和孙中山、陈少白聊得非常投机，整整聊了一个通宵，第二天天亮了才各自散去。

几天以后，孙中山派陈少白再去找康有为，进一步商谈合作事宜。康有为根本不愿意搭理陈少白，就派弟子徐勤去前厅敷衍陈少白。这个时候正好梁启超回来，一看陈少白在，“哟，你来啦，走走走，我带去见康老师。”直接把陈少白带进内堂了，这下康有为躲不掉了。[2]

陈少白劝康有为：“你看朝廷昏庸无道，不能指望了，不如我们联起手来，一起推翻清王朝。”康有为反正还是那套，什么“皇上仁德圣明”，什么“我奉衣带诏讨贼”，什么“他日皇上必然复辟临朝，我等起兵勤王讨贼，一朝扫除奸佞”之类的话。

电视剧《走向共和》截图

注意，当时还有几个人在场。其中有个人叫作王照，熟悉戊戌变法历史的人应该不会对他感到陌生。

戊戌变法时期，王照还是一名小小的礼部主事。但就是这个小官，却上疏光绪皇帝，建议皇上亲自游历日本、欧洲，考察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礼部领导一看奏疏，这不行，不合礼法，历来都没有皇帝离开京城，跑到国外去游历的事情，皇帝不在京城，谁来主持朝政？这么多折子怎么办？所以礼部领导不肯帮王照上呈奏疏。

后来光绪皇帝知道此事，非常生气，在1898年9月4号这一天，一口气罢免了包括礼部尚书、左右侍郎在内的六名主管领导，史称“礼部六堂官”事件。

“礼部六堂官”直接引发了慈禧太后的警惕，帝党与后党的矛盾迅速激化起来。半个月以后，慈禧太后就发动了政变，扼杀了百日维新。作为“礼部六堂官”事件的主角，王照当然受到了通缉，他就跟康有为等人跑到了日本。也就因缘巧合，列席了这次陈少白跟康有为的会谈。

就在康有为大谈“我奉衣带诏讨贼”的时候，王照突然说话了：“我自从跟你们流亡到东京以来，一切行动都不自由，行动有人监视，信件有人检查，请在座诸位评评是何道理？”

康有为一听这话，脸色就变了，当场命令手下梁铁君，赶紧把这人拖走，然后满脸愧疚地向陈少白解释：“别搭理他，这人，神经病。”陈少白不傻，知道必有内情。告别康氏以后，他就私下安排人手盯着康有为住宅。某天康有为率领弟子外出，这些人就冲进康宅，把王照抢出来，送到犬养毅的家里。

获得自由后的王照，写了一份长达几千字的供状，详细交代了他所了解的戊戌变法过程。根据他的说法，康党严重夸大了他们在戊戌变法当中的作用，也根本不存在所谓衣带诏。

自此，康有为“奉衣带诏讨贼”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康氏因此非常嫉恨陈少白，他跟革命党人的关系更加糟糕，对梁启超的管束也就更加严格了。[3]

比如1898年12月，梁启超在横滨创办发行《清议报》，表面上歌颂光绪皇帝圣明、痛斥慈禧太后无道，实际上“夹杂私货”，宣传革命的道理。康有为发现后勃然大怒，当即命令梁启超撕毁重印，还苦口婆心地劝梁启超，不要忘了圣上的知遇之恩。[4]

不久以后，日本政府在清朝的压力下，给了康有为九千块钱旅费，让他赶紧走人。于是，康有为在1899年3月22日，乘船离开日本，前往加拿大。[5]

十三太保

康有为这一走，梁启超开始放飞自我，跟孙中山打得火热。双方讨论合并组党，这边提议，孙中山当会长，梁启超当副会长。那梁启超就很惶恐地问孙中山，“这样一来，我老师康有为摆在哪里？”孙中山回答：“你都当副会长了，你老师的位置肯定更尊贵啊。”梁启超点头称是，这就相当于把康有为架空了。[6]

毫不夸张地说，梁启超与孙中山的交谊对于后来的辛亥革命造成了比较深远的影响：

首先，孙中山等兴中会在国内是没有根基的。他们讲的东西，国内读书人也不看。

梁启超不同，在戊戌变法期间，他主笔《时务报》，名声就很响。1902年2月，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这份刊物影响力太大了。严复后来甚至私下大骂革命风气都是梁启超搞出来的。

其次，梁启超还帮孙中山在本师门内部撬了好几个墙角，比如欧榘甲、梁子刚这些人。更重要的是，梁氏还介绍了章太炎、唐才常、周善培、钱恂等人给孙中山认识。

在梁启超的中介下，孙中山开始得到当时国内思想界的承认，这对于后来的辛亥革命影响深远。

这个时候，梁启超的心思野了，彻底放飞。他执笔给康有为写了一封信。其中有两条值得注意：第一条，他劝康有为还是革命吧，建立共和制度，如果光绪皇帝真的圣明，大不了到时候选他当总统，也算报答圣恩了。第二条更绝，梁氏说，老师您“春秋已高”，何必在这里劳心劳力呢？还是退休安享晚年吧。您的事业，我们帮您完成。

这封信总共有十三个人署名。各地康党直呼“大逆不道”，把他们称为“十三太保”。这就是清末保皇派内部有名的“十三太保”事件。[7]

其实这“十三太保”当中，只有五个人是康有为的正式弟子，他们是梁启超、欧榘甲、韩文举、罗普、罗伯雅。欧榘甲这人值得一提，1902年他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作《新广东》，发表在《新民丛报》上。文章号召，朝廷已经无药可救了，我们广东应该率先自立，通过广东一省的进步，带动全中国的进步。

随后湖南留日学生杨毓麟的人也写了一篇《新湖南》，号召湖南人先起来革命。另有杨度也写了《湖南少年歌》：“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

品花会

梁启超、欧榘甲等人的激烈的革命态度，让康有为非常焦虑，他一方面写信给梁启超、欧榘甲，痛骂他们没良心。另一方面，康有为又公开写文章《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系统批判革命理论。

章太炎看到这些文章后，勃然大怒，写下了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此事引发清廷震怒，遂给上海租界压力，查封了《苏报》社，并分别判处章太炎、邹容三年和两年有期徒刑。但这恰恰给章太炎打了最好的广告。

《苏报案》章太炎与邹容（图片来源：网络）

章太炎还在牢里，他宣扬革命的《訄书》就在留日学生群体当中传开了。毕竟大家都想看看这个敢骂当今圣上“载湉小丑，不辨菽麦”的人到底如何，一看《訄书》，果然很劲爆。所以这边章太炎、邹容还在坐牢，那边他们就成为留日学生群体心中的偶像了。

然而随着章太炎舆论地位的急剧上升，梁启超的立场却转变了。1903年，他在美洲保皇会的邀请下，游历北美大陆。就在这个过程中，梁启超开始反对革命，主张改良了。个中缘由当有有很多，最公开的原因就是那群新党实在太不像话。比如梁启超在给蒋智由的信就说：

公最后之函所论吴某（吴稚晖）事，弟初睹甚骇怵，……中国之亡，不亡于顽固，而亡于新党，悲夫！悲夫！[8]

梁启超思想的转变直接表现在他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里头。这部小说只写了五回。直到第四回，革命党人的形象还是非常正面的。

等到第五回里头，革命党人的形象却急转直下。比如小说里头有个叫作“宗明”的革命党人，穿得奇奇怪怪，反正有谁稍不顺他的意，就骂对方“奴隶”“奴隶气”。这个宗明跟小说的男二号李去病讲：

李大哥，想我小弟去年在南京高等学堂，不过约起几位同学演说一回，就被那奴隶的奴隶，甚么总办，甚么教习王八蛋，硬要把我们禁止，夺了我们的天赋自由权，这还了得吗？因此兄弟纠率众人，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就把全班都退学了。兄弟一跑，就跑到日本留学，……

这个故事是有原型的，当时发生过一个上海南洋公学退学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南洋公学就是上海交大的前身。

你说他宗明去日本就去日本了，你好好学习，追求真理，等学成以后再报效祖国，再跟反动分子作斗争是不是？他不，留学日本要先进预科学校，学习日文，等考试过关了，再进大学学习专业知识，一路下来需要好几年。宗明没耐心，等不了：

我们支那早亡掉了，还等得我吗？因此不管许多，住下三天便入了早稻田大学的政治科。[9]

去早稻田大学也可以好好读书，但这人又不干了，在早稻田住了半个月，觉得没意思，觉得“我要运动”。然后书又不读了，天天跑到大街上，看到中国人就骂“奴隶”。这些都很写实，历史上的吴稚晖比他还过分，满嘴生殖器排泄物，他觉得这很有个性很革命。

更传神的是，梁启超描写一帮革命党人在上海张园聚会。宗明上台演讲：

今日的支那，只有革命，必要革命，不能不革命，万万不可以不革命。我们四万万同胞啊！快去革命罢！赶紧革命罢！大家都起来革命罢！这些时候，还不革命，等到几时呢？[10]

讲完了。反正底下听众也不听，扯扯闲天，胡乱鼓鼓掌，就完了。

张园这个地方也有意思，今天革命党人聚会，明天欢块招牌“品花会”，照样还是这些人。今天这帮人满嘴“不能不革命”“千万要革命”，明天又来“吃花酒”“点花魁”了。

总之，梁启超对于这些人失望透顶，这让他又回到了老师康有为一边，退回改良主义道路了。但问题，这帮整天嚷着“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任性撒娇的家伙是很不像话，但这就意味着清政府有救了吗？并不是。

梁启超

其实梁启超对于革命党人的描绘多少都为我们解释了一个历史问题：为什么辛亥革命播下龙种却生出跳蚤？为什么“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不是辛亥革命本身有问题，而是革命党人自己不行。辛亥革命是正当的，但革命党人却没有为这场变革做好准备。

总之，革命也好，改良也罢，梁启超至少讲对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很重要：你们读书人、士大夫、知识分子，想要改造群众，首先就要把自己改造好！

梁启超的名著《新民说》，不是写给贩夫走卒看的，而是给那些读书人、士大夫看的。你们自己都改造不好自己，还怎么引领群众？怎么改造中国？

但我相信，至少有许多真正的进步青年读懂了梁启超的意思，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成立了一个叫作“新民学会”的组织。

国民主义

从1899年到1903年，既是梁启超政治立场急剧变化的几年，也是梁启超思想学术急剧变化的几年。在这几年里，梁启超在日本国粹学派的影响下，接受了许多新思想。我认为有两条最重要。不管梁启超再怎么“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这两条原则终其一生都没变过。

第一，梁启超相信，尽管今天亚洲国家落后于欧洲，但这并不代表东洋文明就不行。有朝一日，我中华民族重新富强，中国文明一样能够为全人类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但仅止于此，还是比较空洞的——中华民族要怎么才能重新富强？我们应该怎么对中华传统文化刷垢磨光，让她重新焕发青春活力？所以在我看来，下一条更重要。

第二，“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11]梁启超拿这句话批评李鸿章。李鸿章哪怕再懂洋务，再怎么当裱糊匠，格局限制在旧王朝当中，到顶也就这样了。

梁启超看到，18世纪欧洲列强的竞争是朝廷之间的竞争，是政府之间的竞争。决定一个王朝盛衰强弱的标准在于它有没有精明的外交官，有没有高素质的军队，跟普通臣民没有直接的关系。法兰西两千多万人，普鲁士只有三百多万人，但双方照样打得有来有回。

19世纪以来的竞争完全不同了，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展开，随着现代国家动员体系的出现，一个国家的强弱往往取决于这个国家有没有高素质的人口，有没有成熟的产业大军，有没有充足的后备兵源，往往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人民有没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意识。

所以梁启超大声疾呼：“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12]中国历史上从来都不缺乏爱国主义的典型，但问题是，过去的爱国主义往往只发生在少数统治阶级头上，广大劳动人民是缺乏政治意识的。鸦片战争的时候，魏源这样的人奔走呼号，要“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普通群众呢？双方打仗，他们在看戏，英国军舰一炮打来，清军纷纷落水，围观群众啧啧称奇，这比看戏有意思多了。就这样还怎么跟西方列强竞争？

严复主张“鼓民力，开民智，兴民德”，梁启超也认同。并且梁启超和严复都看到，读书人要启蒙群众，前提就要启蒙启蒙自己。怎么启蒙自己？首先要“睁眼看世界”，学好文化知识，了解国际形势的走向，这个无需赘言。其次要强健自己的体魄，要培养自己的尚武精神。

梁氏甚至觉得你们日本人整天宣扬武士道，我们中国传统不比你们日本差。1904年，他还从《史记·游侠列传》《刺客列传》等古书里头选材，编了一部《中国的武士道》。

梁启超《中国的武士道》封面

值得一提，梁启超首先把“武”“侠”这两个字放到一起，成为一个固定名词，后来武侠小说的兴起，他是一个重要的源头。显然，武侠只是尚武精神的初级阶段，仅靠武侠是不够的。一个国家的强盛需要有组织的尚武精神。

斯巴达之魂

1902年2月，梁启超的学生蔡锷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一篇有名的文章《军国民篇》。蔡锷在文章里说道：“今日之病，在国力孱弱，生气消沉，扶之不能止其颠，肩之不能止其坠。”怎么办呢？只有普及军国民主义教育，培养全国人民的尚武精神。蔡锷解释道：“军国民主义，昔滥觞于希腊之斯巴达，汪洋于近世诸大强国。”[13]

几个月后，7到8月，梁启超发表了《斯巴达小志》，向中国读者介绍斯巴达的历史。文章中，梁启超不惜篇幅地介绍斯巴达的教育，其中特别提到“军国民之精神”这个词。[14]

梁启超和蔡锷提出的“军国民主义”口号，很快深入人心。不久以后，发生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

1903年4月，俄国殖民军队强占我国东北地区，拒不履行当初的撤军承诺。沙皇尼古拉二世早就想把中国东北打造成“黄俄罗斯”，怎么肯走？

消息传来，留日爱国学生在“军国民主义”的号召下，迅速组织了“拒俄义勇队”，要求开赴前线，跟俄国人干仗。

但日本政府肯定不允许，它勾结清政府很快取缔了“拒俄义勇队”。怎么办？

一个月以后，1903年5月，东京和上海的爱国学生群体又发起了军国民教育会。后来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就是军国民教育会的重要组织者，蔡校长当时穿着军装跟学生一起训练的。军国民教育会的骨干成员很快又组织了重要的清末革命团体——光复会。

轰轰烈烈的拒俄运动和军国民教育风潮也感染了一位来自浙江绍兴的留日学生。当他读到梁启超写的《斯巴达小志》后，激动不已。当年，这位绍兴青年就以温泉关战役为原型，创作了小说《斯巴达之魂》，这是他生平的第一部小说。十五年后，他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叫作“鲁迅”。

梁启超提倡的尚武精神和军国民教育，后来也深刻地影响了一位来自湖南农村的青年。《新民丛报》在1907年11月停刊。两年半以后，1910年，这位还不到17岁的湖南青年读到了《新民丛报》，一下子让他感到振聋发聩、醍醐灌顶。第二年，也就是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的前夜，还在读中学的湖南青年就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墙上，号召大家起来，“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组建民国新政府，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总统，康有为当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15]

1919年7到8月，湖南青年又在梁启超“国民主义”的号召下，发表了著名的文章《民众的大联合》。这篇文章的末尾总结道：

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

我常听人说，不喜欢看近代史，太憋屈，太受气，不如看秦汉隋唐来得过瘾。

确实，中国近代史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屈辱史，但我们要看到，它同时是一部不屈不挠的斗争史。它给人带来的感受不只是憋屈受气，也常常充满着热血激情。这是因为中国近代史上不只有穷凶极恶的强盗和腐败无能的政客，更有许许多多慷慨激昂的仁人志士。只要有他们在，我们就能看到青春和希望。

【1】事见冯自由：《戊戌前孙康二派之关系》，《革命逸史》初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8页。

【2】陈少白拜访康氏，恰逢梁启超外出归来，引陈氏入见，事见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0页。

【3】 以上康有为与王照之事，见冯自由：《戊戌后孙康二派之关系》，《革命逸史》初集，第49—50页。

【4】 事见冯自由：《横滨清议报》，《革命逸史》初集，第63页。

【5】张启祯、〔加〕张启礽：《康有为在海外·美洲辑：补南海先生年谱（1898—1913）》，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4页。按，其实并不存在《南海先生年谱》一书，也无从“补”之，本书实为补充康同璧《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而作。又，本书在北美完成，史料亦多收集自北美报刊等文献，并非专指康氏在美洲的经历，所谓“美洲辑”有些名实不副。关于该书的体例与史实硬伤，可参见张荣华：《评<康有为在海外>：康有为为何在美洲变身党魁》，澎湃·上海书评：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267702，最后访问日期：2023年3月21日。

【6】 冯自由：《梁启超介绍周孝怀书》，《革命逸史》初集，第64—65页。

【7】事见冯自由：《康门十三太保与革命党》，《革命逸史》二集，第28—30页。

【8】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27—328页。

【9】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梁启超全集》第17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1页。

【10】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梁启超全集》第17集，第67页。

【11】梁启超：《李鸿章传》，何卓恩评注，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7页。

【12】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2页（文集页）。

【13】奋翮生：《军国民篇》，《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2月8日，第80页。

【14】梁启超：《斯巴达小志》，《梁启超全集》第3集，第572页。

【15】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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