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将逐步重塑欧亚大陆。在这幅徐徐展开的宏伟画卷中，泰国南部的克拉运河工程将是其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虽然官方尚未公布关于克拉运河的消息，但商界和分析人士已经对这个巨大的基础设施项目表示了支持。这条处于规划中的运河将凿通位于泰国南部马来半岛最窄处的克拉地峡，把安达曼海和泰国湾连接起来。

这项工程预计将投入十年时间，耗资超过300亿美元，约相当于泰国国内生产总值的8%。克拉运河显然将给泰国及周边东南亚国家带去就业，但它更将对全球贸易产生促进作用，并成为国际合作的象征。

开凿一条连接印度洋和远东地区的人工运河，将给东南亚带来巨大的地缘政治影响，但这并不一定会影响新加坡的核心利益——虽然毗邻马六甲海峡的地理位置是该国成功的重要因素。

亚洲、欧洲和非洲之间的经济交流迅速增长，在此背景下，克拉运河与马六甲海峡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竞争关系，而是相得益彰的互补关系。目前，国际贸易的货物有四分之一要经过马六甲海峡，使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水域拥挤不堪。所以，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在更靠近东南亚大陆的地方开启新的贸易通道，是对客观需要的响应。

作为一个主权城邦国家，新加坡在过去50年里充分发挥地理位置优势，表现出了非凡的适应力和竞争力。诚然，克拉运河将对新加坡构成挑战，但它不是恶意的对抗；550万新加坡居民必将找到资源，来应对这个挑战。

从长远来看，泰国经济的繁荣、6700万泰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不但无损于任何一个东盟成员国的利益，反而从整体上对这个重要性与日俱增的国际组织起到充实作用。

克拉运河将把从印度洋到远东的航行距离缩短1000多公里，这不但有利于国际商贸，也将为沿线国家创造新的机会。在为克拉运河工程营造有利外交环境的过程中，我们应当研究和重视该项目带给缅甸和越南的选择。

毫不奇怪，部分泰国人仍对克拉运河心存顾虑。毕竟，泰国社会内部争吵之频繁，举世皆知，要在这样一个缺乏共识的国家完成一项如此复杂的工程，确实令人担心。但只要讲策略，一定能赢得大多数心系国家未来的有识之士的支持。

通过回顾苏伊士运河给埃及带去的好处，泰国人民能够更好地预估克拉运河将对该国经济产生怎样的提振作用。随着经济特区在运河南北两岸落地，泰国可能将迎来其悠久历史中最繁荣的时期。克拉运河不但绝不会加剧泰国南部的紧张局势，反而会使泰国经济更加平衡，改善曼谷一市独大、经济产值占全国约三成的现状。

埃及没有被苏伊士运河划分成两个世界，位于埃及坎塔哈（观察者网注：坎塔哈城市名El Quantara在阿拉伯语中意为“桥”）的穆巴拉克和平大桥横跨苏伊士运河，把非洲与欧亚连接起来。同样，飞架在克拉运河之上的大桥也将确保马来半岛南北交通枢纽的畅通性。

即使泰国南部北大年府等三个府级行政区仍存在由民族宗教问题引发的动乱事件，每年照样有300万名游客前往同在泰南普吉岛旅游。有观察者认为，在局势不稳的地区对如此大规模的工程进行投资，存在相当高的风险。然而，难道1830年至1895年处于伊斯梅尔帕夏治下的埃及难道算得上稳定的典范吗？从苏伊士运河的上马到竣工，人们一直清楚这项19世纪最宏大的公共工程背后有怎样显著的风险。自建成以来，全长193公里的苏伊士运河带来的积极影响不仅在于重塑了全球贸易版图，更为埃及这个国家带去了巨大的利益。如今，它每年能给阿拉伯埃及共和国贡献50亿美元的收入。

克拉运河的反对者们提出，如果开凿运河是个好主意那么早就会有人来修建它。然而，这些人没能考虑到的是，新的因素已经开创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今天，随着21世纪的中国重返其中心地位，并大步流星地对外走向全世界，修建克拉运河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早在1300年前，中国就开凿过全长达1776公里的京杭大运河。中国此番与泰国紧密合作，必将在克拉运河这个贸易枢纽的修建工程上发挥关键作用。然而中泰两国都应对其他投资和技术来源保持开放的态度，这符合双方的利益。

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1638-1715）的法国，皮埃尔·保罗·里凯建设了米迪运河（观察者网注：该运河位于法国南部，连通了大西洋和地中海）；1677年，暹罗大城王国的那莱王（1633-1688年）曾派遣法国工程师德拉马尔有史以来首次调查修建克拉运河的可行性。两个世纪后，苏伊士运河之父、法国外交官、企业家斐迪南·德·雷赛布访问拉达那哥欣王国，表达了他对克拉运河工程的支持。

由于修建苏伊士运河遭遇了重重问题，斐迪南·德·雷赛布对亚洲的新项目不够重视，更重要的是，曼谷王朝的第五代君主郑隆（1853至1910年）为了维护国家独立，需要联合英国来制衡法国在中南半岛的野心，因此他无力挑战英国在该地区的利益——英国的托马斯·斯坦福·莱佛士于1819年创建了海港城市新加坡。

作为一项普惠工程，克拉运河要获得长远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运营管理。一方面，曼谷方面必能从苏伊士运河管理局和巴拿马运河管理局的长期实践中汲取经验；另一方面，克拉运河也需因地制宜，全面考虑当地、地区以及国际环境，建立起一套独特的管理结构。

许多人误解了中国复兴的本质，进而炮制出“中国威胁论”。在这种错谬的叙事之下，有人推波助澜，有人偏听偏信，把北京方面在克拉运河工程中扮演的角色错误解读成中国实力的威胁性投射。可以预料，美国将首先利用其外交影响力和软实力，反对克拉运河工程，正如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曾试图抵制法国对苏伊士运河的倡议。但是人们更应记住，本着开放与普惠的精神，斐迪南·德·雷赛布终究得到了伦敦方面的支持。

经过公开辩论，美国得到了有理有据的解释，克拉运河带来的集体利益将使美国不得不承认，世界大潮浩浩荡荡，来自西方之外的倡议不一定是反西方的，而是世界多极化的标志。

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通航是19世纪欧洲殖民力量的投射。20世纪巴拿马运河的通航伴随着美国实力的崛起；直到1977年巴拿马的托里霍斯和美国的卡特签署《巴拿马运河条约》，美国对这条航运要道的直接控制才宣告终结。进入21世纪，克拉运河不但象征着中国的复兴，也将给泰国和东盟地区带来触手可及的利益，进而证明我们有能力共同迈向美好的未来。

（观察者网杨晗轶译自《世界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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