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30日，观察者网发表了留美经济学家孙涤先生的《往事与展望》，孙先生指出老子“涤除玄鉴，能无疵乎”的思想对自己产生了深刻影响。这句话的意思是清除杂念来观象察物——不拘于前人窠臼而崇尚独立决断，即使不能避免瑕疵，也务求接近本源。巧合的是，老子的另一思想——“无为而治”，则影响了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自由放任”正出自他们对老子的解读，它是从中国传到法国，再从法国传到全世界的。

魁奈将老子的无为翻译成“自由放任”

法国经济学家魁奈最先吸取了老子的“无为”思想，第一个把“无为”译成“自由放任”，并创立了依赖自然法则的重农经济学。当时这些人出版的著作，他们发表文章，对话的记录都还存在，魁奈在宣扬重农思想时大量引用中国的典籍。魁奈为了显示其论文专集《重农主义，最有利于人类的管理的自然体系》的神圣和权威，居然将出版地点标明为“北京”。

当时的法国之所以出现重农学派，是因为17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的法国，由于封建王朝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农业极度衰落，法国的财政经济面临严重的危机。重农学派认为，社会财富的真正源泉是农业，要财源茂盛，增加财政税收收入，必须发展农业，从而将其研究重心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

魁奈曾将中国视为“一切国家的范例”。他提倡中国哲学，推崇孔子的品德和教诲，以《论语》为圣经，效法儒家学派成立了经济学家的组织——重农学派。魁奈崇拜中国的重农政策，以中国为农业国的规范，认为他“指出中国把农民放在工商阶层之上而予以重视，叹息欧洲尚不知农业的重要性”。

魁奈作为法国重农学派的领袖，被尊为“欧洲孔子”。他本人也十分崇拜孔子，曾经写过《孔子简史》。1756年，魁奈曾促使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于模仿中国古代皇帝，举行了“籍田大礼”。

然而对魁奈毕竟是经济学家，对他影响更大的还是经济思想。中国经济思想在西方的传播，是从法国重农学派开始的，重农学派是西方第一个经济学派别，是西方经济学的真正鼻祖，而之前的重商主义只是一种社会风潮，重农学派提出了“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直到现在“自由主义”思想仍然在西方经济学中居于主流地位。

魁奈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仍具有极为宝贵的文献价值。首先，在这本书里，“中国”是他用来进一步阐述和鼓吹“自然秩序”的素材。在这里，中国是一个实行自然法的理想国度。最后一章也就是第八章的题目叫作“中国的法律同作为繁荣政府的基础的自然原则相比较”，在这一章中，魁奈极为精彩和简练地叙述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精神，即遵循自然法、自然秩序的精神。后世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许会在某些细节上超过魁奈，但在核心思想上，没有人曾经逾越他。

老子、魁奈、哈耶克

后来魁奈这本书被作为一本名为《中国：欧洲的楷模》的书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十六、七世纪欧洲崇尚中国运动的一个全景式的描述。不仅如此，中国古典哲学实际上直接影响到了斯密。在《中国：欧洲的楷模》一书中，作者马弗里克谈到，“孟子有关人的完美性的信条影响到欧洲人，就像他有关仁爱的思想会对斯密写作《道德情操论》有所启发一样”。为了进一步证明斯密受到了中国的直接影响，他引用了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的一段话：“一人应对所有人的爱不是外在于这个人，而是这个人本身；他的本性使他爱所有的人，这种情感就和他爱自己一样自然”。

杜尔哥是重农学派的另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按马克思的评价，杜尔哥使重农主义发展到最高峰。杜尔哥的经济学著作《关于财富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在经济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熊彼特认为它已经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杜尔哥的理论比《国富论》的理论更胜一筹。而杜尔哥写作此书，与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有着直接的关系。当时的法国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中国是开明政治的发源地，1763年，有两位留学法国的中国人完成了学业，正准备回国。法国学者都希望这两个人帮助他们了解中国的情况。于是杜尔哥向他们提出了52个经济问题，这就是杜尔哥的《中国问题集》，让他们回国后回答，以帮助法国思想家全面掌握中国的经济情况。为了让他们能够明白这些问题的意义，他又在这些问题前面写了一篇关于社会劳动和财富的分配的简略分析。这就是《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的直接起因。杜尔哥所提出的问题都与他所掌握的中国经济知识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他是受中国情况的启发，也直接从中国古代文化中汲取了营养。所以研究者都说杜尔哥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一书受中国的影响最深。”，而此书有影响了后来的亚当斯密。

法国的重农学派思想来自中国，但细分起来则来自中国不同的思想派别，比如自然秩序思想来自中国道家的老子，单一税思想来自的中国儒家的孟子，重农思想其实是来自中国的法家的管子。

重农学派反对政府以干预的手段压抑农业以扶植商业。认为只有农业劳动是唯一典型的生产劳动。土地是一切财富首要的、唯一的来源。在《谷物》一文中，魁奈提及政府长期的一项奖工业生产〈尤其像纺织品一样的奢侈品〉的政策，称这种政策对农业事有害的。当时政府奖励栽种桑树者，制止农民种植葡萄。他指出国家的真正经济政策应该在好好用法国土地的伟大生产?，他认为农业实为工业与商业之基本与不可或缺的泉源。

重农学派提出了“直接税”与“间接税”，主张只对“纯产品”征直接税，在间接税方面，应以葡萄园税代替饮料税。对纯产品课征直接单一税，是负担最轻的赋税。这种思想来自中国孟子，《孟子》主张实行单一的农业税，而免征商品税、关税和人头税等。在税率问题上，《孟子》把西周时代通行的什一税率和井田方案中的“九一而助”看作是最合适的税率，这也体现了孟子作为儒家代表而有的轻徭薄赋的仁政思想。

重农学派承接孟子的单一税思想，也提出将税收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前者是对土地所有者征收的税；后者是对佃农征收的税、对企业利润征收的税、对销售或消费商品征收的税三种。认为除了对土地纯收入征税外，所有赋税都应废除，对其他行业应该自由放任，这就是西方经济学中自由放任的最终来源，其思想主旨其实是轻徭薄赋，与后世的自由市场毫无关系。

哈耶克将老子视为思想教父

在西方经济学界，一直就存在研究中国古典思想的传统，哈耶克是奥地利经济学家，奥地利经济学的源头就是法国的重农学派，法国重农学派提出的自由放任、自然秩序、边际递减、主观价值论都被奥地利学派全盘继承，不仅是奥地利，欧洲大陆的大部分思想源头都在法国，哈耶克是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20世纪最重要的自由主义理论家，被尊为当代自由经济的鼻祖，哈耶克也激励推崇来自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思想，哈耶将老子奉为“思想教父”，而哈耶克自己认为道德经中“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两句话，是对自发秩序理论最经典的描述。

1966年9月，哈耶克在东京作《自由主义社会秩序诸原则》的演讲，谈到自发秩序理论时，激动地反问：“难道这一切不正是《老子》第57章的一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吗？”从这里，可以看出老子的为“无为思想”对哈耶克的影响是多么的大，哈耶克对老子思想的熟悉也已经到了信手拈来的地步。

当代的中国不是人都以哈耶克的中国传人自居，有人想用哈耶克埋葬凯恩斯，有人翻译哈耶克传，组织哈耶克协会，而哈耶克最崇拜的却是中国的老子，历史及现实就是如此的讽刺。

厘清现代经济学的中国起源，没有坏处，这至少可以让中国学人不再那么自我矮化。而这一段历史也应该进入中国的历史教材，其实至少应该进入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