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俄罗斯留学，这学期开学的时候去学校办申请签证，工作人员让我去外事办拿一张派遣单，证明是外办同意我来办签证的，于是我去了，加入外办门口新学期的排队长龙之中。等终于轮到我的时候，外办的人说：“什么派遣单？不需要。”又把我赶回了签证办。这样踢皮球来回几次，我也学聪明了，特意在外办里找了另一位忙得焦头烂额的员工询问，终于拿到了这张宝贵的派遣单。事实证明，就算是坐在一个办公室里的俄罗斯人，也可能对身边同事的工作浑然不知。我早已学会了像俄罗斯人一样耸个肩，双手一摊说：“这就是俄罗斯。”

11月末，红场上的古姆商场挂起了新年彩灯，随之一起出现的是一个巨大的LV（路易·威登）旅行箱。任何游客从历史博物馆一端的入口进红场，都会被这只大旅行箱挡住视线。箱子还没放热，莫斯科的舆论就为此事吵得不可开交。网友群情激奋，呼吁将这只LV旅行箱搬出神圣的红场，俄罗斯各政党、莫斯科市政府、古姆商场、克里姆林宫也不得不纷纷表态，大多都无辜地表示自己对此事一无所知，箱子的去留甚至成为国家杜马的一项议题。最后，在克里姆林宫的要求与呼吁下，箱子将在七天（！）之内被拆除。

所有人都好奇：是谁把LV放上红场的？

原来今年是俄罗斯中央商场（古姆）120周年，为表纪念，古姆商场举办了一系列展览和活动，这只LV也是其中之一。大旅行箱上写“P.W.O.”，因其以路易威登给弗拉基米尔·奥尔洛夫公爵（Prince Wladimir Orlow）订做的旅行箱为蓝本。巨大的箱子将用作展馆，展览该品牌历史上为各个时代冒险家们定制的旅行箱，并将所得收益捐给俄罗斯名模娜塔莉亚·沃佳诺娃设立的儿童慈善机构。

这就有趣了。古姆商场与克里姆林宫分立红场两端，而克里姆林宫却宣称对古姆商场的这一举动毫不知情。旅行箱在红场上躺了一个星期（至于它建了多少时间，我们暂且不论），搅动了舆论，克里姆林宫像是突然发现了面前的异物，称其违反相关条例，责令古姆将其撤出红场。说到这里，就可以结合笔者所述的个人经历了：既然一个办公室的人都不知道身边的人在做什么，古姆与克里姆林宫的交流隔膜也似乎情有可原。

红场上的这只LV旅行箱就像是融合了俄罗斯社会的一切：有历史，有故事，有对政府的不信任，对商人的反感，建造与拆除都是一片混乱，因为，“这就是俄罗斯”。不过，无论这只旅行箱最后的命运如何，LV已经成了这场舆论战中的赢家。将旅行箱放上俄罗斯的心脏，并成为民众热烈讨论的话题之一，也难怪不少人将其视为LV的一场成功炒作。

没有人会反对将一只巨大的LV旅行箱放上纽约的时代广场，而红场却是一个复杂的存在。苏联解体后，红场的政治意义明显淡化，成为举办演唱会、音乐会与大型活动的场所。1992年，法国电音乐队Space在红场上举办了演唱会，2003年是保罗·麦卡特尼，2011年是摇滚乐队林肯公园。从2006年开始，每年冬天红场上有约四分之一的区域会被古姆商场开辟成商业溜冰场。尽管如此，俄罗斯人却不能接受一个盖满LV商标的建筑物赤裸裸地在红场上立上两个月。

与红场密不可分的是列宁墓，是1941年与1945年的两场红场大阅兵，是加加林的红场游行……我曾听一位俄罗斯友人讲述，她在红场的人海中亲眼看到加加林时是如何激动地流泪，那种激动之情似乎也经由她的讲述而传给了我。如今的俄罗斯已经换了一副模样，亲身经历这些历史事件的人越来越少，但红场毕竟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心，这无论如何都与充满资本主义气息的LV商标格格不入。

也只有红场能成为这样一个复杂的现象吧：它是历史，是民族，是国家，是旅游景点，是商品化了的社会主义的象征。也正因其复杂与开放，近年来成为行为艺术的“新宠”。1987年5月28日，一名19岁的西德业余飞行爱好者马蒂亚斯·鲁斯特驾驶飞机突破苏联的防空网，经过长途飞行在苏联红场降落；2012年1月，暴动小猫乐队在红场上蒙面大唱摇滚并燃放彩色烟雾弹，以反对普京（也许是因为她们在红场上尝到了甜头，2月份乐队就去救世主大教堂里大唱反普摇滚，激怒了许多俄罗斯民众，最终被判刑）；今年11月初，来自圣彼得堡的行为艺术家巴甫连斯基在列宁墓前将自己的生殖器用钉子钉在了红场的地面上。

或许我们可以把红场上的LV旅行箱视为另一场“成功”的行为艺术？

列宁的红场演讲

在红场上与苏联民众见面的加加林

且看俄罗斯网友如何恶搞红场上的LV旅行箱：

这么大的旅行箱，给恐龙用合适。恐龙：“啊呀呀呀……我的小旅行箱去哪儿了？”

网友恶搞的列宁墓。弗拉基米尔·列宁的对应的英文翻译为：Vladimir Lenin。网友将字母缩写换个顺序，就成为了LV

那些年，红场上的行为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