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常有人说，我们美国需要更多的科研人员。不过，如果说到其中一些最理想的科研岗位（那些开展最激动人心工作的终身教职），那我们博士生的数量就过多了。以生物医学为代表的那些最受欢迎的工作领域里，只有不到1/6的博士生有机会在其中获得一个工作岗位。

许多人拼了命地往里挤，获得博士学位后的很多年里，他们领着微薄的收入，在压榨他们知识与青春的体制中挣扎。即便才华横溢如埃马纽埃尔·卡彭蒂耶，在过去的25年间，她也曾辗转于五个国家的九个机构。她在基因编辑方面作出过重要发现。最终，于2015年成为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传染生物学科的带头人。

麻省理工学院校园一角（资料图）

在学术界，终身教职的吸引力相当大——它意味着稳定的工作和崇高的学术声望，另外不可忽视的还有指导开展前沿实验的机会，而事实上这些实验通常仅由下属负责日常打理。现实情况是，尽管有许多人渴望获得终身教职，但在所有获得科学或工程博士学位的人里，最终仅有不到一半的人梦想成真，做到学有所用、人尽其才。

其他人则最终分散到产业界、商业界以及其他行业，从事有趣的工作，获取可观的收入，同样为社会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然而，当他们最后选择放弃学术生涯的时候——攻读博士学位需要4到6年甚至更久，在博士后岗位甚至要耗费十年以上，那时他们已然步入中年。在那些临时的低薪岗位中，他们消耗了青壮年的大好时光，接受了大量不必要的高度专业化训练。

当下，又有一大群研究生获得科学方面的博士学位，对此，调查者们很为这些兢兢业业的学子们担忧。他们受训是为了成为学者，在他们看来，不能成为学者便是失败。

这一市场逐年紧缩，而支持科研的联邦经费始终是不充足的。据美国医学院协会代理科技长亚历山大·奥马耶所说，卡彭蒂耶博士的经历并不罕见。“这是现实”，他说，“工作机会是非常有限的”。

但是我们要停下来思考一下，难道我们不需要更多接受过专业训练的科研人员吗？他们的研究能够引领新知识、新产品、新疗法的出现。难道很多公司不是正在引进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方面的专业人才吗？

这取决于具体的领域：生物（博士数量远超教职位）、化学（同上）、计算机科学（少量教职位，但该行业人才缺口大，公司急需大量计算机专业人才）。

这还取决于具体的学位——学士学位，硕士学位，还是博士学位。那些刚取得博士学位的人所面对的是一条最为艰辛的道路。

一位麻省理工学院的运筹学教授理查德·拉森说，以他所在的工程学院为例，仅仅为了一个空缺的助理教授职位，通常就有400位申请者参与竞争，这其中许多人是“超级大牛”。

为了更好地了解情况，可以借助R0，这一方法被运用于人口学中以显示人口增长情况。如果人口中的每一个小女孩长大后平均生下一个小女孩，那么R0的值为1，并且人口规模会保持恒定。如果R0远超1，那么人口就会爆炸式增长。

拉森博士和他的同事们计算了学术界各领域的R0值。在这里，R0代表的是每一个终身教授在其职业生涯中所带出的博士生数量。R0值为1，则表示1个教授职位为1个新的博士生所取代。R0最高值出现在环境工程学，达到19.0。在生物和医疗科学的结合领域，这一数值低一些，为6.3，不过这仍旧意味着，在每一个获得终身教职的人身后，平均有5.3个人被淘汰。拉森博士表示，换句话说，84%的生物医学新博士“应当寻求其他的机会”——比如说进入生产性企业，或者到其他与学术不相关的领域就职。

近年来，生物医疗科学一直是重灾区。从1993年到2013年，攻读该博士学位的人增长了83%，从105000人暴涨至192000人。虽然许多人在其他领域找到了工作，但只有约一半的人在学术界谋到了职位，而且仅有四分之一获得了终身教职。然而，他们长期所受到的训练其出发点就是把他们培养为本专业的优秀学者。

“过去，获得生物医学博士学位的大部分人会步入学术生涯”，国立卫生研究院负责院外研究的副主任迈克尔·劳尔说道，“现在，仅有少数人能如愿以偿”。

许多人会花费数年，以博士后身份去为教授做一些临时性工作，而他们的工资来源于教授的科研经费。2016年，从事生物医疗科研的刚起步的博士后年平均工资约为44000美元。算上通胀率，自1998以来这一工资水平不曾提高过。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聪明的、具备高度专业知识的人从事回报如此之低的工作呢？博士后的最终目标是获得他们自己的经费资助，但申请成功的比例下降却非常显著。

2000年，32%的经费申请在国立卫生研究院获得批准。如今，这一比例仅为18%。而且，这些幸运儿的平均年龄提高了不少——现在是42岁，而在1980年是35岁。这就意味着，生物医学科研人员的学徒身份基本上要持续到中年。总体趋势是这样的：那些已经获得经费的科研人员能够继续获得经费，而打破这一固有体系变得越来越难。

国立卫生研究院专门为刚起步的科研人员设立了一项资助经费。然而，仅有20%的申请者能如愿以偿。绝大多数刚起步的研究员要面临五年甚至更久的博士后阶段，但通常他们所做的工作与他们最初的研究领域相差甚远。

麻省理工学院校园一角（资料图）

盖里·麦克道尔指出，教授的动机是让博士后尽可能地多工作，以便教授可以借此获得经费。麦克道尔是一个旨在支持年轻研究员的新组织“研究的未来”的执行主管。“我听过不少这样的事，教员在迎新会上对博士后们说‘现在不是你们独立科研的时候，你们应当为你们的教授工作，助力他成功’”。

“博士后们在很大程度上充当着廉价劳动力。不过，年轻的科研人员仍要为教职竞争”，他补充道。

“他们迫切希望工作，迫切希望获得教职”，麦克道尔说。在做目前的这份工作前，他曾做过两份博士后工作。

同时，终身教职的数量在不断缩减。有些学校始终在抵抗这一趋势，以麻省理工学院为例，它维持着稳定的终身教职数量，三十多年来这一数字保持在1000人。然而，每一个空缺的职位都面临越来越多的申请者，同时终身教授退休的时间越推越迟，这就使得竞争愈发激烈。

还有些学校甚至不再提供终身教职，比如波士顿大学医学院和莫尔豪斯医学院。

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生物医学研究员主管P·凯·伦德指出，对于那些有志于把科研作为事业的人来说，也许最好的办法是，导师能够坐下来真诚地与他们畅谈沟通，若是在本科生阶段就更好了。

“很多时候，学生们是欠缺考虑的”，伦德博士说，“人们大多奔着理想化的目标而去，他们总是说，‘我爱科学，我迷恋科研，我要拿到博士学位’”。

（青年观察者周然译自7月14日《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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