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总部设在德国柏林的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发布2012年度全球腐败指数报告。在该排行榜的176个国家和地区中，丹麦、芬兰和新西兰清廉度并列第一，阿富汗、朝鲜和索马里并列倒数第一，中国位居第80位。消息传到中国，又戳到了老百姓的兴奋点，反应两极。一派认为中国太差劲，排名那么靠后；另一派则认为，中国还不算太糟糕，排名居中。刺眼的是，“被美国暴力推行民主”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排名垫底。

动口不动手

“透明国际”手执反腐倡廉的宝剑，自然占领了道德制高点。

成立于1993年5月的“透明国际”发展很快，如今在全球设有超过100个分部，定位为“致力于监视和公布各地的企业和政治腐败的非政府组织”。

透明国际是这么描述自己的：“它将全世界的人团结在一起，要终结腐败对全球男人、女人、小孩的致命性影响。它的使命是创造一个没有腐败的世界。”那么，透明国际是怎么反腐的呢？

大体来说，透明国际的反腐方式是动口不动手。它不承担腐败个案的调查和揭露，只是开发一些统计工具，并与其他公民社会组织、企业和政府合作，不断改进这些工具。

它每年公布一次各国的 “贪污感知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一般缩写为CPI），也有译成“腐败印象指数”或“清廉指数”的。应该说，译成“清廉指数”要通俗易懂好多，但这个词组里独有的神韵，却被遮蔽掉了。

从1995年起，透明国际开始发布“贪污感知指数”。后来，又陆续发布年度全球腐败报告、全球贪腐趋势指数。1999年，透明国际开始发布年度行贿指数，评估一国的跨国企业可能行贿的程度，并进行排名。

这么多年下来，透明国际也取得了一些成绩，除了让一些发展中国家难堪，它最大的成功是推动了反腐败话题的流行。国际机构，比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将腐败视为发展的主要障碍。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这个话题并没有被广泛讨论。透明国际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2000年12月开始立项拟定，2003年10月31日审议通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反国际商业交易中贿赂外国公务员公约》（1999年2月开始生效，签约国家必须将贿赂外国公务员视为犯罪，并给予法律惩处）的出台，也起了关键性作用。

彼得·艾根其人

为了深入了解透明国际，有必要介绍一下其创始人彼得·艾根（Peter Eigen）。1938年6月11日，艾根在德国奥格斯堡城市出生，大学学的是法律，并在法兰克福大学取得法学博士学位。1963年，他获得美国的“富布赖特奖学金”，在美国待了一年，又游历了中南美洲，对那个地区的腐败深恶痛绝，十分同情当地被独裁者压榨的人们。

博士毕业后，艾根留校任教一年。1966年9月，他到美国的乔治敦大学做研究。1968年，他进入世界银行的法律部门工作。1971年，他受美国福特基金会委托，到非洲国家博茨瓦纳帮当地政府建立司法体系。此后，他一直在世界银行从事与非洲有关的工作。

1983年，他成为世界银行在拉丁美洲的区域主管。1988年到1991年，他又回到非洲，担任世界银行东非地区主任。1993年，艾根创办透明国际。

从1999年到2001年，艾根是有“美国党校”之称的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行政管理学院的大学教员。2001年，艾根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授课。2002年加入国际环境法中心董事会，同年成为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荣誉教授。2004年，获得美国《读者文摘》的“欧洲2004年度人物奖”。2002年，他的第一任妻子尤塔·菲利普去世。2004年，他与吉赛因·施旺女士结婚。第二任贤妻的来头可不小，她是2004和2009年德国总统选举的社会民主党候选人。

不堪回首的往事

从艾根的履历上，可以看出他一直在西方的精英圈子里打转，其价值观、意识形态，也与西方主流社会高度一致。这些个人色彩也自然而然地体现在“透明国际”身上。

艾根自己在《全球反腐网》一书中透露，他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经常有贪污腐败的事情让他看不下去。自己几次想予以揭露，却被世界银行的高层打压下去。

冷战期间，西方国家为了对抗社会主义阵营，拉拢一些穷国，就拿本国纳税人的钱去援助穷国。这些西方国家的企业家紧跟其后，前往穷国贿赂其政要，拿下工程项目。有意思的是，当时世界银行的高管，对这种事情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发达国家的政商精英们也认为这种“公关”是提高本国企业在海外竞争力的需要。

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穷国对西方国家来说，战略价值已经降低，援助金额大幅缩水，援助门槛提高，并常常附加条件。

我们当然不能就此断定西方的政要给艾根钱，让他去成立透明国际，并以反腐倡廉的名义塞私货，推广西方的意识形态。不过，艾根在《全球反腐网》中提到的几点信息让人浮想联翩。“当然，经费是极为紧张的。我们依靠各种国际性组织给予的捐赠及资助来运转”，他提到的捐款人包括福特基金会和麦克纳马拉。

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是个典型的美国鹰派，曾在哈佛商学院任教，也曾在福特公司当 “二把手”，后来又担任美国国防部长（1961－1968年）和世界银行行长（1968－1981年），就是他主导了越南战争的升级。

不难看出，艾根推出的“贪污感知指数”，契合西方的价值观输出战略，自然颇受西方主流社会的推崇。透明国际在西方众多的非政府组织中脱颖而出，迅速成为西方媒体追踪的宠儿。

透明国际也有过几件不堪回首的打脸往事。一是透明国际的第一任顾问委员会主席——积极支持透明国际扩张的厄瓜多尔副总统阿尔伯托·达希克，在1995年卷入了腐败丑闻，并逃到外国。二是透明国际组织的第二届国际反腐大会，1997年在秘鲁召开，秘鲁总统藤森亲自宣布会议开幕。而当时藤森腐败的丑闻已经闹得沸沸扬扬，很多拉美地区的代表都抵制这次会议。2000年，日本裔的藤森因政治贪污丑闻下台，流亡日本。

所谓“腐败指数”

腐败程度这个事是很难衡量的。

比如说，某国今年抓了若干名贪污腐败的部长级官员，甚至副总统，这是说明腐败已病入膏肓呢？还是说明该国反腐力度很大？

比起那些一手拿钱，一手办事的穷国，发达国家的腐败形式是更为隐蔽的，但它对社会的毒害，却是一样的。

再者，贪污感知指数的主观性太强，基本就是找一些外国投资者进行抽样调查，问问他们对某国的观感，比如“你信任这个国家的政府吗？腐败在这个国家是个大问题吗？”再把相应的数据加以处理，就把排名拿出来了。更糟糕的是，外来投资越多，腐败就越严重。穷国的官员更腐败，是自甘堕落，还是被富国的投资者拉下水？这还真是很难一句话说清楚。

该组织每年的调查对象、统计方法都不统一，所以某国数据在不同年份的变动，也看不出是变好还是变坏。

当然，透明国际也一直在不断努力改进指数系统，力争趋近真实。但同时，透明国际不遗余力地捍卫“三权分立的原则”。 2012年11月23日，透明国际秘书处发布了一则公告，批评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埃及宪法争议。公告称：

“司法、立法与行政的三权分立，是强势民主的基石。正如透明国际2009年的埃及全国团结研究报告所提到的，我们强调司法的独立是反腐败的关键一环，必须予以保护。阿拉伯之春中承诺的积极步骤，需要进行到底。

“透明国际呼吁穆尔西总统重新思考其立场，并保护埃及司法系统的独立性、权力的分离，来确保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以保护民权。”

所以，透明国际并非客观公众中立的第三方，有其价值观内核，在确定腐败指数时并非完全客观，其结论当然可供参考，但不必太过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