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观察者网先后刊载了韩少功所著《“文革”疑症及其前置条件》、及《“文革学”的三大泡沫》及《“文革”后的逆袭与重续》等稿件，在读者中引发一定反响。本文延续了韩少功先生对文革的思考，原载于《参阅文稿》，作者授权刊发。】

文献是史学家们手里最重要的工具，可提升研究的可信度和准确性。不过“文革”中的很多白纸黑字却不可当真，需要知人论世的小心甄别。文献往往只是冰山一角，构成其庞大底部的具体情境却隐匿莫见，通常是更深远也是更重要的真实。特别是在“文革”的政治高压之下，多数国人深通伪装术，擅长丢卒保车、指桑骂槐、声东击西、阳奉阴为、先予后取、棉里藏针一类中国功夫，即便口吐真言，也可能是三句里藏半句，需要后人小心地提取，辨出哪些是难言之隐，哪些是言不由衷。

“利用反面教材”的最高指示，是当时很多青年接触异端思潮的保护伞，于是英国唱片，俄国画册，法国或美国的小说……曾一度成为他们争相打开的文化窗口。为了确保行事的合法性，让告密者说不上什么，他们往住会在作品封皮上批一个“大毒草供批判”——你能把这些文字当真？

韩少功

刘少奇、邓小平倒台后，不少人借力用力。要求回城的知青也好，要求转正的临时工也好，连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一些知识分子，都拍着胸口声称自己深深受害于“十七年黑线”，一心靠正义而伟大的“文革”来伸冤平反。我所在学校的一批教师就组成过这样的“黑鬼战团”，到处贴标语和散传单，一再愤怒地上访请愿——你能把他们的趋时言语当真？

……

要求一些外国人看清这个谜局，当然是苛求。其实不少国人对此也一头雾水。“文革”最火爆之际，1966到1968年间，几乎全体国民都佩戴毛主席像章，都高举毛主席画像，都怀揣毛主席的红皮语录本，都振臂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似是清一色毛派，铁板一块的红色御林军。但毛泽东说话很多，方方面面都说过，于是最容易成为一个兼容性极强的符号，兼容各方利益诉求，兼容普天下的隐秘心机。民众没有反对他的自由，但有解释他的自由，有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强词夺理、为我所用的可能，丝毫不妨碍大家各行其是。毛泽东思想的多义化，使看似统一的奉旨造反，实际上成了五花八门的假诏执法。这个“毛派”与那个“毛派”唇枪舌剑，这一伙“毛派”与那一伙“毛派”拳脚相加，这一时期的“毛派”与那一时期的“毛派”南辕北辙……多义化沦为一地鸡毛。谁要是靠这些口水沫子当文献专家，当然是为难自己。由此判断哪些人疯了，其实是自己先一步疯了。

这就像后人观察欧洲16世纪到18世纪的基督教分裂。在1879年非宗教思潮在法国浮出水面之前，基督教独大，教会内部各派无不尊奉基督，无不高扬上帝之旗，所有反基督教思潮仍以基督徒的面目出现，并不直接地逆宗叛教。他们众口一词的“奉主护教”，类似前面所说的中国人“奉旨造反”，大家都会在胸前划十字，都会拿圣经说事，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上帝。有的是利用A上帝做科研，有的是利用B上帝倡神学，有的是利用C上帝闹民主，有的是利用D上帝谋保皇，有的是利用E上帝发动战争，有的是利用F上帝劝和促谈……对这一个“同名不同姓”的上帝团队大惊小怪，是否自己已有些奇怪？

拨开历史长河上一些泡沫，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大活人的社会——意识形态口号有时是真容，有时是假面——在需要假面的时候。

这里不妨清理一下“文革”中“造”与“保”的一团乱麻。约定一下：这里的“造”通常是指英文里的Rebellion和Radical Factions，“保”，即Conservative Factions，则是指保守、正统、卫道的一方，一般情况下与权力当局有较多联系。

前造后保或前保后造

前面提到过“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他们是元老级造反派，最早喊出“不相信工作组，不相信市委，不相信省委”的口号，令地方党政主官们相当恼火，其中一些学子险被他们派出的工作组打成反革命。不过这是1966年夏天的故事。半年之后，学子们受到中央肯定，受到奉命支左的军队青睐，一跃而为主流派，与军区首长走得很近，便成了秩序党，眼看就有坐交椅、进班子、掌大权的机会，嘴里难免多了一些中规中矩的文件腔，于是被“反军派”斥之为“保军派”的既得利益集团。双方足足争斗了将近一年。前面提到的那场武斗，就是一些工人对那些“眼镜鬼”和“狗秀才”诉诸武力的一幕。

与之相反的是：当地元老级的保守派“红色政权保卫军”，与北京的红卫兵“联动^”1组织相似，与上海的“红总部”相似，其骨干多为官员子女，一心保卫地方党政机构，从官方获取过摩托、经费、办公楼等优厚资助，穿上父辈的军帽、军鞋、军大衣引人瞩目，对黑色群体的抄家、游斗、群殴最为狂热，构成了“文革”中最早一波暴力。不过这也只是1966年夏天的故事。半年之后，随着他们的父母以“走资派”的罪名纷纷下台，整个组织迅速瓦解，不少成员悲愤满腔，对毛泽东心怀怨恨。这些人在日后的岁月里或是组织地下团伙，或是转而参加其它造反派，以至1976年“四·五”天安门民主运动中，不少活跃的身影就来自这一群体。

时隔半年而已，谁是“造”？谁是“保”？

是不是不容易看明白？

内造外保或内保外造

“新北大公社”是北京大学聂元梓麾下一大群众组织，在全国遍设联络站，通常支持各地造反派，与很多党、政、军首长结怨。它与“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一道，曾被很多人视为全国“文革”的第二中央。但熟悉内情的人知道，聂元梓在校内完全是另一付面孔。她本身就是来自延安的党内高干，两任丈夫也都是高干。因得到过毛泽东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中高度赞誉，她从运动一开始就在学校登基掌权，一统北大天下，人称“老佛爷”和“太上皇”。当校内“井冈山兵团”造反，她不但祭起血统论大旗，在宣传材料宣称自己一方是“根正苗红”，“天生的无产阶级左派”，指责对立派出身于“地富反坏右”或“反动知识分子家庭”，是一些必须横加扫荡的旧时代余孽。保守派的逻辑和言词，在她那里几乎应有尽有。

与之相反的是：国防科技大学所在地原属解放军341部队，一个军事工科大学，与我所在的中学仅一墙之隔。该校领导级别高，与省军区首长同吃军粮，但交往不多，甚至颇有嫌隙与磨擦，具体情况外人莫知。军队院校的“文革”启动后，这个学校里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委员会”，简称“大联委”，在大墙内大造校领导的反，一走出校门却支持省军区，以院领导之敌为天生之友，奉行“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这一主流逻辑。他们把军械库里的武器都给了“保军（区）派”，派出人员给“保军（区）派”充当军事顾问，被地方造反派切齿痛恨。一旦中央表态否定军区的“错误路线”，他们也就糊里糊涂蔫了，同其它保守派组织一样云散烟消。

一墙之隔而已，谁是“造”，谁是“保”？

是不是也不容易看明白？

上造下保或上保下造

我在农村遇到过一位中学校长。他出身贫农，没什么历史问题，只因自己读过高中，在当地算是学历最高，所以招风惹事，在运动初期被当作“小邓拓^”2、“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教育黑线的代理人”，饱受群众批斗，差一点闹得家破人亡。他对造反派的痛恨也由此而来，以至多年后还拒绝与有些同事来往，遇到什么红白喜事，若那样的家伙在，他一定拂袖而去。有意思的是，此人有一个哥，在省城官居处长，却是省委机关造反派组织“永向东战斗兵团”骨干，批斗省委书记一类十分活跃，曾被入选什么“夺权”的谈判代表。

我的疑惑在于，一家俩兄弟，为何一个区区高中生被别人造反，揣着大学毕业文凭的倒在造别人的反？为何小小校长成了“走资派”，倒是处级官爷混在草民群众中，倒成了“造反派”？更有意思的是，俩哥们凑到一起，该敬酒时相互敬酒，并无势不两立之态，说到对方处境时更是打抱不平，感同身受，同仇敌忾。他们或“造”或“保”的意识形态似乎荡然无存。

看来，利益都是相对的利益。富人眼中的一百元简直不是钱，拿到穷人堆里却可能是巨资。“利益感”依不同情况微缩或放大。权力也是这样，因置于不同的空间而造成感觉多变，遇权力大户时会相对失重，遇权力小户时会相对增重，传导出不同的心理信号。

若拿社会学的尺子量一量，无论看薪资，还是看权势，还是看实际生活状况，当哥的似乎更应该被运动冲击，当弟的更应该乐见政治洗牌。不妨设想：如果那位弟调入省委机关，他的学历不足为奇，级别只够垫底，在三六九等中叨陪末座，上面那些长官数不胜数。别说运动不会顾及于他，依屁股指挥脑袋的常理，他还极有可能参与兴风作浪。换一下位置，如果那位哥下调县域，成了县委书记或县长，是民众视野中最扎眼的大人物，别说他没资格造反，据出头椽子先烂的常理，他最可能被乱民们揪到台上去挂黑牌。

由此可知：

位于社会上层的造反派，不一定不是潜在的保守派；

位于社会下层的保守派，不一定不是潜在的造反派。

他们的际遇决定态度，位置决定观念，有时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比如一纸人事调令，就改变了他们的政治生涯。

“文革”就是这样万象纷呈和千变万化。与骆思典、安德佳等同行相似，美国学者瓦尔德（Andrew G. Walder）也回到利益视角，在《北京红卫兵运动》一书中指出，“文革”中的各种政治态度通常受制于当事人的社会利益，包括“与权力结构中的关系”，“更好生活水准与前景预期”，“那些旨在掩盖自我利益的毛式修辞下隐形的群体利益”等³。相对于很多人把“文革”看成疯子的胡闹，一大堆电脑中的乱码，这些学者辨识利益动机，梳理行为逻辑，表现出更多的细心，已有很大的改进。正常人——或说“利益理性人”的面目轮廓开始在这种叙事下浮现，一出僵尸剧重现人的体温和脉跳，还有真切可辨的面容。

他们的不够之处，是比量尺度还过于单一，缺少相对的、动态的、多样的视角，因此处理更复杂现象时也许举步维艰。比如“出身好”与“出身不好”，不失为一种重要的区别依据，但如前所述，半年以前与半年以后的故事不一样，一墙之内与一墙之外的故事不一样，身处社会上层或社会下层的故事不一样……在不同的博弈棋局里，定数之外有不同变量，如果以“出身”解释一切仍是冒险。

任何一个“文革”的过来人，都不难在自己的记忆里，打捞出对于这种解释公式的几件反证。当然，这只是说乱中有序，复杂中有简单，模糊中有清晰——恰恰是这种“乱”证明了政治选位不过是因地制宜和相机行事，暗中却伏有人们内在统一的逻辑：利益，特别是政治权益。之所以呈现为“乱”，是因为任何利益都非抽象之物，在实际生活中总是受制于不同利益关联圈的结构。身处一个人口大国的十年，大格局是各种小格局的串结，大利益是各种小利益的叠加。前/后、内/外、上/下就是几个可能交错的基本关联圈；亲友、师生、邻居等人脉关系，知识、思想、兴趣等精神联系，作为非物态的“软利益”在场，也可能形成更多关联圈，以至一个本该参加保守派的哥们，纯粹是爱打球，舍不下一群球友，反而附和了造反派。这种情况也不能排除。

几个圆相切，一个圆心可能同时是另一条圆弧的切点，一条半径可能同时是另一个圆的直径。因此在彼此交错的N个利益关联圈里，利益理性人很难是单面人，总是依据不同的逐利策略，呈现出N个面孔。《芙蓉镇》一类电影囿于那些天使/撒旦、文明/野蛮、进步/反动的传统二元模式，描述一种单色的、恒定的、绝对的“造”或“保”，乃至“善”或“恶”，无助于人们看清多面和多变的真实。

揣上这种人生路线图闯入现实，没几个不碰得鼻青脸肿的。

这件事下面还要说。

利益区位与博弈规则

杨小凯取得美国博士学位，生活在太平洋那一边，日后一直强调自己以前是“造反派”，不是“红卫兵”，在意Rebellion与Red Guard在英文中的意味差异——这一点可证西方“文革学”的偏好与强势。

中国的语境当然不一样。因官方对“文革”的全面否定，因一些伤痕文艺作品的反复渲染，“造反派”与“红卫兵”同样恶名昭昭，几乎毫无区别，都是“极左派”的别称。

谁都愿意给自己一个小羔羊形象，只会说别人是造反派。造反派么，就是那个抽象的垃圾桶，模模糊糊的魍魉幻影，一些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纸上概念。在这种情况下，“前造后保”的只说后，“前保后造”的只说前，“内造外保”的只说外，“内保外造”的只说内，“上保下造”和“上造下保”的分别只说上和下……有些人说到激动处，悲屈得两眼发红，一肚子苦水没处倒，甚至把自己的后知后觉偷偷前移，好像自己当年已是一个候补的遇罗克，一个漏网的张志新⁴，大义凛然，铮铮铁骨，差一点被龌龊鼠辈割了喉管。

落到实处时大家都成了好人。换句话说，那些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书中概念从远景变成近景，都有了可爱的微笑和动人的泪水。

这倒不一定全是谎言。十年间谁没有一两桩苦情，谁没有几分日后控诉的资格？1955至1957年间，文艺界大管家周扬操盘过很多大案，其中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案几经周折，最终形成沉重打击，开除两人的党籍并撤职查办。但丁、陈也不像省油的灯。早在1950年的《文艺报》上，陈企霞就发表过长文指控王林的长篇小说《腹地》“否定党的领导”，致该书在书店全部下架，开创建国后文禁第一例⁵——比周扬出手打击俞平伯、冯雪峰、丁、陈集团等还要早。那么周扬呢，就像很多人知道的，螳螂捕蝉不知黄雀在后，他在“文革”中也成了整肃对象，锒铛入狱，被刘伯羽等人口诛笔伐。同样，刘伯羽等人后来也成了整肃对象，被更左的一帮人落井下石……在这一过程中，谁是左派？谁又不是右派？谁是施害者？谁又不是受害者？

阴阳两面，雌雄同体，这一现象给“文革学”增加了难度，也一再成为新时期的思考空白。白桦编剧的《太阳和人》照例是大忠大奸比拼，深切同情那些无私无畏又先知先觉的知识精英，其批判“文革”勇气可贵，图标化剧情倒很像此前的革命样板戏，只能让人急。对比陈徒手后来在《人有病天知否^》6一书中披露的大量档案材料，那种白桦应该相当熟悉的文化界普遍实情，那种“人人都有当脏手的可能”（陈徒手语），哪一种叙事更忠直，更有利于深入反思，其实不难判断。但我无法表达不满。因个别台词越轨，这部电影于1981年遭官方禁映。我岂能对一个受伤者展开拳击，同一个缺席者辩论？因为一开始就政治化，这次禁映使正常的批评禁声，有关“文革”的深入讨论再度难产。一种棒杀和捧杀的前堵后截，让很多人滞留在yes或no的低水平思考线。像我这样的过来人可以从此感觉良好，免除有关“脏手”的自我追问。

并不是说“文革”过来人都手脏。就一般民众而言，大多数人逍遥、观潮、混日子、随大流，该吃吃，该喝喝，该生孩子生孩子，探头探脑打酱油，小便宜或小得意还在一分一厘地攒，并无什么大恶。即便很多人被政策圈定在攻击靶区，比如不幸身陷倒霉的文艺界或教育界，也不一定统统卷入铰肉机。他们当不当“脏手”，有无免遭政治高压的可能，包括最终受不受迫害，受多大程度的迫害，受何种类型的迫害，又往往因人、因地、因时而异。

如果我们抵近观察，便不难发现政治运动如同市场经济，有盈面与亏面的区别，增长点与衰退点的区别。当事人的风险指数，通常取决于他在特定利益关联圈里的相对位置，取决于不同的运动形式和压力来源，其命运轨迹各不相同。

官方主导时的“后位淘汰”

把“文革”十年看成一个样，出自很多研究者的粗心。

实际上，十年间的权力大多由官方掌控，包括一头一尾。“头”是指1966年8月以前，“尾”是指1968年9月最后一个省级“革委会”建立后，党团组织和政府威权重新复位。各地的情况略有差异，但民众最为活跃时期，“踢开党委闹革命”的一段，包括大规模的夺权和武斗，一般只限于1966年8月至1968年春，近两年光景。后来的“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虽给一些造反派提供了复苏机会，但均已渐行渐弱，未搅起多大风浪。

官方主导还是民众主导，这一差别对于研究者无关痛痒，于当事人却特别重要。因为前一运动方式是自上而下，由党委、工作队、革委会、军管会等充当主角，官员们层层部署和闭门密商，气氛森严而神秘。倒霉的肯定是黑色群体，一些“死老鼠”必须一打再打，因为这些人位置垫底，肯定不服气，肯定想变天，最可能留恋旧社会。其次是一些新黑类：如犯上作乱的出头鸟，早入另册的失意官员——通常被列为“内奸”“叛徒”“假党员”的污点人物。据1966 年北京一次红卫兵抄家成果展览披露：北京市抄家11.4万多户，上海市抄家8.4万户，天津市抄家1.2万户，就是这些人受到的第一波冲击。另有资料显示：北京红卫兵打死1772 人，其中佘山大教堂的马神父、原国民政府驻法国肖姓参事等被活活打死。上海市“四类分子死亡数为殴打致死总人数的45.5%；受伤比率为24.8%；被剃头比率为26.3%，在各人员分类中均列高位。”⁷

具体到各地、各业、各级，这些受难者又往往有一个相对位置的压力差序。这话的意思是，攻击者总是在矮子中找高个，比如一个单位里的黑色人物太多，那么家庭历史有大把柄者，即黑中的“较黑”“深黑”“最黑”肯定首先挨刀。我所在的中学就是这样。我父亲所在的机关也是这样。1968至1974年间全国大抓“5·16”分子也是从后位者着力——这一场据说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运动，打的多是造反派骨干，特别是家庭涉黑者。当局需要集中力量和分化敌人，因此未在群众组织里混过一官半职的，也无出身问题的小鱼小虾，可能暂避一时风头。但运动不能没有政绩，不断推进的运动得有不断的政绩，淘汰是一轮轮的收紧和加剧。随着某些后位目标消失，候补者的中弹概率则必定增加。这几乎是掐指一算就能明了的流水线进度。

一个人只要不是太笨，通常都可以从空气中嗅出危险，即看出自己是不是身处“后位”或潜在的“后位”。

这里的“后位”并不限指一二，也可能略超此数。

民众主导时的“前位淘汰”

民众闹起来时便完全是另外一套法则。

他们的运动方式是自下而上，虽然也会扫荡一下黑色群体，算是祭旗壮威，正名出师，彰显造反派的“政治正确”，不沾包，讲安全，但那常常是一些战术假动作，真正的目标一定锁定了当权派，即权力结构中的“前位”及潜在的“前位”。在这时，当官的是否廉洁不重要，是否能干也不重要，是否勤跑基层与和蔼亲民也不重要，是否爱喝酒、会书法、有战功、懂俄语更不重要……鸡蛋里挑骨头，任何人的缺点集中起来都很像“官僚主义”和“走资派”。与其说他们因个人品质而中枪，不如说民众手里有了枪，他们就必须是靶；民众手里有了锤子，他们就必须是钉子——他们被一种结构效应推到了可悲位置，当官就是原罪，在位掌权就是民众天敌。集体主义发展方案下所压制的某些个人利欲，也总是宣泄成对眼前几张官员面孔的愤愤不满，构成了“官民矛盾”的一部分。我的一位老街坊，家里还喂着猪，小孩上学还穿开裆裤，穷得几乎家徒四壁，只因受命主管一个国营理发店，也吓得神色不宁东藏西躲。“我是走资派么……”他路遇我时的一句苦涩解释，曾让我大吃一惊，也啼笑皆非。

由此看出，身处哪一个行政级别并不重要。“宁为鸡头不为凤尾”俗语此时应颠倒过来看。只要是“头”，不论其利益关联圈是一个理发店，还是一个国家大部委，都不能不承受民妒、民怨、民乱的高压聚集，不可能轻松过关。每一篇检讨书会被认为是“不老实的”“不深刻的”“花言巧语的”，当事人写一千遍也白搭，自抽耳光也抽不来多少同情。如果此时有相对安全的官员，那一定是各种大“尾”小“尾”，其官阶哪怕很高，只要不处在主官位置，便自有他人遮风挡雨。他们只需暗暗注意动静，最怕的是排在前位的一个个倒下，自己这块肉轮上砧板。

这种情景看上去很像权力领域里的“吃大户”，有一个就近取材、急事先办的套路，一个先大后小、先高后低、先肥后瘦的流程。由此不难理解，1966至1967年间，特别是在城市里，几乎每一个工厂、学校、机关、商店、医院、剧团、幼儿园的一把手都没好日子过，一律灰头土脸。市级造反组织必然剑指市领导，省级造反组织必然剑指省领导……这一铁律几无例外，故全国性造反组织的危险不难想象，只能被中央一再下令禁止死堵严防。顷刻之间，全国29个省级党委的第一书记中有23个被打倒，中央和国家机构中60%-70%的“前位”面孔在公众视野中消失⁸。留下来的，多是因中南海直接干预才幸免于难，如湖南的华国锋——后来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不过，“炮轰”“火烧”“油炸”华国锋的大字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多见，可见民众不是没有淘汰意愿，只是淘汰一时受阻，暂咽下一口闷气。

毛泽东、中央文革、军队等也算是“官方”吧？他们所号召、支持、指导、联络的民众是否涉嫌一种假“民众”？其造反是否更像两个官方系统之间的代理人冲突，甚至是某些洋左派揣度中“以党反党”不断革命的一大发明？不过，考虑到各地民众群体屡屡偏离、脱离、背离毛泽东的“官方”及其“战略部署”，闹出了不计其数的紧张和周折，民众的真实面目和自主要求却也不难辨认。

严重“背离”之一：他们根本不以“革命路线”和“反动路线”的标准来选择攻击目标——这肯定大出毛泽东意料之外。由此造成几乎所有党政主官对“文革”总体性的不满，也肯定让毛泽东十分棘手。他后来承认“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是两大失误⁹，却从未说及原因，也从未往深处想。

真实的原因是，他的革命议程与民众的权力要求一开始就出现了错位，不过是两条线有部分交集。这一点可能多年后才能被人们看明白。

知识分子面临的双向淘汰

知识分子最惨，通常是两头招风，两头受挤兑。特别是他们的中高层，大多学历高，知识多，名声大，范儿酷，其薪资定级和阔绰程度可能高过长官，在民众眼里算得上“前位”或潜在的“前位”。但他们的履历和家庭背景又多不好看，比如老爹曾为地主，自己在欧美留过学，参加过三青团或国民党什么的，还个性强，心气傲，脑子活，藏也藏不住，装也装不像，在很多官员眼里怎么看也是“后位”或潜在的“后位”，最像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卧底。

因此，无论官方发力，还是民众发力，他们差不多都是在劫难逃。外婆不疼，舅舅不爱，官员不亲，民众不近，他们是官员、民众、知识精英这三角关系中最脆弱的一极，总是烤双面焦。

据说只有名医在“文革”中受冲击最少，原因也许是大家都得惜命，不敢拿自己的冠心病或直肠癌去赌政治。但对于很多教授、作家、主编、明星艺人而言，双向淘汰则无异于全线扑杀，几乎是一回事。只要高音喇叭里的声调开始雄壮和激昂，他们必定心惊肉跳，朝不保夕，包括不少千辛万苦回到祖国的报国之士，一不小心便被淘汰到“牛棚”这种土监房，不免心中五味杂陈，衷肠谁与诉。与他们一同落难的有“走资派”，也有“造反派”，但那些人或有解脱之日，身负双重原罪的精英们却如永久难民、运动钉子户、到处通用的拳击沙袋，对世事变幻几无期待。作家叶蔚林曾向我描述过绝望。有意思的是，他的故事之一，是下放农村劳动后仍被大家揩油，今天张三借钱，明天李四借钱，把他当成提款机，提了多是有去无回。他怕得罪官员也怕惹恼农民，从不敢去索要——不过这种忆苦也可读解成炫富，甚至有美化社会主义之嫌。想一想，谁让他成了提款机？谁让他的收入高到官员不服和民众嫉恨的程度？有关事实是，除了丢掉公职的，大部分知识分子的高薪在“文革”期间受到政策保护。不过，也许正是这一条为他们招来了更多阴暗心理的压力，升高了人际关系的敏感度。一旦撞上来自上方或下方搜索目标的眼光，不会是好事，更像是坏事。

邓拓、老舍、严凤英、杨朔、储安平、傅雷、翦伯赞、上官云珠、范长江……是这个群体中的最不幸者，可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每一名字都饱含泪痕与血渍。其他人即便能一直享受高薪和干籍，对“文革”也多有切肤之痛。一般来说，“文革”前他们那些优待房是再也回不去了，就算发还给他们，他们也不敢住了。“文革”中他们那些被抄走的存款、字画、古董，即便在“落实政策”时予以退还，他们也余悸难消，多用于交党费或捐灾区了。他们后来觉得“全盘否定”论最合心意，其理由很简单：既然十年中的各种老面孔和新面孔，对于他们来说都不是好面孔，那么分出不同阶段有何意义？分出这一群和那一伙又有何意义？官也好，民也好，大多没什么教养，张嘴就可能有错别字，出手就可能动粗见血，不懂微积分也不知商籁体，办起案来更不知隐私权和辩护权为何物。18世纪的爱尔兰学者伯克（Edmund Burke）对法国大革命的厌恶，在他们听来一定很对心思：“一名理发师，或一名蜡烛制造者，其职业不可能成为任何人眼中的荣誉，更遑论其它一堆更为次等的职业了。这些人不应受到国家的迫害，但如果这些人被允许进行统治——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国家反而会受到了这些人的迫害。”¹⁰不是么，那些个老土疙瘩，一些掌了权和没掌权的理发师，竭诚奉献才学超群的一个教授怎么能忍受这些人的唾沫星子？

有些人后来说什么“人民的文革”（杨小凯、郑义、朱学勤等），所谓底层的自由狂欢，与他们的记忆根本无法接轨，在他们看来很像小屌丝们的胡诌。也许就是出于这一层隔膜，《干校六记》的作者杨绛文笔清雅，才学丰饶，广受学界敬重，但她在书中斥几位下乡知青为“狼崽子”，对他们的饥寒之状幸灾乐祸¹¹，曾让很多年轻人吃惊——他们也是受难者，至少比作者受难更多，比如不像她那样一直保留高薪。他们不明白，同是受难者的感受为何并不能相互对齐。

人们的思想都依托感觉根系，不是语词的随意漫游。中国很多知识精英日后对红色革命的总体性抵触，不无情绪的右倾化，应当说事出有因。2011年，即便在西方经济遭遇重挫之时，据全球知名民调公司Globe Scan的数据，中国人对资本主义的支持率仍高达67%，几乎是全球最热切的向往，连续五年超过美国，更超过英国的55%，法国的31%，土耳其的27%¹²，成为对西方世界最大的一个奖牌。撇开市场经济发展顺利的原因不说，活跃在这一数据幕后的，当然还有中国诸多媒体、院校、学术机构，有知识分子引领的所谓民间清议，以及某种历史记忆的涌动。

从这一点看，“左”经常成为“右”的母胎，“文革”对知识分子群体的双向伤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清议主流的回摆力度¹³。

或许，很多人一旦觉得自己活明白了，对20世纪前期的革命亢奋，对莽夫粗妇的登堂入室，一开始就不会热心和放心到哪里去。

对利益与人性的中道把握

以上简约勾勒，不可能详尽给出“文革”中的风险警示，更不是给未来可能的权力社会提供居民安全指南——这种客服工作该由MBA之类去做。说及这些的目的，无非是要澄清“文革学”的一片浑水，滤去某些宫廷化、道德化、诉苦化的叙事泡沫，尽可能还原国人一个政治权益分布和流动的简图，一个眉目稍显清晰的生活原态——哪怕是还原第一步。

不难看出，在这样的日常生活里，巨大的历史之手还是利益理性，即大多数国人自觉或不自觉的利欲攻防。

革命意识形态固然反映和重申了旧的利益关系（比如贫/富）；但一个全能而单质的权力体制下，新的利益形态和利益关系（比如官员/民众/知识分子等组成的多边形）溢出了既有解释框架，常处于无名状态。前者是过去时的，后者是现在时的。当两种利益关系一明一暗地相互缠绕，一旧一新地发生交集，当“文革”发生在这种缠绕和交集之中，诸多乱象其实不是乱，只是陌生；不是怪，只是未知。只有把利益奉为圣物（如某些右翼），或把利益贬为罪孽（如某些左翼），才会不约而同地说遍天下利益却单单撇下“文革”，将其视作疯狂或神奇的例外。他们在这一大块现实前词汇短缺，谈论“利润”“阶级”“所有制”之余，尚不知自己还应说些什么，还能说些什么。

一种分辨率更高的理性透镜有待出现。革命者从“打土豪分田地”开始，其实是最不该忘记利益的。喜儿、大春、吴琼花、小常宝……这些现身于革命剧目的苦命人其实都是利益打拼者，因打拼无望才转投革命。在通俗版的马克思主义那里，阶级决定论就是利益决定论，阶级斗争就是“争夺粗鄙物质利益的斗争”（本雅明语）。作为宏观层面的一种概率性描述，这一说法在很多情况下并无大错。不论超凡脱俗的崇高精神是如何厥功甚伟，创造过何等炫目的人间奇境，唯物论者也没理由忽略利益，忽略自己胜利之途的出发点。这个话题应大大方方来谈，像一个会计师或企业家那样来谈。

尽管利益并非一切，尽管人性、欲望、利益的形态总是多样化，尽管新的利益在一个权力社会里主要表现为政治荣誉、政治安全、政治地位、政治权力，要看清楚并非易事，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广义的“无利不起早”仍是行为逻辑的核心，是社会各方应力发动的隐秘磁极，是新谜面的谜底，与旧谜底并无太大的不同。说到底，这仍是一个世俗的寻常故事，不过是资本主义乃至封建主义的故事披上了一件新马甲，如此而已。

失去这一基本点，失去这一涉嫌庸俗甚至不无铜臭的视角，差不多是原版马克思甚至亚当·斯密的视角，历史分析就变得无从着手，也必然误讹纷起。

可惜，在很多人那里，“利益”一词让人羞于启齿——不少“文革”参与者尤其如此。他们曾戴上道德假面，指点江山，纵论天下，理想与信念熊熊燃烧，但他们日后将如何看待这一切？某个夜深人静之时，他们是否迎面对撞过记忆中自己的某些隐秘闪念？如果他们有足够的坦诚，也许不难发现事情的另一面：愚忠是表；利己是里；失态是表，庸常是里；被意识形态玩的是少数，玩意识形态的才是多数。其中最内在的意识形态说到底还是一个俗：回家的自由，说话的底气，邻居的脸色，家中的早餐，床垫是否舒适，儿女是否受人欺辱，娶来的老婆是否漂亮……只要稍加翻译，这些几乎都是经济学的寻常内容。

指出这种君子的高仿运动，并不是视利欲为超级香饽饽，也不是说自利与极端自利没有差别。全世界永远都有“好人”这类褒义词，在任何地方也不会有人骂出“你怎么好得这样无耻”一类疯话，足以证明好坏是有分别的，好人还是有的，大好人还是有的。不论何时，道德还是人心所向，理想与信念还是社会公益的长效保障，一种永远灿烂的精神传薪。同样，这也不是否认道德进步的可能。就个人而言，既然有好人变坏，当然也会有坏人变好。最初喝不了酒的人，喝多了可上瘾。以前听不惯京剧的人，听多了可入迷。习惯可成自然，克制可变本能。众多高仿品牌的君子，其仿制工艺积累到一定程度，也可能修炼出 “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孔子语），其心智出现质的变化，达到直心即道场的境界。事实上，确有不少人在红色中国实现过道德升华，血管中奔流过可贵的热情。他们日后唱红歌兴致勃勃，并不一定意味着全面留恋“文革”，不过是一种惚兮恍兮的精神怀乡，对自己高仿经历深情回望。即便怀疑当时的自己有几分假，但半假清高也比全面恶俗值得珍惜；即便怀疑当时的人际关系有几分伪，但半伪温暖也比彻底冷漠让人舒心。花红和月圆的短暂并不损其美好，崇高及仿崇高哪怕只是一时半刻，也往往是记忆中最柔软的一角。一个什么生意都做过的不法商人，当年响当当的热血青年，一到歌厅包厢就命令所有的陪酒小姐大唱红歌——这就是我身边的故事，曾被我写入《暗示》一书。

他的歌喉与他的一肚子坏水完全可以分头管理。

然而，无论有多少人修成正果，人类就大多数而言，就大多数人的大多数时段而言，其道德进化是否可能，或说进化的上限有没有，有的话究竟在哪里，仍面临巨大争议。这是必须重提的一大哲学难题。马克思主义学者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与自由主义学者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同为国际思想界大腕。他们在不少政治议题上形同楚汉，在“道德进化论”这方面倒结成血盟，共同描绘了一个美好前景。前者的根据是“焚烧女巫”的消失和“男女同酬”的实现¹⁴。后者的根据则是战亡人数减少，尤其是考虑到同期人口总量，其比例在历史上表现出明显的一路走低¹⁵。他们说的都是事实。他们所欣慰的社会改良并非不值一提。但他们考虑到现代文明之下隐性的酷刑和战争了吗？迫于债务和失业的自杀在“焚烧女巫”消失后是否更多？贫富差距在“男女同酬”大体实现后是否更大？来自污染、犯罪、毒品、精神病、过劳死、交通事故、食品造假、金融危机、人肉炸弹的谋杀，与前现代的屠杀相比是否依旧防不胜防，乃至远超巡航导弹“精确打击”所攒下的人道红利？……如果他们离开历史的局部截屏，放眼更广泛、更长远、更新异的人间悲剧，有什么理由相信无痛的创伤就不是创伤，曲线的谋杀就不是谋杀，那些间接的、软性的、远程反应的、延时反应的、甚至礼貌与合法的罪恶就成了道德成就？他们有什么理由相信人类自有了交谊舞和博士帽，普遍人性从此优雅兮兮，正在从1G向2G、3G、4G……不断优化？

较之于他们的乐观与自信，章太炎的一份冷静弥足珍贵。在《俱分进化论》一文中，他认为技术与道德并非同步升级，文明不可能消除恶，倒是“昔日之善恶为小，今日之善恶为大。”“若以道德论，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纵令地球统一，弭兵不用，其以智谋攻取者，必尤甚于畴昔。何者？杀人以刃，固不如杀人以术。”“使至于悲愤失望而死者，其数又多于战^。”16这一些说法不仅富含作者的佛学和儒学资源，也不难让人联想到一些自然现象，比如基因分子结构的自我复制——其对称结构总是恒常，无法靠外力轻易改变。“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代董仲舒语），只要人类的群体性与个体性并存，只要这个最大的“天（自然）”未变，善与恶的缠绕就不会终止。当恶逼出了善，善便是正义之剑；当善惯出了恶，恶便是利乐之腐。这一互相诱发和互相修复的无限过程，受制于人的生物学结构，在机器人接管地球前当不断出演。

一个人若想保持政治远见，其最大难点无非是掐准人性的基本面，洞察利益要求的不同变形，既能激发人们的趋上能量，又能承认、包容、善用、管控其趋下能量（比如逐利性的“还俗”）。两手都能硬——行“中道”者不会仅仅押注在一头。

如果我们明白这一困境，或说这一常态，便不难给领袖神化和人民神化退烧，给“文革”减少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说，企图以“不断革命”的方式彻底改造人性，创造“红彤彤的世界”，尽扫官僚主义、特权意识、野心家、贪污什么的于一役，正是“道德进化论”常见的奢求与冒进；以为财产私有制取消后万恶尽除，民众的逐利逻辑废止，任何贪欲和倾轧都不足为虑，公平正义仅靠宣传、教育、辩论等手段便足以永久保质，则表现出“道德进化论”的轻忽与天真。

前者使“文革”的目标虚高，后者使“文革”的举措失误。在这个意义上，一如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曾使启蒙派措手不及蒙头转向，“文革”不过是再一次对现代人盲目的道德乐观当头棒喝。

人类不是上帝，人类只能做人类可能做的事。

不能做上帝的事，是不是就该做魔鬼的事？既然民众的一次次“还俗”难以避免，那么是否一开始就该大张旗鼓地蝇营狗苟？不少人确实有过这样的闪念。不过这种心机不便摆上学术台面，于是“文革”结束多年后，尽管不少后现代才子忙不迭地绝望和虚无，被“解构”“祛魅”什么的闹得心神不宁，生不如死；然而在他们的书斋之外，就知识界主流而言，人类的自我神化冲动仍未终止。一种“道德进化论”的知识幻影仍活跃在市场神话、自由神话、底层神话、选举神话等思潮中，为各种意识形态提供共同的荷尔蒙与兴奋剂，提供进步主义历史观的高配型号，提供一种完美社会的前景。虚无一旦走出书斋就可能成为轻信，一旦走向公众就可能成为轻诺，很多现代哲学大师就是这样喜欢换上童装出门。这是鼓励积极的人生态度吗？也许是。对花咕嘟一般的少年不应该大声说出事情的严峻和凶险吗？也许不应该。但健康和成熟的社会改革，从来都以正视现实为前提，是克服重力的奋力腾跃，不是梦中脱离重力的高高飘浮。

一个成年人不论在书斋内外，都应明白这一点。

注释：

1联动的前身是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西纠）、东城分队（东纠）、海淀分队（海纠）、宣武分队（宣纠），其骨干多为官员子弟。随着运动矛头指向他们的父母，他们于1966年宣布联合组成“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反对“迫害革命老前辈”，反对毛泽东以及中央文革小组。

2邓拓，杂文家，曾任《人民日报》主编和社长，与吴晗、廖沫沙一道被诬为“三家村”反党集团，是“文革”中文字狱的第一个牺牲品，于1966年5月18日逝世。

3“…group interests were submerged in a Maoist rhetoric that masked self- interested aims.”引自Fractured Rebellion—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 by Andrew G. Walder，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

4张志新，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因公开反对“文革”极左路线，于1975年4月4日被处死刑，年仅45岁。据报道：为了防止她在刑场喊反革命口号，行刑前先割断了她的喉管。

5见于继增《建国后第一部遭禁的长篇小说》文，载《文史精华》杂志2012年第6期。

6见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7见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1994年。

8见唐纳德·W·克莱因（Donald·W·Clein）等编撰《第九届中央委员会》，载The China Quarterly no. 45，1971。

9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10引自伯克《法国大革命感想录》，载《埃德蒙·伯克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

11该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12转引自2011年4月13日《国际财经时报》。

13“右”也可以成为“左”的推力，如1950年后西方主导对中国全面经济封锁，增加了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难度，随后出现的反共迫害浪潮（如印尼、越南、韩国、台湾等地），也势必从反面加剧中国的冷战敌意和政治严酷性。

14见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新星出版社，2011年。

15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by Steven Pinker，Viking Adult;，2011。台湾学者钱永祥撰文于《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第40期对此有过评介。

16引自《俱分进化论》，载1906年9月《民报》第7期，后编入《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