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2013年，在中国当代历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特殊意义。

直接地看，2013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进程的一个新起点。十八大选出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在这一年继往开来，开启了一轮新的改革浪潮。十八届三中全会在经济和政治领域提出的改革措施，正是34年来改革大业的逻辑发展。

不仅如此，如果进一步回溯，我们可以看到，2013年不仅是直接沿着改革开放34年来的逻辑在发展，而且也是对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发展进程的经验总结。

2013年的历史已经彰显出，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从现在到21世纪中叶，将不会是简单重复过去的两个三十年。中国在经历了改革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发展阶段后，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就是对前两个历史阶段进行综合。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来看，中国过去的两个三十年既有后者对前者的反思和批判，更有扬弃和继承，而未来的三十年则是对过去两个三十年的综合，这三个三十年将构成一个完整历史阶段的“正-反-合”辩证过程。

2013年，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作为“正题”的第一个三十年

从历史的逻辑看，从建国到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是辩证发展的“正题”。在这个“正题”阶段，首先要解决的是共和国的生存问题。要解决生存问题，就必须解决一系列根本问题。这包括：

第一，确立中国在世界上的国家主权和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在建国初期，中国通过“一边倒”的策略，从苏联获得了重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援助。在朝鲜战场上与美国军队的较量，使得全世界对新中国刮目相看。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起现代化的军队，以及独立自主的国防工业体系。在50年代中后期，中国又成功抵制了苏联控制中国的企图。近百年来，中国第一次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被世界重视，实现了鸦片战争以来救亡图存的民族梦想。

第二，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毛泽东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看到，只有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中国才有可能集中国家资源实现工业化，才有可能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同时，中共当时也看到，只有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贫富悬殊和土地兼并的问题。基于这样一个思考，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成了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最重要的任务。

第三，反思苏联制度弊端，探索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首先在苏联实现，而经济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计划委员会，则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根本特征。但是，中国并没有照搬苏联高度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制，而是依据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行省相结合的传统，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条块结合”的经济结构，使地方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蓬勃发展。

第四，中共突破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对垒的全球政治格局，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下重返联合国，迫使西方国家改变对中国的封锁态度。到7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基本打开了与西方主要国家交往的大门。

经过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奋斗，中国确立了在世界上的国家主权和政治上的独立自主，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打开了与西方交往的大门。中国作为一个新型的独立大国，已经初具规模而屹立在世界上，并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所以，这第一个三十年，是中国当代历史辩证发展的“正题”。中国后来的所有发展，从根本上说都是建立在这个历史“正题”的基础之上。

但是中国当代历史的“正题”阶段，是在对鸦片战争以来国家破碎、社会溃败、集体意识丧失的矫枉过正中完成的。矫枉过正不可避免地带来许多激进冒进的片面性。“正题”阶段出现的诸多弊端，催生了1979年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

作为“反题”的第二个三十年

从1979年到现在，改革开放的34年之所以称为“反题”，是因为这个阶段以拨乱反正、结束“文革”为开始；以改革第一个三十年的弊端为特征。在这个历史的“反题”阶段，中国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意识形态挂帅等错误理念和政策。

在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第二个三十年进程中，最重要的是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体制和催生了大量的民营企业。

改革伊始，中国就着手改革在前三十年中建立的党、政、企三位一体的模式，把政府的还给政府、企业的留给企业，社会资源配置的机制逐渐由国家计划转化为市场机制。到2012年，中国已经基本上建立了依靠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发展模式。

与市场机制同时发展的是民营经济。在过去的30多年中，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速度在总体上一直高于国有企业。到2012年，民营经济在经济总量中已经超过60%。全国企业法人当中，国有企业占2.4%，私营企业占7.2%，民营企业占90%。民间资本占全国企业资本的60%以上，民间投资占全国投资的60%以上。

但是，以拨乱反正为起点的改革开放阶段作为辩证发展的“反题”，并不是简单的否定。也就是说，第二个三十年对第一个三十年并不是从根本上否定，而是辩证法上的“扬弃”。用普通常识的语言说，就是有改革、有摒弃，但更重要的是继承。第二个三十年在改革第一个历史阶段的弊端时，继承了“正题”阶段确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继承了对西方保持开放的外交政策，继承了对社会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从而把中国历史大大地向前推进了。

但在这个辩证发展的“反题”阶段，也存在着跟“正题”阶段相似的矫枉过正、急躁冒进的片面性。诸如在医疗、教育和住房等公共领域的过度市场化，先富起来的社会群体跟弱势群体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政府官僚化和腐败泛滥，社会道德滑坡，中央政府政令不彰，民粹主义泛滥等弊端。正是由于这些弊端，十八大之后的中国历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整合阶段，即辩证法上的“合题”阶段。从2013年到未来三十年，将是中国历史辩证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未来的三十年，将是对过去“正题”阶段和“反题”阶段两个三十年的综合。

作为“合题”的未来三十年

用历史的眼光看，未来三十年作为历史辩证发展的“合题”阶段，对未来中国发展方向和道路具有决定性意义。到2050年，中国将跨越两个重要的100周年，一个是建党100周年，一个是建国100周年。展望未来，未来三十年的历史整合将展现如下脉络：

第一，第一个三十年“正题”阶段的合理内核必须保留并发扬。中国必须继承并进一步加强国家主权和政治上的独立自主，不能在攸关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问题上让步。同时，中国也不能放弃上世纪确立的基本制度，必须确保社会主义作为基本制度、基本道路。

第二，第二个三十年“反题”阶段的合理内核仍将保留并发扬。改革仍然是中国未来三十年的基本任务。中国不能再重复改革前的老路，在根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中国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进行大幅度的改革。进一步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确保民营经济迅速健康成长，减少行政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完善民众监督国家公权力的机制，提高政治民主化程度。

第三，在未来三十年，中国应当对过去60多年来“正”、“反”两个历史阶段进行进一步反思和总结。中国不仅要改革第一个三十年遗留下来的各种弊端，也要弥补第二个三十年中暴露的新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未来三十年的改革将是对前两个历史阶段的总体改革和建设：既要改革行政权力对经济活动过度干预的弊端，也要改革公共领域过度市场化的弊端；既要改革政府官僚化和特权化的弊端，又要改革民粹主义的弊端；既要改革国家对社会过度干预的弊端，也要改革社会中无视法律的无政府主义弊端。

要而言之，在经过了历史辩证发展的“正题”、“反题”两个三十年后，中国社会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整合阶段，即历史辩证发展的“合题”阶段。2013年将作为一个新时代的起点而载入历史史册。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的不仅仅是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时代，更是未来三十年发展的一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