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博尼:警惕塔西佗陷阱,更需警惕背后不能体现的

来源:观察者网

2017-12-01 07:18

洪博尼

洪博尼作者

外交学院政治学硕士,出版业书评人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洪博尼】

最近的热点事件,就像双台风来袭,制造了更大的舆论风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调查的进行,越来越多的信息呈现于人们的视野,但舆论却一度有再次发酵之势。

于是乎,有个名词成为了新的关注点——塔西佗陷阱。“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源于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指的是当政府部门或某一组织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塔西佗,图片来源:wiki

在这场舆论风暴中,无疑出现了“塔西佗陷阱”的身影。有关涉事部门的官方表态屡屡受到质疑,甚至出现了“质疑比官方表态来得更快”的现象。

当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的:“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

应该说,目前看似“塔西佗陷阱”的现象更多地体现了中国社会的焦虑。人们同情受到侵害的人,担心自己被蒙蔽而不知真相,更担心此类事件有一日发生在自己身上时,不仅诉诸正义无门,连维权的道路都被堵死,成为无法发声的受害者。

要避免陷入“塔西佗陷阱”,需要注意的问题很多。

比如,首先可提高政府的危机公关意识。长期以来,部分公务人员面对危机来临,习惯性害怕承担责任,从而采取淡漠不理,等到不得不处理时,又转而采取简单粗暴处理问题的行为。但这样往往起不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预期效果。他们没有意识到互联网时代舆论的强大力量,也没有意识粗暴解决问题可能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

其次,可以加快建立健全政府的社会危机公关机制。中国的社会重大危机公关处理机制,始于2003年“非典”的教训。经过此次危机,中国虽然在国家层面建立了较为有效的应激反应-现场处置-舆论宣传危机公关机制,但在地方层面,成熟的机制仍相当缺失。

在2011年“七·二三”甬温线动车重大事故和2015年“八·一二”天津港爆炸事故中,涉事地方的危机公关能力无疑有所欠缺、经验不足。虽在天津港爆炸事件中,出现了“消防员是最美逆行者”的成功案例,但缓慢的反应速度、欠妥的舆论管控、不够诚恳的官方表态、被动的反馈造成的影响,却很难弥补。而最近的事件,反映了这些问题依然存在,仍亟待解决。

“塔西佗陷阱”并不罕见

放眼全球,“塔西佗陷阱”也并非只是中国面临的问题。2010年起,从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开始,埃及、苏丹、利比亚、叙利亚等中东国家相继发生“颜色革命”。穆巴拉克、卡扎菲等原有的领导人被投入监狱或夺取了性命,但这些国家的社会不仅没有变得更好,反倒更加动荡。各方势力相继为夺权展开争斗,各大国在背后也在扶持自己的代言势力。

如今,埃及和利比亚宗教极端势力猖獗,不仅人民生活水平倒退,也失去了在中东地区的大国地位;苏丹分裂成两个国家,南北苏丹继续着无休止的争斗;叙利亚政府先后与反对派武装和ISIS恐怖组织激战多年,至今满目疮痍。

虽说西方国家的干涉、互联网导致的舆论发酵,是造成这些国家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当地政府陷入“塔西佗陷阱”的内因,诸如社会体制僵化,危机公关能力低下等,无疑才是导致社会失控的最重要原因。

发达国家、票选民主国家,也未必能脱离“塔西佗陷阱”,很多民调显示发达国家民众对政府、议会的信任度并不高。在这些国家,“塔西佗陷阱”也始终是一个徘徊的幽灵,随时可能爆发。

2014年8月9日,美国密苏里州的弗格森小镇,18岁黑人学生迈克尔·布朗被警察击杀。该事件在当地引发抗议活动,并演变成长时间全州性的大规模骚乱。11月17日,密苏里州进入紧急状态。

但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发达国家在社会危机公关方面,经验更为丰富。弗格森事件能够最终较为平和地平息,与州政府和联邦及时而积极的公关态度,处理媒体关系的成熟,国民警卫队有节制地现场处置密不可分。而司法系统的缓慢运转,也是一个极具美国特色的应对措施。2017年9月15日,法院正式宣判当事警察无罪,历经三年,该事最终在“走完流程”后,不了了之。

面对“塔西佗陷阱”,不能为避而避

当然,中美截然不同,我们避免“塔西佗陷阱”,也要走中国特色的道路,像这样的司法“拖字诀”就不大可能照搬美国。

中国地方和基层的政府组织,总体而言,危机公关意识是在不断提高的,危机公关与处理机制是在不断完善的,并在这一过程中摸索自己的方法。

在这次事件中,也有网友举出了4月1日四川省泸州市在一名中学生坠楼身亡后的危机公关。事发后,当地公安机关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积极调查取证,安抚当事人家属。同时,针对网络谣言也采取了回应、反驳并及时发布调查进度。此后,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调查情况。泸县警方发布的通报也堪称详细和完备,全文包括接处警的基本情况、警方调查情况、事发当天还原、警方回应社会关切疑点、网上谣言澄清、后记六个部分,既有严谨的逻辑和详实的案情细节,又合情合理,充满人情关怀。

泸县政府的这次危机公关如“教科书”般,就是针对民众所想、所疑、所虑,予以充分的解释说明,而不是点到即止。

同时也要认识到,在中国强调危机公关,并不是为了通过这些来息事宁人和掩盖问题,而是勇于承认社会发展过程中问题的存在,并加以解决。

在这场舆论风暴中,我们也能看到中国社会的进步。社交平台上,也有许多谨慎的评判和理性的议论。线下,不少北京市民主动前往大兴,给困难中的人们提供住处、热食和交通帮助。政府的一系列后续行动,也都是为了解决出现的问题。

“塔西佗陷阱”后面还有什么

笔者认为,“塔西佗陷阱”的背后,一些更深层的现象更值得我们关注。

在最近的事件中,诸多自媒体成为了舆论发酵的关键催化剂。它们发文速度极快,但并非像正规媒体一样前往现场进行调查。虽然正规媒体也经常有蓄意裁剪材料的行为,但有些自媒体根据道听途说的有限信息,按“逻辑”推测,甚至只根据自己“认为”正确的立场先入为主,危害可能更大。

这些自媒体的文字中,有添油加醋臆测事实的,也有表达阴谋论的。笔者观察到,有平日并不活跃,甚至在事发后才注册的微信公众号,用寥寥数语煽动性地议论“体制问题”,就获得了上万的阅读量。这对于事件解决不仅没有帮助,更无法引导人们如何以正确的方式思考和解决问题。

在大兴安全整治事件中,地下教会的身影也若隐若现。前几日网络上广泛传播的一张照片显示,在一张写有为大兴困难群众提供帮助信息的纸条上,赫然出现了韩文信息。韩国恰是亚洲基督教对外传教力量最大的国家,在笔者居住的五道口地区,由韩国留学生和工作者开设的地下教会屡见不鲜。

民间力量帮扶困难群众,本来也是社会保障机制中的一部分,值得肯定与欢迎,但如果真与地下教会有关,却不能不令人担心。因为地下教会绕开了合法的监管,在发展信众和财务管理上不透明公开,尤其在民众受教育水平较低的聚居区,更容易与封建迷信相结合,以吸引受众和非法敛财。地下教会与国外非法传教,甚至邪教力量也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其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谈到,现代国家的执政党和政府,都会把维护社会有序和稳定,作为发展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前提,这对于正在转型的国家来说更为重要。社会治理需要能提供足够力量的来源,如果执政党和政府无法提供,便会有其他的力量进入。这些力量如果能对社会发展有所贡献,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无疑是好的。但如果这些力量另有所图,且利用危机中大众的焦虑和恐慌,只会让事态更加恶化,让该保障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该伸张的正义无法得到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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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轩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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