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对邓小平时代的评价

1、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的关系

新中国的历史本质上是持续的国家创新的历史，即在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发展不平衡、传统农业社会、现代化落伍的国内环境以及极其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创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这条道路，既可能在前进中遇到曲折，也可能在曲折中不断前进；既有“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作用，也会有“前人之失，后人之鉴”的作用。

那么，我们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

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的关系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对此，我是从国家发展生命周期及其国家创新理论的视角进行分析。从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看，有四个阶段：即准备成长期；迅速成长期；强盛期；国力衰落期。一个国家兴盛或衰落绝非偶然。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的核心问题就在于一个国家能否创新，而不僵化、不停滞；能否持续地创新，而不中断、不夭折；能否比其它竞争国家更具创新力，而不骄傲、不落伍。

所谓国家创新说，是指国家倡导创新、国家鼓励创新、国家推动创新，国家营造创新环境、国家承担创新风险、国家支付创新成本。在中国，就是要把十几亿人民的微创新、几千万企业的小创新、几万个地方中创新与30多个省级地方大创新，汇集为全社会的巨大创新。可以认为，新中国成立之日起，中国就开启了现代国家巨大创新的历程。

我是将一个国家崛起或衰落定义为在一定的时间内（至少在25年以上）该国主要指标尤其是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比重持续上升或持续下降，这些指标反映了该国在全球经济、贸易、科技、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地位上升与下降。可以说，1820-1949年期间，是中国持续衰落的时期；1949年之后，是中国持续崛起的时期。

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的初始阶段，即准备成长期；邓小平时代是经济起飞和迅速成长期； 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是联系的而非割裂的，没有前者，便没有后者。

改革开放的开启及成功，正是在新中国成立的头三十年间所累积的物质、人力资本基础和现代国家制度基础上实现的。尽管存在重大的偏差和失误，“文革”期间中国所实现的经济增长、国家工业化进展、基础设施建设乃至国民健康水平和预期寿命的提高，无疑为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经济的起飞提供了重要条件，20世纪七十年代实施的农村工业化更是为改革开放时期乡镇企业的发展做了必不可少的准备。

“文革”以及毛泽东晚年的失败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成功之母”。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的直接起因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毛泽东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为邓小平主政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可以认为，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便没有改革开放的历史成功；没有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失败，就没有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成功。

基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邓小平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破除了华国锋、汪东兴的“两个凡是”桎梏，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也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非人权、非制度化的作法，为改革开放奠定了良好开端的政治基础。邓小平从一开始就坚持了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务实地针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和缺陷进行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自我革新”，采取了基于保护人权、民主化、制度化的渐进主义的改革方式，使改革不仅进程平稳可控，而且深得人心。

2、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创新

中国是第一个实行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人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深刻认识，及其对改革目标的正确设定、对改革方式与改革路径的正确选择，中国在20世纪最后20年成功地引领世界上约1/3的人口进入了大规模的经济转轨过程，即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包括中国、越南、蒙古等亚洲社会主义国家，也包括前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共计28个国家。 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转型的最大不同之处，中国不是转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是按照世界银行所建议的从“一只手”（计划之手）到“另一只手”（市场之手）， 而是从“一只手”到“两只手”。

可以认为，邓小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首创者。在80年代前后，中国几乎是在没有什么成功经验和现成理论可以借鉴和参照下，继续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大胆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践表明，坚持社会主义政治方向的选择，使得中国（包括越南）成为近30个经济转轨国家中成功规避转型大衰退、大动荡，实现大繁荣、大发展的典范。

正因于邓小平所开启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释放，在经济增长、减少贫困、社会进步等方面实现了伟大的跨越。根据安格斯•麦迪森提供的数据计算，1978年中国GDP（购买力平价，1990年国际美元）与美国GDP的相对差距达4.37倍， 到2010年已经超过了美国 ；即使按照汇率法现价美元计算，中国GDP与美国的相对差距也从1980年的15.15倍缩小至2013年的1.82倍。 如果从发电量这一国家现代化程度指标来看，中国发电量与美国的相对差距在1980年为8.26倍，而到2013年中国发电量已经超过美国，相当于美国的1.27倍， 表现出比美国更加强大的经济社会发展后劲。

3、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什么会取得成功？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邓小平正确认识和对待毛泽东时代的政治遗产，并从中汲取了有助于改革开放的丰富营养。一方面，邓小平、陈云提出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 同时也必须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晚年）错误是第二位的”， 这就避免了苏联所发生的从全面否定斯大林最终走向苏共解散、苏联解体的政治悲剧。

另一方面，邓小平选择坚持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道路，继承了毛泽东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即他所领导创建的一整套基本政治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自治区域制度，从而延续了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政治优势；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大胆改革了政治体制，使之更加符合中国国情，有效增强了党和国家的活力与创造力，成功走出了一条既不同于“老路”、更不同于“邪路”的“新路”、“正路”。

李先念用“既要积极，又要慎重，稳步前进”这十二个字概括邓小平时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策略。 实际上，“白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摸论”，反映出的正是邓小平改革思想的核心，即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历史观。邓小平鼓励地方创新，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这就极大地降低了改革不确定性和制度变迁成本，也使得改革开放顺乎民心，合乎民意，即便是在邓小平身后，也始终保持着深入发展的不竭动力。

4、邓小平成为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

戴维·蓝普顿（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认为，1978年以来，在几乎每一个转折点，西方分析家们都低估了中国领导人的能力。也许这在1978年是可以理解的；那些经历过冷战、“大跃进”以及十年“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的人们会发现，几乎不可能预见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历史）转变。 他评价道：邓小平作为领导人的主要贡献有三类：（1）重新定义政治和国家目标，从阶级斗争向经济增长转移；（2）将中国的未来与全球整合捆在一起；（3）培养一批技术专家型治国精英并使之机制化。这些观念使得中国走上持续发展的轨道。

邓小平既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的关键因素。他凭借高明的政治智慧，深刻汲取了毛泽东晚年错误和失败的深刻教训，实行了新的政治领导方式，对改革开放进行总体设计，也为后来继任者留下宝贵的政治财富：他正确处理了党的领导人个人与党的关系，避免了党的领导人个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 他带头重建党的集体决策机制，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人个人与党的领导集体的关系，善于集中集体领导智慧、全党智慧；他妥善处理党内矛盾和不同意见、重视党内团结，彻底告别了毛泽东时代搞政治扩大化和“公开批判、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激进作法； 他带头“全退”，结束了领导人任期终身制； 他深有“自知之明”，公开承认自己也有错误甚至是重要的失误； 他始终致力于构建“一个好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来保证中国的政治稳定。 他所揭示的“党的领导核心稳定带来党的稳定，进而带来中国政治的稳定，进而带来中国的稳定，最终带来改革开放的顺利实施”的深刻政治逻辑，更是确保中国成功应对国内外各种挑战，走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与程序化。

5、邓小平时代的挑战

邓小平所开创的改革开放是伟大的，但同时也面临发展的挑战、发展的悖论。对此，邓小平非常清醒，一语中的。如他在1990年12月同江泽民、李鹏谈话时，担心中国的四大矛盾（指民族矛盾、区域矛盾、阶级矛盾、中央和地方矛盾）都会发展。 又如他在1993年9月与他的弟弟邓垦谈话时说，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起来时少。

尽管这一时期中国已经取得了极其辉煌的经济发展绩效，也同时面临经济增长多次出现大起大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经济结构失衡等问题；尽管邓小平始终强调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但实际中的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以及人群间收入差距在增长的基础呈持续扩大趋势。 由于“分灶吃饭”的财政大包干制的实施，中央宏观调控能力进而中国国家能力在整个1980年代直至90年代初出现迅速下降， 中央经济权威进而政治权威削弱；人与自然的矛盾、发展需求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矛盾日益尖锐，生态赤字急剧扩大； 腐败滋生蔓延，党和政府的威信和声誉遭到败坏，党和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受到损害。

即使如此，并不妨碍我们对邓小平本人和他所开创的事业、所引领的时代给予崇高的历史评价。正如《时代》周刊总编辑Michael Elliot所写道：“（邓小平）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在人类历史上，邓小平的改革使更多的人在更短的时间内获得了改善生活的机会。……这是我们时代的伟大故事，不只是中国人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全人类的故事——这就是邓小平留给我们的遗产。”

邓小平无愧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无愧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战略家，无愧于中国道路的开创者，无愧于当代世界杰出的大政治家。

6、邓小平的历史财富

当代中国有两个伟人对中国现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历史由人民群众所创造。而古往今来被反复证明的另一个规律是：时代伟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集体行动及其成效。

不论从集体还是个人的视角看，邓小平都是现代中国最值得纪念与尊崇的历史存在之一；他对民族的丰厚财富，曾经、正在并将继续指引中国健步走向更加美好的前方。

我把邓小平留给后人的历史馈赠称之为“邓小平财富”，这一历史财富既包括他的理论和思想、精神和品行，还包括他所开创的中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不仅载入中国现代史册，也载入世界现代史册。

“邓小平财富”首先是他的理论和思想。江泽民同志在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所作报告中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社会主义的动力、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九个重大方面对邓小平理论作了经典的概括。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灵魂，也是“中国之路”不断向前、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邓小平财富”还包括他的精神与品行。

他热爱国家、矢志复兴，他是中国人民最优秀的儿子，他亲手制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将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赶超美国的“强国梦”引向现实，他提出了评价政治制度完善与否的“邓小平标准”， 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坚定“三个自信”提供了重要思想武器；

他胸怀人民、心系大同，明确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坚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 从而将中国的发展进程设定为部分人先富、更多人共同富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三个阶段，解决了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解决的贫富差距问题，使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土地上不断从理论成为实践、从理想成为现实；

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客观评价毛泽东，准确认识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高举“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旗，匡正民思，再造乾坤，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

他大智过人、高瞻远瞩，在“文革”结束后以七十多岁高龄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凭借出神入化的政治洞察力和预见力，为改革选择了正确的政治方向，不仅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还极具前瞻性地布局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目标和阶段性目标，将改革开放事业演绎得气势磅礴、精彩纷呈；

他文武兼备、能征善治，不仅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杰出的军事战略家，可以出奇制胜、以少胜多，更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史上伟大的发展战略家、治理战略家，善于将劣势转化为优势，将“人口多”的基本国情向人力资源财富转化，将“底子薄”的基本国情向庞大的内需市场转化，使“坏事变为好事”；

他宽厚怀柔、尊重法制，不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搞揪斗批判、亲属株连，不搞乱扣帽子、无限上纲，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弘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及有不同意见的同志；

他忍辱负重、乐观不改，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几经起落，却始终淡看风云、纵横洒脱。

他不愧为一个伟大而超凡的政治家。

“邓小平财富”还包括他所开创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邓小平综观世界大势、中国大势，不仅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还提出了更具世界影响的命题，即改革开放。即使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不能改革，就会走向自我僵化、老化、退化。改革开放不仅对中国有着重大意义，对世界也具有重大意义：它是邓小平留给中国的历史财富，也是留给世界的历史财富，不仅留给当代人，也留给后代人，其全部的历史意义将远远超过我们已经认识到的程度。正是由于改革开放，邓小平之于现代中国历史不只是单一的个人，而是代表了一个集体领导、全党智慧、人民意愿。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有其自身的演进规律和发展逻辑：只有顺应这一规律和逻辑，才能对历史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一个顺时而动的伟人，又反过来促使一个国家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历史机遇，攫住时代的脉搏，从闭锁走向开放，从贫穷走向富裕，从积弱走向强盛。中国通过邓小平所开启的改革开放不断前进、不断发展，这是典型的“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乃至未来的中国应当对邓小平深怀感恩之心。

七、后记：感恩邓小平

本文所记录的历史，也是我非常有幸所生活所经历的邓小平时代，不仅作为亲历者、见证者，还作为研究者、参与者。

这是改变我人生轨迹的历史时代。当1977年夏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我于当年底参加了首次全国高考，在人生中第一次有机会选择了自己的命运，有幸考上了大学，后来又获得了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并到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系做博士后，成为第一批受益者，从此也就与改革开放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了，国家的兴盛决定了个人的成长，民族的命运决定了个人的命运。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记录这段历史，怀着感恩之心报答邓小平，报效国家，服务人民。

1989年，我和王毅代表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执笔并出版了第一份国情报告，即《生存与发展》（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年；英文版，1992年）。邓小平同志对这个国情报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主张要让全国人民系统了解国情。时任北京电视台台长的龙新民和国家科委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邓楠提出由北京电视台制作国情教育系列电视片，邀请我和王毅在国情报告成果基础上撰写电视讲解文稿，系统地介绍我国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等基本国情。1991年该系列电视片在北京电视台和其他地方电视台播出，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使得国情研究成果不仅成为科学界共识，而且迅速转化为决策公共知识和社会公共知识。

这是我对邓小平同志恢复高考等制度这一人力资本投资重大决策的最初回报。而后我就沿着国情研究的学术之路走下来。

2008年11月我因在宏观经济管理领域的杰出贡献而获得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在获奖答谢词中我表达了自己的感谢和感恩之情：

我特别要真诚地感谢已故领导人邓小平同志。如果没有30年（指1977年）前他做出恢复高考制度的决策，我作为‘文革’一代就没有机会考上大学；如果没有他倡导建立学位制度，我就不能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如果没有他决定选派出国留学生，我就没有出国学习深造的机会；如果没有他20年前（指1989年）对我们第一份国情报告《生存与发展》的高度评价，我就不可能有极大的勇气开拓国情研究（即中国学研究）这一崭新的、颇具挑战性的综合研究领域。

这里，谨以《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系列文稿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今后，我还要继续以“知识为民、知识报国”为宗旨，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更多的知识贡献。

注释：

1.此文完成于2014年8月25日，系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而作，杨竺松协助整理。

2.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新华网北京2013年7月5日电。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1/05/c_114258698.htm。

3.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77-1991）》，待出版。

4.参见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第二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5.参见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中文版，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

6.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中文版，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

7.数据来源：Angus Maddison, Statistics on World Population, GDP and Per Capita GDP, 1-2008 AD, 2010, http://www.ggdc.net/MADDISON/oriindex.htm

8.计算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cn）。

9.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 2014.

10.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3.

11.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1年6月22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3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2.陈云：《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几点意见》（1981年3月），见《陈云文选》，第三卷，2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李先念：《坚持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方针》（1980年3月3日、6日），见《李先念文选（1935－1988）》， 410-4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14.戴维•蓝普顿：《中国力量的三面：军力、财力和智力》，中文版，102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

15.戴维•蓝普顿：《中国力量的三面：军力、财力和智力》，中文版，101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

16.龚育之等人介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家希望他当总书记、国家主席，他都拒绝了。这一方面是因为他考虑到自己的年龄（十一届三中全会时他七十四岁），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方面，是因为他从历史的经验教训出发，从党和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考虑到及早培养接班人的必要性。邓小平作为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同毛泽东一样，既是政治路线、战略决策上的核心，也是理论创新上的核心。龚育之、杨春贵、石仲泉、周小文：《重读邓小平》，50-51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

17.这就使得党的领导集体成员真正有了政治安全感，使得中国政治领导集团内部的冲突程度降到最低，从而也保证了中国政治领导集团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18.1987年党的十三大，邓小平退出中央委员会，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担任党和国家军委主席职务时，他一直向中央要求“全退”，明确提出坚持不再过问日常工作。参见邓小平：《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89年9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9.邓小平对来访的意大利记者说：“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参见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1980年8月21日、23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3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邓小平讲：“我这个人，多年来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错事。”见邓小平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采访时的谈话，见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邓小平自述》，第269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邓小平在与金日成的谈话中也曾说，在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我们党和国家做了很多事情。很多事情基本上是做得好的，但也有失误，甚至是重要的失误。两个总书记失职，不是重要的失误吗？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1294-129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20.邓小平在与江泽民、李鹏谈话中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参见邓小平：《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1.邓小平：《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1990年12月24日），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1364页，北京，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136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24.城镇居民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16提高至1991年的0.24，上升了0.08；农村居民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120提高至1991年的0.3072，上升了0.0952；城乡居民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333提高至1991年的0.355，上升了0.022。张平等：《中国经济增长前沿II—转向结构均衡增长的理论和政策研究》，第62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25.王绍光、胡鞍钢：《国家能力报告》，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

26.胡鞍钢：《人口与发展—中国人口问题的系统研究》，8-9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详细分析参见中国生态环境预警课题组，胡鞍钢、王毅、牛文元：《生态赤字：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生存的最大危机》（1989年8月），载中国科学报社编：《国情与决策》，186-249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0。

27.凤凰资讯转自中国网，2008年12月12日。原题:《时代周刊》刊文怀念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链接师邓小平。链接：http://news.ifeng.com/opinion/200812/1212_23_919191.shtml。

28.这包括：这包括：（1）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上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3）在社会主义根本任务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在社会主义的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5）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上，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6）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障上，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7）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问题上，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8）在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强调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9）在祖国统一的问题上，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见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2年10月12日。也正是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得到正式确立。

29.邓小平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达到上述三个要求，时间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长些，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能够也必须达到。所以，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见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0-111页，3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