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俄罗斯近期的外交行为和外部环境变换来看，我们可以对俄罗斯对外战略的近期趋势作出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俄罗斯的战略视线正在东移。中国作为俄罗斯东边最大的邻国，也是在转型中发展最快的国家；同时，由于俄罗斯也正在谋求经济复兴和重振大国地位，因此中国无疑是俄罗斯对外战略中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对中国崛起认知，不仅是俄罗斯在主观上建构中国的国际角色，而且这种角色认知和政策应对也关系到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未来前景。

自2003年12月1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首次全面阐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思想以后，这一课题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广泛的关注。 俄罗斯作为中国的最大邻国，同时也是一个正在复苏的大国，因此，“中国崛起”同样也引起了俄罗斯各界的高度关注。 中国的崛起在俄罗斯的看来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崛起？是和平崛起还是扩张性崛起？中国的崛起对俄罗斯是一种威胁还是俄罗斯复兴的机遇？研究俄罗斯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及其应对的战略安排，对中国处理中俄关系和深化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关于俄罗斯对外战略近期趋势的基本判断

研究俄罗斯如何对“中国崛起”进行认知，首先要对俄罗斯近期的战略趋势作出基本的判断。如果俄罗斯在战略上仍然是以西方为重点，那就意味着中国对俄罗斯是无足轻重的，因此研究它对“中国崛起”究竟如何认知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但是，这样的假设恰恰与事实相反。从俄罗斯近期的外交行为和外部环境变换来看，我们可以对俄罗斯近期的对外战略趋势作出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俄罗斯的战略视线正在东移。需要强调的是，这里讲的是战略视线东移，而不是整个对外战略东移，它反映出来的事实是东部在俄罗斯战略上得到了超乎寻常的重视，但俄罗斯仍然继续在努力经营并试图改善西部的战略环境。这一基本判断的依据在于：

首先，欧亚地缘的欧洲部分在“颜色革命”之后，在西方的挤压下已经丧失了欧亚的地缘色彩，而明显地转向了西方，有的国家甚至很快就会成为西方的一部分。2003年，格鲁吉亚在“玫瑰革命”胜利后，萨卡什维利政权完全与俄罗斯拉开了距离而全面投入到美国的怀抱中；同时，在对外政策上，格全面脱亚入欧，并把加入欧盟作为既定的外交目标。格鲁吉亚局势的变化只是欧亚地缘政治变化的第一步，随之而来的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摩尔多瓦虽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它的西方化倾向对俄在战略上来说也意味着失去了一枚重要的棋子。至于乌克兰的战略地位就非同一般了。乌克兰被布热津斯基认为是欧亚大陆起着五大地缘政治支轴国家之一，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不再是一个欧亚帝国。 也正因为如此，俄罗斯才对2004年乌克兰发生的“橙色革命”予以高度关注。但是，乌克兰最后还是选择了亲西方的尤先科阵营，尤先科获胜之后当即就宣布乌克兰要通过加入北约和欧盟全面融入欧洲。尽管乌迄今还没有融入欧洲，但俄罗斯事实上已经失去了乌克兰，至少在“橙色革命”之后一段时间内是这样。因此，2006年初爆发的俄乌能源之争，表面上看是俄乌之间的事，但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很明显也是俄为维护自身地缘利益而对西方动用的一种新的地缘手段，就是连美国也不愿袖手旁观 。不过，无论俄罗斯采用什么样的措施，欧亚地缘已经进行了重组，俄罗斯的西部地缘空间受到了自苏联解体以来最严重的挤压。

其次，西方对俄罗斯车臣政策的指责并没有因反恐战争和反恐联盟的建立而淡化，相反越来越多地认为俄在车臣不是反恐，而是“有计划地侵犯人权”的举动。这就是说，“9?11”事件以后，国际反恐联盟虽然得以建立起来，但各国对恐怖主义定义是有很大分歧的。在俄罗斯看来，车臣非法武装是一群地地道道的恐怖分子，他们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如普希金广场爆炸事件、别斯兰人质事件等，不严厉打击，俄罗斯就没有安定的日子。所以，普京总统早就对外声明：决不与恐怖分子谈判，惟一有效的办法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但是，西方却认为，俄罗斯的车臣政策有悖于人权。恐怖主义的双重标准必然导致对反恐具有双重的认识。在这方面的分歧，俄与西方根本没有调和的余地。

再次，别斯兰事件以后，普京进一步加强了中央的垂直权力，特别是对政权进行了改组，包括地方行政长官的产生、国家杜马的选举形式等，西方指责普京的政权改组是走向集权，认为是民主的倒退， 在政治上存在着严重的“民主赤字”。

基于上述原因，俄罗斯近期将很难在西部地缘政治博弈中有更大的作为。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战略视线东移就成为必然的趋势。这是因为：

首先，在东方，对俄罗斯战略利益至关重要的两个大国中国和印度正在不断崛起，而且早在1999年普里马科夫提出的中俄印三国战略关系得到了具体的落实，尽管其实际的内容与普里马科夫的构想有质的差别， 但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所以，俄罗斯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其东部的地缘空间和战略利益。

其次，中俄关系作为俄罗斯东线最重要的一个双边关系目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自俄罗斯独立以来，中俄关系一直平稳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期，两国元首正式宣布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但是，由于俄罗斯在叶利钦时代外交重心主要是在西方，叶利钦后期的“双头鹰”外交仍然有主次之分，同时又由于当时中俄双方在经济合作上没有找到合适的重大项目，以至于双边经济关系长期停滞不前，从而使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缺乏必要的经济基础。普京执政以后，更是把“回归欧洲”作为复兴俄罗斯大国地位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普京在对外政策上确立了三环外交，即独联体是第一环，其次是欧洲和美国，再次是周边大国，最后是其他国家。也就是说，中国尽管是俄罗斯的最大邻国，但在其外交中排在第三的位置。这是与两国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随着普京外交务实主义色彩的增强，俄罗斯越来越明显地感到东方特别是中国对俄罗斯的战略利益至关重要，也正是在这种认知基础上，两国在2002年终签订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与此同时双边边界问题也最终得以解决。所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2005年6月17日在会见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格雷兹洛夫时说，“中俄关系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无独有偶，普京也表示中俄两国“……在地区问题和国际机构中进行了战略性、伙伴性质的合作，并在军事、政治领域积极开展合作”。应该说，两国元首的这些评价都是客观的。

再次，俄罗斯对上海合作组织的重视超乎寻常。特别是在美国的阿富汗反恐战争之后，俄罗斯明显意识到美国在中亚的反恐谋求的是反恐背后的“副产品”——控制中亚。尽管美国对中亚的渗透在中亚独立初期就已经开始，但俄罗斯仍然是该地区的主导者，然而，阿富汗战争之后，美国以反恐为名在中亚地区建立了多个军事基地；随后，美国又借中亚国家的选举推行“民主改造”，因此美国势力大有包围俄罗斯之势，使俄罗斯感到地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在这种情形下，俄罗斯一改过去对上海合作组织冷淡的态度，积极推进这一多边组织发展。

此外，在东线战略上，俄罗斯积极参与东亚多边合作。近两年来，俄罗斯从多方面积极参与东亚的多边合作机制：一是积极推动朝鲜半岛六方会谈，积极促进朝鲜半岛无核化；二是积极谋求加入亚太地区政治经济组织和地区一体化进程；三是加强俄罗斯与东盟国家的对话与合作。2005年12月12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应邀作为嘉宾出席东亚峰会，普京手中握着能源、军火和经贸三张牌同东盟举行了俄罗斯—东盟峰会，并与东盟签署了《俄罗斯与东盟双边协议》，旨在进一步推动双边经贸合作的经济与发展合作协议。普京此行同上述情况一道，反映了俄罗斯对外政策中东方外交价值日益上升的趋势。

二、俄罗斯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认知

既然俄罗斯的战略视线东移，那么，中国作为俄罗斯最大的邻国，也是在转型中发展最快的国家；同时，由于俄罗斯也正在谋求经济复兴和重振大国地位，因此中国无疑是俄罗斯对外战略中最重要的国家。在这样的双边格局下，中国的崛起究竟有何影响呢？当然，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毫无疑问，中国的和平崛起为世界各国的发展带来的是机遇而不是挑战，对俄罗斯的复兴来说同样也是机遇。不过，中国的崛起对俄罗斯究竟意味着什么，不光是由中国自己来判断，还要看俄罗斯对中国崛起究竟怎样认知。自“中国崛起”提出来后，俄罗斯方面的总体性认知还是积极的，认为不断崛起的中国是俄罗斯可以进行合作的伙伴。主要依据在于：

首先，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转型模式对俄罗斯同样产生了一定的示范效应。中国模式不仅在越南、古巴等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示范作用，而且甚至在现存世界的资本主义的制度下，也是一种可行的、可资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 实际上，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转型失败以后，俄罗斯开始关注中国的转型模式并提出要“向中国学习”，俄罗斯的一些政治家和学者在不同的场合下都表达过学习中国模式的愿望。据调查，在1990年只有4%的人认为俄罗斯应当学习中国，而最近几年这一数字发生了很大变化，关于借鉴中国的经验问题，有41%的受访者认为“大概可以”借鉴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4%的人认为“完全可以”，28%的人认为“也许不能”，只有9%的人认为“完全不可以”。2000年进行的调查表明，中国是俄最友好的12个国家之一，远远超过了美国，甚至超过了乌克兰；有52%的人认为中国是友好的，只有9%的人认为俄中关系是复杂的。2004年多数受访者（71%）认为俄中关系比较好，9%的人认为非常好，14%的人认为比较坏，只有1%的人认为非常坏。39%的人认为，与中国的关系今后5年将得到改善，45%的人认为俄中关系不会改变，只有6%的人认为俄中关系会恶化。这些情况虽然不能判定两国是战略伙伴，但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俄罗斯对中国的认识在不断改善，这必然有力地促进俄罗斯加强对中国合作与交流的愿望。

其次，俄罗斯虽然已经走出了危机的低谷，甚至普京还公开对外表明，“俄罗斯今天可以展现自己的大国姿态了”，但是它仍然还处在复兴的道路上，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在关系到其国家利益的重大国际事务中与西方讨价还价。而中国的发展增加了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的分量，因而在国际事务种的发言权也越来越大。同时，在国际事务中，中国“和而不同”的理念使中国往往成为一个最好的谈判者和合作者。这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有可能成为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可以借重的重要力量。

再次，作为两个相邻的大国，中国与俄罗斯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不仅表现在双边关系上，而且也表现在地缘安全利益和地缘经济利益上。在双边关系上，俄罗斯作为苏联解体的主要继承国，有许多双边问题需要中俄之间加强合作、共建互信。例如没有双方的互信就不能解决两国的边界问题，很显然，自俄罗斯独立以来，除了边界问题外，在中俄之间还有许许多多的历史遗留问题，因而双方都需要建立高度的互信机制。在多边关系上，一是在全球层面上，由于西方对俄罗斯的警惕和对俄罗斯重新复兴的不放心，西方毫无疑问地要挤压俄罗斯的国际空间，在西方的挤压下，俄罗斯的“双头鹰”毫无疑问要向东方顾盼。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俄罗斯加强了对中国的分量，除了表现在两国不断深化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外，更集中体现在2005年7月1日两国元首在莫斯科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中。二是在地区层面上，特别是在维护中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符合中俄两国的国家利益。中亚地区一直遭受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三股势力的肆虐，而俄罗斯车臣非法武装分子与中亚地区的三股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车臣问题被认为是俄罗斯政府当前的四大危机之一。 因而，治理车臣问题与治理中亚地区的三股势力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同样遭受恐怖主义的危害。目前，国际恐怖主义从三个方向向外延伸，构成了三条“恐怖新月地带”：第一条是高加索—中亚—阿富汗；第二条是中亚—阿富汗—南亚—东南亚；第三条是中亚—高加索—中东—欧洲。这三条新月地带的中心就是中亚—阿富汗，而这里也正是中国“东突分子”最活跃的地区。因此，在中亚地区打击恐怖主义同样是中国的义务所在。此外，能源的高消耗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怀疑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依据。维护中亚地区的稳定，既是为了中国实行能源进口多元化战略，也是为了确保中亚成为国际能源一个新的可靠的供应地。基于对解决上述双边历史遗留问题的考虑，才建立了“上海五国”对话机制，而基于在更大范围内的合作，才促进了“上海五国”向上海合作组织的机制升格，并进一步促进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向更加成熟的多边机制发展。

但是，在总体上把中国视为战略伙伴的认知框架下，同样有着对中国错误的认知，尤其是有关“中国威胁论”的言论在时而不时地见诸报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历史研究所所长B?拉林曾作过统计，1993－1995年间，在俄罗斯各种刊物上刊登的关于警告“黄种人危险”的文章达150多篇。 近年来，俄罗斯各界对中国的认知有所改善，但“中国威胁论”、“人口扩张论”并没有销声匿迹。俄罗斯对待中俄战略协作是实用主义的态度，而对待上海合作组织则是机会主义的态度，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俄罗斯对中国的迅速发展始终都怀着极强的戒备之心，更担心中国在中亚影响的不断上升会削弱俄罗斯的传统影响。例如，俄罗斯政治和军事研究所所长A?沙拉温在其撰写的《第三种威胁》文中，公然把“中国威胁”视为继车臣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之后对俄形成的第三种威胁，而且这将是一场“导弹核战争”的威胁。 他还指出，中国虽然目前的政策并未对俄构成威胁，“但是10年以后谁能保证中国不会分割俄罗斯的版图？” 中国强大以后必然会收归这些领土，因此，在“今天的中国拥有450枚核弹头：150枚战略核弹头，150枚机载核弹头和150枚核炮弹”的情况下，中俄之间很有可能爆发核战争。 早在10年前，俄前代总理叶戈尔?盖达尔就曾说过:“在我们两国的接壤地区，中国领土上的人口密度大约是我国的100倍，中国人口总数是俄罗斯的8倍”，“我们的衰落以及我国远东地区广阔且尚未开发的领土正是危险的诱因”。 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当地差不多50%的居民认为10年以后远东地区的中国移民数量将占到当地人口的20%－40%，20%的当地居民甚至相信这一比例将高达40%－60%。 无独有偶，2004年8月21日，俄罗斯著名星相家亚历山大?列宾在接受《共青团真理报》采访时声称，在他的远东星相图上，到2040年俄滨海边疆区将变成中国领土。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副所长B?米亚斯尼科夫曾对中俄边境合作对俄罗斯会带来什么益处表示怀疑，毫不客气地指责中国商人在掠夺俄国的资源和硬通货。 上述情况表明，美国等国关于“中国威胁论”的讨论，大多是基于对中国日益强大后成为现存国际体系的挑战者的担忧，而俄罗斯的“中国威胁论”则更多的是对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的考量。

与“中国威胁论”、“人口扩张论”、“资源掠夺论”等相伴的“中国崩溃论”在俄罗斯同样也存在。认为中国崩溃的依据在于，一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以高投入、低产出为特征的经济模式正在逐渐步入死胡同，并终将难以为继，一旦20多年积累下的问题突然迸发，势必迅速导致中国经济的停滞不前，甚至是大崩溃，特列宁还妄下断言，“中国共产党的朝代已经走到了尽头”； 二是中国的政治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认为中国政治上仍然保留着权威主义体制，而“经济多元化与党对政权的垄断之间的矛盾已经孕育着严重的政治危机”； 三是中国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必将把自己推向与美国发生冲突的边缘，美国将乘机促使中国政权更替 ；四是中国存在着非常棘手的地区民族问题，认为“倘若中国政局失控、国家出现分裂，必将引发大规模移民，这会严重殃及俄罗斯”， 而如果中国出现民族骚乱，特别是西藏与新疆地区出现民族骚乱，将波及到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将被卷入维吾尔族与哈萨克族、维吾尔族与汉族间的跨境民族冲突”。 在关于“中国崩溃”的讨论中，俄罗斯同一些西方国家的看法是大致相同的，一是为其敌视中国冠以堂而皇之的理由；二是出于对自身安全利益的考虑，希望俄罗斯避免被“失败中国”拖下水。当然，也不排除有的是出于对中国的发展所作的善意提醒。

国际政治心理学派专门研究了错误知觉的生成机制，认为错误的认知来自于三个方面 ，即认知相符性、诱发定势和历史包袱。俄罗斯对“中国崛起”的错误认知，在上述三个方面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但更现实地表现为，由于俄罗斯在尚未恢复大国地位之前反映出来的民族自信心严重不足，特别是由于俄罗斯国力衰退在民众心理上形成的一种失落和悲观心态，缺乏对国家振兴的信心，从而在对外上表现出极端排外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时也由于俄罗斯亲西方的思潮仍然有相当的市场。俄罗斯国学大师德?谢?利哈乔夫在他的绝笔之作中就指出，“俄罗斯从来不是东方”， 而这一思想曾经深深地影响了普京的执政理念。此外，由于缺乏对中国的了解而对中国走和平发展之路严重不信任，如自由民主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本就是一名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者，也曾经是“中国威胁论”的鼓吹者，但在他来中国访问后其态度完全转变，认为中国是可以信赖的伙伴，甚至要求远东天然气管道应优先考虑中国。更可笑的是俄罗斯民族主义激进派、欧亚党的发起人和理论家A?杜金竟然把中国看作是西方的同盟者，认为中国在地缘上对俄罗斯构成威胁是很现实的，因为中国是一个“作为大西洋主义的地缘政治的基地以及作为寻找‘无主空间’的人口密度很高的国家” 。亲西方的思潮对中国的看法往往是夸大和歪曲事实，而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则是因缺乏对中国的了解而以偏概全，两者都表现为对中国的不信任。

三、俄罗斯应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安排

俄罗斯始终没有出台过对华战略报告，但是这并不是说它没有对华战略，相反，俄罗斯对华战略是十分明晰的。透过俄罗斯高层的言论，我们可以发现俄罗斯对华战略的基本轮廓。该战略可以分为应对中国崛起的近期政策手段和和中长期政策手段。

从近期政策手段来看，在经济上，俄罗斯是对华是看重兼借重。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与俄罗斯的复兴期处于同一个历史时期，由于俄罗斯经济仍然处于复苏的过程中，同时普京总统也提出了经济翻番的目标，但是，究竟怎样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以达到翻番的目标，俄罗斯至少在具体的政策上缺乏可行的措施，近年来的经济快速增长主要是能源出口拉动； 而中国不仅用自己的政策塑造了独特的转型模式，而且在这种模式中创造了经济发展的世界奇迹。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俄罗斯一些有远见的人就感到与高速发展的中国相比之下俄罗斯的发展压力。俄国独立后的首任驻联合国大使弗拉基米尔?卢金曾经指出：“过去俄国虽然落后于欧洲，但却自认为比亚洲先进。但从那以来，亚洲发展的速度要快得多，……我们发现自己不再处于‘现代化的欧洲’和‘落后的亚洲’之间，而是处于‘两个欧洲’之间的一个奇怪的中间地带。” 这使俄罗斯深感面临着来自欧洲和来自亚太地区的双重经济压力。 因此，包括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在内都提出要重视中国发展的模式。俄罗斯的确是非常看重中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发展的态势，同时更想借重中国经济高速稳健的发展来振兴俄罗斯经济，尤其是对其远东地区发展，俄罗斯更是想借中国振兴东北的东风。自罗蒙诺索夫时代以来，俄罗斯就一直认为其东部土地可以“增加俄罗斯的威力”；直至今天它不仅能增加俄罗斯的“威力”，甚至决定着俄罗斯国家本身的命运。 而在中国经济的带动下，东亚地区经济突飞猛进，这种情况极大地刺激了俄罗斯，东亚的经济奇迹对俄罗斯更是产生了直接的诱惑。同时，借重中国的快速发展，俄罗斯还可以有机会参与东亚多边合作，并通过这一多边机制加强其在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力，维护其远东地区安全，此外还可以使之在整个亚太发挥大国作用。 关于对华的借重，俄罗斯的一些精英丝毫不加以避讳，认为俄罗斯与中国合作的目的就是借重。莫斯科卡内基和平基金会副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宁就指出，俄罗斯的对华政治战略“旨在同中国建立对俄罗斯有利、同时不会使俄罗斯成为中国附庸的友好平等关系”。 当然，俄罗斯毕竟是一个欧亚国家，它在欧洲和在亚洲都拥有特殊的地缘利益，俄罗斯重视亚洲和中国，并不意味着它要推行“脱欧入亚”的战略。

不过，俄罗斯借重中国的同时也对中国崛起存有相当大程度的戒备之心，尤其是在国际事务和地缘利益上。一方面，在西方的挤压下，例如美国对中亚的渗透和用隐蔽之手操控独联体一些国家的“颜色革命”，更是直指俄罗斯，在这种情形下，俄罗斯需要中国的支持，所以一改过去对上海合作组织冷淡的态度转为积极支持，实际上是通过该组织欲继续掌控独联体的一部分，同时也可以在这一组织内能够确保中国对美国和西方不至于无所顾忌。但是，由于在上海合作组织内中国拥有较强的机制首创能力，因此，俄罗斯担心中国在中亚影响力的增强而抵消了俄罗斯的力量。俄汉学家B?格尔布拉斯在一次采访中就毫不掩饰对中国的戒备：“可惜我们有时是巴结中国……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就是在政治上承认北京的势力范围向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一部分地区扩展这一现实。”俄罗斯对中国的这种戒备之心甚至可以说是作为与中国相邻的大国所固有的。

从中长期的政策手段来看，俄罗斯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是怀疑兼防范，即对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表示怀疑，因而在政策上防范中国的所谓“经济扩张”、“人口扩张”和军力的增强。俄罗斯历史上是一个通过军事扩张而发展起来的帝国，这样的历史蕴育了一种对他国强大起来而不安的民族心理。这种心理也必然反映到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上，认为中国的不断强大必然走上向外扩张之路，至于中国官方所提出的和平崛起，不过是一种对外政治宣传；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在高投入、高能耗的基础上实现的；中国巨大的人口压力将对周边国家构成挑战；中国军费开支的不断增加，名义上是国防现代化和防御的需要，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主权争端以及台湾问题的存在，使国际社会很难相信中国能够真正走和平发展之路。这正如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下属组织“新一代”国际俱乐部的报告所说：“中国未来的强大和急剧动荡都意味着对地区性与全球性稳定与安全的挑战。中国未来的强大将促使其领导人更积极地谋求地区主导地位，甚至是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挑战……中国的急剧动荡将导致其人口的失控，中国居民将分化成自治的扩张性集团，并不可避免地如洪水一般漫过国界。此外，中国积累的大批武器也将失去控制”。
因此，俄罗斯在与中国的合作中也将附带着防范。这可以从俄罗斯对华合作的历史中得到印证，特别是在军事技术和能源合作中，俄罗斯的防范意识尤其明显。众所周知，中国、印度是俄罗斯军火最大买主，但对比俄国出售给中印两国的武器系统，不难发现俄国出售给印度的武器系统一是数量多范围广，二是同级的武器系统印度一般都早于中国装备，三是即使是同级的武器系统，出口到印度的武器系统通常都要比出售给中国的武器系统先进。那么，为什么俄国在对中印的军售问题上厚此薄彼呢？原因就在于俄罗斯有一种心态，认为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将在中、长期对俄罗斯安全构成最大的威胁，虽然目前中俄之间有相互利用的必要，但俄罗斯必须与中国保持十年左右军事技术优势。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在战略伙伴关系的光环之下，俄罗斯内部对华军售的争论一直十分激烈，包括俄前国防部长格拉乔夫大将、罗季奥诺夫等军方高层将领在出访中国对华示好、表示要加强两军合作，共同反对美国霸权的同时，也曾发出“中国威胁远东安全”和“中国威胁论”等不和谐的声音。

在能源合作中，俄罗斯对华政策更是一反一复。2002年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尝试参与俄罗斯斯拉夫石油公司民营化投标，却无端遭到俄罗斯杜马议会的否决。此外，关系中俄能源合作的石油管道项目几经波折，俄方一直摇摆不定，至今无法签订最终合同，整整耗费了中方为“安大线”论证方案所投入的多年时间和相关的人力与财力。从俄方最先提出该建议到俄方出现动摇变卦，这其中的背后不纯粹是受经济利益因素影响，而是防范中国扩张、摆脱中国牵制的意识左右了俄政府的最终决策。上述顾虑、担心，以及不正常的心态，俄罗斯在中俄合作中有所保留也就可以理解了。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