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先生做客观察者网，作“中国舆论的现状及媒体的责任”主题演讲，并分享其近30年的从业心得。演讲结束后，包括春秋研究院研究员萧功秦、张维为、宋鲁郑、寒竹在内的嘉宾及观察者网编辑，就环球时报的定位、民族主义、政府与民众的关系等话题，与胡锡进进行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探讨，观察者网已整理出全文，将于近日刊发！

其中，《环球时报》的定位被多次提及。演讲中，胡锡进谈到《环球时报》经常被误读，被贴上“极左”“民族主义”等标签，而在场嘉宾、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功秦先生也表达了有趣的同感，他承认虽然很少看《环球时报》，但却对这份报纸印象不佳。近来他的看法发生了转变，觉得《环球时报》的一些提法颇有新意和突破，不过还是有不解要向胡锡进先生提出。观察者网整理刊发萧功秦与胡锡进的对谈以飨读者：

胡锡进对谈萧功秦

萧功秦：我承认，多年以来，我对《环球时报》的印象并不佳。我觉得早期的《环球时报》比较左，似乎还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的倾向，说得重一点，就是“逢美必反”，用阴谋论来解释一切，这种情况容易造成读者思维的简单化，多少还迎合了民间的激进民族主义。虽然市场营销很不错，我总觉得有点不大对头。一般说来，除非在飞机上偶尔看，平时《环球时报》我看得很少。

但是最近以来，我确实觉得《环球时报》确实向中间立场靠近，一些提法颇有新意与突破。例如最近贵报提出了对民粹主义思潮的批评，就很有新意与远见。你们公开把民粹主义作为一个严肃的问题提了出来，引起社会关注，并进行反思，在建国后的公共报刊平台上，这好像还是第一次。我觉得这是很理性的，很有深度的。批判与反思左的与右的民粹主义，防止广场式的煽情政治，是我们民族走向健康的理性的必要条件。

最近我还在书店里看了你写的新书《复杂中国》，偶尔翻阅到其中有句话，觉得说得很在理。你说，自由派也需要摸着石头过河。自由派是制衡保守派的必要力量，又说，任何社会都需要达成自由与治理的平衡，希望自由派对这种平衡表现出更多的建设性。我觉得这样的说法是善意的，公允的，理性而务实的，由于很欣赏这句话，我就把这本书买下来，准备仔细读下去。

刚才听了你说的这些，我觉得你的很多看法其实和我非常接近。我概括了一下你说的一些重点，你强调要实事求是，要冷静地、理性地看问题，而不要用意识形态来看问题，而且要注意事物的复杂性，你还说，要用复杂性来代替意识形态的简单化判断。这些观点我都很赞同。

在一个多元社会里，完全是一种压倒性的声音，这个国家是要出问题的。一种优势的话语压倒一切，所向披靡，变成话语专制，那是很可怕的。严复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注意到这一点。这种思潮现象之所以在中国特别容易出现，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本身多元化程度不是很高的同质性社会里，人们所获得的信息差不多，心态差不多，文化熏陶差不多，所受刺激与难处也差不多，没有多元力量彼此之间的平衡与制约，总是由一种倾向压倒另一种倾向。不是这种广场民粹主义就是那种广场民粹主义。

建国以来，大跃进运动，文革，八九冲突与风波，都是广场式民粹主义的一边倒。未来中国，民粹主义是通往民主的必须克服与超越的一道坎，所以特别值得警省。从这点来说，《环球时报》以尊重事物的复杂性为强调重点，强调理性与务实，强调多元思想之间的制衡，起了一个很正面的、很积极的作用。

另外，你刚才在发言中指出，对国家利益的看法，也不能单独从党的角度来肯定，而且应该从民族与社会的角度来肯定国家利益，这样的思考都很对，很有道理。

然而，我现在要提的一点想法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中间派对《环球时报》仍然抱有某种疑虑？我觉得，你们没有非常明确地把自己和极左派的界限划清楚。社会上确实有一些很左的人，借着《环球时报》来宣传他们的东西。这样借鸡生蛋的结果是，你们好像就代表了他们，人们感觉上似乎就是说你们就是一伙的。公众的这种感觉对于一个有抱负、有远大追求的报纸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一方面，你们毕竟不同于《人民日报》，另一方面，你们也不同于极左派与极右派，你们是不是在批判激进的西化自由主义的同时，也应该与文革左派这样的思想倾向更明确地划清界限？在这些界限没有很精确定位的情况下，我觉得你要争取那么多的中间派，还是会有些问题。如果你们能明确地表现出中道的、温和的、理性的立场，我首先就会去订你们的报纸，成为你们的忠实读者。

当然，我还是要有限地说一句好话，我觉得你们迄今为止正在做的一件大有贡献的工作，那就是，你们正在让官员走出教条意识形态封闭圈。教条的意识形态会把复杂的现实简单化，而且缺乏对现实的真正把握能力。

官员要走出意识形态思维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多年来用意识形态来思考问题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性的传统，然而，你们就是不断地用一些新的语言，更切合实际、更贴近生活的话语，在拓展一些思想空间，对现实力求做出比意识形态语言更好的解释。

同样一个问题，我用这种方式来表述，既清楚又切实，不是更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吗？不是更少有副作用吗？如果我们大家不断地在这些方面开拓空间，文化的创新，意识形态的创新，就是以这种民间创新的方式，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执政党有句话，叫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从这一点而言，大家都这样做，文化创新就渐渐成气候了。

在我看来，一个有理想而且负责任的知识分子，应该有这三点。第一点，他应该重视尊重事物的复杂性，第二点，他要排除左和右的意识形态教条对他们判断事物的干扰。第三点，他应该是一个有民主、公正、繁荣、自由的方向感的现实主义者与经验主义者。

什么是真正有希望的好社会？其实，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很简明的标准，那就是社会不是越来越在思想上分裂与两极化，而是相反，原来处于两个极端的人们，越来越多地向中间靠近，中道理性越来越占上风，所谓的社会共识，只能是中道理性意义上的共识，而不是激进左派与自由派各自的共识。

当主张中道理性的人们成为社会真正的主流，中间派成为决定性的大多数，当极端派真正地陷入边缘化，那时，承载民主政治的思想文化条件成熟了。中国民主化的春天就要到来了。我希望环球时报能在发扬中道理性上，成为时代的姣姣者。

胡锡进：谢谢您的这番建议和提出的这些问题。其实您说的这些也是我们的困惑，很多人把我们归入一种民族主义的很“左”的范畴，我知道有一些很有水平的人，对我们也是这样。这个有我们自身的问题，也有舆论环境的问题，就是中国社会现在有点分裂了，舆论场分裂了，分裂就容易划线，这种划线成为一种趋势，你躲不过的。中国舆论场很有影响的报纸哪有中间派？都是标签化的，要不然左，要不然右，它迫使你这样。

我们是比较亲政府的，我们的出身使得我们不能跟政府做非常尖锐的对抗，这点我们承认。我们是有顾虑的，但我们在官方的体制内做了最大的努力，在安全的形式上尽最大可能往前走。一般人要是往前走得不好，可能就折了。但是我们总得来说做得还是比较平稳的，一步一步往前走，使得我们每往前走一步，官方都接受了我们跟它的远离。

现在就是社会上对我们已经标签化，有一些像您这样的人对我们有些成见，很多人没读我们报纸，或者没读我们这几年的报纸，比如我的社论。他们总说胡锡进这家伙特别“左”。他没读我们的东西。你们得到的一些信息是通过互联网，通过别人传的，是一种口碑。我们的口碑不太好，传来传去传到你这，你也相信这东西就是这样。当你仔细一读，你发现不是这样。

但是现代人都这么忙，谁有功夫去琢磨这些东西。所以《环球时报》挺左这事就这么传了开来，标签化，唾沫化地把我们给淹了。我们在当中没有办法。但是话又说回来，那些声音并不威胁我们的生存。我们报纸在街上卖，我们的互联网办得挺好，我们整体上生存是好的。我们也在赌，赌社会民粹主义的东西、不冷静的东西会逐渐逐渐地降低。社会可能会对我们有个历史评价，会慢慢地接受我们。

就像您，慢慢对《环球时报》有了认识。社会上有很多这样的人，我们不断碰到这样的人，他们读我们报纸读得很认真，主流精英读我们报纸读得很多，省委书记，大老板们读我们报纸读得很细，非常认同我们，所以我们是有读者的。在基层群众中，也有很多读我们报纸，我们报纸之所以能卖这么多，真实地能卖150万份，完全通过市场，这是很难的。

一般的比较有名的，上海的报纸卖二三十万，三四十万，别的有名的报纸在北京都卖十几万份，像《新京报》，我们在北京的发行量就跟新京报在北京的发行量是一样的，我们全国有四十多个印点。我们会尽量努力，做到让大家理解我们，甚至用一些公共活动，做一些我们的文章，用词注意，来团结最大公约数。我们提出“最大公约数”，也总说这个词，去争取最大多数人，但是我们不能为了这一点而失去我们的原则。假如是这样，我就迷失了，最后的结果绝对不会好。

我现在做到了一点，我在报纸上说的话跟我现在在这个会上说的话，跟我在生活中说的话是一致的。这一点是非常好的。而他们有些人在媒体上说的话和在生活中是两套话，现在出了一个党八股，又出了一个“网八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