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胡毓堃】

2月28日，中超遭遇“黑色星期六”。

这一天，江苏足球俱乐部宣布，停止所属各球队的运营。

此时，距离江苏夺得第一个顶级联赛冠军，仅仅过去三个月。

就在同一天，天津津门虎（原名天津泰达）也确定无缘本赛季中超联赛，“解散”的疑云也笼罩其上。

江苏和天津的告别，为今年的中国职业足球投下一颗震撼弹 图源：新华网、记者李思明微博

如果说去年16支球队解散（包括中超的天津天海和中甲的辽宁）让广大球迷感受到了中国职业足球的新一波寒潮，那么今年这两支老牌球队告别历史舞台的传闻，则进一步震撼了中国足坛：

天津长期参加中国足球顶级联赛，是中超联赛的创始成员之一；江苏自2009年重返顶级联赛以来成绩稳步提升，不仅是不可小觑的劲旅，自2015年苏宁集团接手以来更是成为冠军的有力争夺者，最终在上赛季特殊的赛会制之年，赢得队史首座顶级联赛冠军奖杯。不过，仅107天后解散的“噩耗”就传来了，而这也创下了世界男足主流联赛卫冕冠军解散的最短纪录。

此外，中甲联赛的几支球队也因未能在最后时刻提交工资确认表而确定无缘新赛季。据《周到上海》统计，过去十年间，至少有45支球队从中国足球版图消失，而去年的退场球队数量和今年的退场球队知名度，尤其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中国职业足球环境的关注和问诊：为何在中国足球进入“金元时代”、一度被称为“世界第六大联赛”的十年间，越来越多的球队从职业足球版图消亡，甚至连老牌球队也不能幸免？

冠军退场，谁之过？

众多球迷认为，去年开始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其重要原因。不可否认，疫情影响下，各俱乐部投资方的主营业务不可避免受到重创，普遍存在资金紧张的问题，在优先保障自己主营业务的目标下，足球版块自然成为率先牺牲甚至舍弃的对象。

去年中超联赛开赛前夕，就连被普遍视为资金雄厚的球队，也存在拖欠或推迟发放工资与奖金的现象。过去一段时间，除了确定告别中超的江苏和天津，重庆、河南、河北等中超俱乐部和众多中甲、中乙俱乐部也在苦苦挣扎、艰难求生，莫不与投资方的经营困境导致融资困难、投资意愿动摇相关。

除了投资方，作为中国体坛最具商业价值赛事的中超联赛本身的营收也大受影响。2020赛季，中超公司整体营收暴跌9亿元，缩减到7亿元，而实际到账更是只有4亿元，堪称断崖式下滑，各家俱乐部自然无法享受到2019年那般高达平均6500万元的分红。

而被迫空场进行的“赛会制”中超联赛导致票房损失最为惨重：2020年中超联赛16支球队平均票房损失达到3000万元以上，而广州队、上海海港和北京国安等头部球队损失最为惨重，每家俱乐部整体营收至少缩水2亿元。联赛和俱乐部自身难以创收，只会更加坚定投资方退场的决心。

疫情期间，因各项改革和“新政”备受争议的中国足协，也成为众矢之的，被相当一部分球迷视为俱乐部解散潮的“直接责任人”。一方面，去年中超职业联盟的筹备停滞不前，一度引发职业联盟牵头人、广州城俱乐部（原广州富力）投资人的不满，后者曾直指中国足协“不愿意放权”、“不想失去中超这个蛋糕”，自然打击了那些本希望自主管理联赛事务的俱乐部投资人的热情。

另一方面，中国足协在去年12月提出的压缩俱乐部总支出、球员限薪、俱乐部名称非企业化等新政，更是在广大球迷中引发争议，不少球迷抨击这些新政不仅进一步打击了俱乐部投资方的投资动力，更会大大降低联赛本身的观赏性和市场关注度，令好不容易火爆起来的中超联赛“一夜回到解放前”。

“金元足球”？走向“反市场”的“伪职业化”

但这些解读，似乎并不能从根本上诊断这一波退场大潮。

从经济大环境来说，尽管近年来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大，疫情更是直接影响了经济环境，但全球均处于经济低潮期，各国足球联赛、尤其是欧洲五大联赛受到经济环境和疫情的冲击并不比中国职业足球少，诸如去年好不容易复赛的英超联赛至今仍在空场进行，但也并未出现所谓的“退场潮”和“解散潮”。

从足协新政来说，如果新政是一剂起反效果的“猛药”，又如何解释新政正式实施之前的2020年16队消失，还有之前更多球队的难以为继、成为历史？

事实上，正如不少中国足球关注者早已隐隐感知到的那样：疫情和足协新政不过是提早击破了早已不正常的市场泡沫，相伴而生的俱乐部解散潮，也不过是潮水提前褪去后暴露的“裸泳者”。换言之，疫情也好、足球改革也好、经济环境也罢，与其说是问题的缔造者，倒不如说成为提早曝光问题的催化剂。

真正的问题，则在于职业足球联赛27年来越发走向“反市场化”的运作方式，而“金元足球”在市场繁荣的外衣下，进一步催化了这一不健康的运营模式。

稍有常识的朋友都知晓，市场经济环境下，小到一家足球俱乐部，大到一个职业足球联赛，健康的运营模式是自给自足、自我造血、持续发展。然而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众多俱乐部自身甚至难以实现收支平衡，遑论盈利，其生存完全依赖投资方持续不计回报的“输血”：

1994年至1998年，甲A联赛霸主大连万达投入总额达3.5亿元，累计净亏损达2.5亿元；2010年至2020年，许家印为恒大足球投入130亿，亏损73亿。与欧洲俱乐部同期的2018-2019赛季，中超各俱乐部平均亏损更是高达4.4亿元。

无论是“金元足球”时代，还是此前的低投入时代，都如同王健林所感慨的那样：（中国）足球是滚动的黄金，是烧钱的游戏，投资足球不会赚钱，说赚钱的必定是骗子。

对于中超、中甲甚至中乙俱乐部来说，相比于巨额的俱乐部投入，球队门票收入、商业赞助、周边产品销售和中超公司分红等营收来源（对于非顶级联赛球队几乎可忽略不计）只不过是杯水车薪。当俱乐部本身成为亏损的“黑洞”时，投资方的投资动机主要源自足球带来的企业品牌和广告效应、俱乐部所在地政府可能的“政策红利”。

然而，无论是品牌和广告效应，还是潜在的政策扶持，都无法与可预期的市场收益划等号，尤其是这种不确定的效应和红利可持续性并不长、也未必能弥补水涨船高的俱乐部成本。

2017年年初重庆力帆正式转让，原投资人尹明善（左）表示自己“真的撑不住了” 图源：澎湃新闻

相比于英超曼联俱乐部10年吸金13亿英镑替老板还债，阿森纳俱乐部10年间自给自足、无需投资人投入分文，中国不少俱乐部的运营模式显然难言符合“市场的逻辑”，甚至反其道而行之：换做其它任何行业，恐怕没有企业会一年净投入超过4亿元的“广告费”和“公关费”。

如此畸形的市场环境之所以能持续20余年，主要在于足球作为世界第一运动拥有的球迷基础和社会关注度，这也是众多投资方对品牌广告效应和政策红利抱有期待的基础。例如，王健林的企业名号随着甲A联赛霸主大连万达队逐渐打响，1997年万达房产从年利润仅1000万的旧城改造企业，变成了销售额近30亿的知名企业。

但在2002年世界杯之后，国家队成绩陷入低谷，出现了人才断层，“假赌黑”现象愈演愈烈。本来因国足首次进入世界杯燃起更大期望的球迷反而失望越大，对职业联赛的热情与日俱减，不断下降的比赛上座率也令各俱乐部投资方顺势缩减投入和球员薪水，2006年初中国足协更是发文限定球员最高年薪不得超过100万元。中国职业足球第一次感受到了“反市场化”生态中的低潮期。

然而面对越发火爆的五大联赛，逐渐与中国拉开差距的日韩联赛，中国球迷内心深处始终希望中国足球能凭借联赛的复兴而真正崛起。

2010年，恒大集团抓住了广大球迷的这一心态，入主刚刚降级的广州足球俱乐部，一次次以刷新纪录的转会费和年薪引进国际顶级外教、外援和本土国脚，仅三年内便累计投入超过20亿元。随后更是创下10年8夺中超冠军和两夺亚洲冠军的纪录，迅速由“土豪”变为中超联赛第一豪门和亚洲最成功的的球队之一。

这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国足球格局，也令其它传统豪强和老牌俱乐部无法安于现状，纷纷效仿，集体将中国足球带入“金元时代”。2017年，中超联赛冬季转会支出超过4亿欧元，球员平均工资更是跻身“世界第六大联赛”水准。

2006-2021赛季中超联赛冬季转会支出变化 来源：德转中国区管理员朱艺

一如当年的大连万达，恒大集团借助广州恒大的足球招牌，实现了主体业务和品牌知名度的迅速攀升，但“金元足球”时代也为中国职业足球新一轮寒冬埋下了隐患：广州恒大异军突起之后，各地球迷对职业联赛和其支持球队观赏水平的品味和期待越来越高，各家俱乐部不得不持续加强版的烧钱模式，砸重金竞相购买顶级外援和本就稀缺的优秀本土球员，以维持其现有竞争力并满足本地球迷和社会各界的期望（毕竟这才是俱乐部真正的“市场价值”所在）。结果，球员的身价和薪酬水平持续攀升，大幅度增加了俱乐部的运营成本。

除了身处中超联赛头部地位的少数俱乐部之外，多数中小俱乐部和中甲、中乙俱乐部就此陷入两难境地：不烧钱，球队竞争力势必下滑，甚至有降级危险，而平台滑落不仅意味着本已有限的营收大幅缩水，更无法面对球迷的失望与指责，失去球迷的投资方势必难以实现其投资足球预期的效果；烧钱，意味着投入越来越高，投入和产出严重失衡，投资方面临前所未有的资金链压力。

在2016年中超保级球队都需要平均投入5.7亿的情况下，不少俱乐部早已骑虎难下，而硬着头皮继续参与这场狂热的“恶性竞争”，终究会有撑不住的那一天。

更可怕的是，在这种高度依赖投资方输血的生存模式下，一旦俱乐部投资方主营业务出现问题，对俱乐部的投入无法持续，而又无法为俱乐部找到新的投资方，那么俱乐部所面临的只有灭顶之灾：远到2012年的老牌班霸大连实德，近到今年的新晋冠军江苏苏宁，都无法幸免；那些不具备如此底蕴和投资实力的中小俱乐部更加脆弱，随时都有曝出“消亡”惊闻的可能。

两个赛季前，在欧洲俱乐部年度总收入数额中，英超、西甲、德甲年度总利润值分别达到了7亿元、4亿和3.5亿元人民币。相比之下，同年度中超各俱乐部则是平均亏损4.4亿元人民币；另一方面，各级国家队已经15-20年没进入过世界大赛了，可中超各球队给球员支付的薪水却是日本J联赛的5.8倍、韩国K联赛的11.67倍。如此景观，也难怪中国职业足球总是无法摘掉“不职业”、“伪职业化”的帽子。

当去年12月中国足协一纸限薪令引发社会各界不同声音时，至少多数中小俱乐部私下还是能松一口气：随着经济下行压力严重影响投资方主业营收，谁又不希望在不被球迷迁怒于己的前提下停止“烧钱”足球、走出两难困境呢？

2018/2019赛季英超联赛20支球队分成丰厚，最低的哈德斯菲尔德城也获得了近1亿英镑分成 来源：Premier League

真市场化仍需多重努力

所以，俱乐部解散潮并非全是坏事。

至少这预示着盲目投资、无限输血的狂欢泡沫正在大规模破灭，与之相伴的则是意识到“皇帝新装”的中国足球正朝着走向正轨而努力。

除了限制非理性的高成本支出（今年中超冬季转会窗口引援不足2500万欧元，已经回归2011赛季的水平），职业联盟筹备组已经介入今年联赛的正式工作，成为职业联赛迈向“职业化运营”、改善联赛运营环境和水平的重要信号，其提出的中超联赛年收入100亿的目标，也表明了真正实现市场化运营的决心。

此外，如江苏这样大俱乐部的困境也为各职业俱乐部敲响了警钟：避免引领或盲目跟风烧钱竞赛，努力实现俱乐部股权结构多元化，制定更为科学的俱乐部财务管理制度，提高俱乐部造血能力，鼓励投入梯队建设，方为持续发展、长期立足职业足坛、打造“百年俱乐部”的应有之义。职业联赛也并非只有少数地产、国资和能源企业控股的头部球队，中小球队的持续生存、健康发展，才是联赛立足的根基。

当盲目高价引进高水平外援以吸引联赛观赏性的投入与回报不成比例、难以推广持久之时，当本土球员的水平并未随着薪水上涨而提升时，尊重足球规律、坚持深耕青训、切实培养高水平本土球员和教练员的重要性再次凸显。

青训从来都是难以在短期内收获竞技和经济回报的漫长工程，但优秀的本土球员和精彩的竞技表现，才是维持职业联赛市场吸引力、提升联赛品牌价值和俱乐部招牌的基础和长久之计。

回顾2002年之前甲A联赛的火爆场景，各队球迷耳熟能详、街头巷尾热议的当家球星和本土旗帜球员，如今鉴赏水平和品味更高的球迷迫切需要能奉献更加精彩比赛的球队和球员，否则他们为市场消费买单的动力又在哪里？

这方面，“兄弟单位”中职篮或许可以提供参考。

自2017年姚明出任中国篮协主席以来，中职篮扩大了赞助商来源渠道、进入10亿元时代，品牌维护和经营收效明显，联赛营收创造历史新高，各球队不断涌现的本土新星成为篮球爱好者们热议的话题和关注的亮点。职业球员与《这就是灌篮》等综艺节目的跨界合作成为扩大篮球市场受众的新探索，历经2019年世界杯失意的中国男篮国家队如今也获得了球迷们更高的期待......

尽管中职篮尚未完全实现市场化和商业化运营的目标，但在“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的原则之下，中职篮的转型发展之路已经初有成效。

与娱乐综艺的跨界合作，增加了中职篮球员和中职篮联赛的市场关注度 图源：搜狐网

目前的寒冬不仅让中国足球和广大关注者进一步认清了过去高速野蛮生长时代的致命硬伤与不可持续性，更应激发所有人思考足球规律和市场规律的应有之义。当“皇帝新衣”的幻象被戳破，一夜回到原点，所有中国足球参与者应当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多重努力、久久为功方可真正迎来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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