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胡毓堃】

一、妇女节不快乐！墨西哥女性走上街头示威

2021年3月8日，墨西哥的“国际妇女节”颇为不寻常。

没有热闹欢乐的庆祝活动，也没有隆重的纪念仪式，取而代之的是全国多地爆发的抗议浪潮。借助纪念妇女节游行活动的契机，墨西哥女性在街头发出了她们对于长期以来该国针对女性的性别暴力及杀害女性这一犯罪行为的声讨和抗议。首都墨西哥城的抗议活动尤为激烈：大量女性抗议民众突破了防暴警察的盾牌，冲进宪法广场，直逼联邦政府所在地——国家宫，通过呐喊、涂鸦、甚至放火焚烧物品等激烈的方式，引起了公众瞩目。

当抗议民众冲破了墨西哥政府设置的重重屏障时，冲突进一步升级。警方使用盾牌、催泪弹、辣椒喷雾剂、警棍驱散示威人群，而有抗议者甚至点火焚烧警方的盾牌。据墨西哥城警察部门官员马塞拉·菲格罗亚表示，因抗议行动而升级的冲突已经造成至少62名警方人员和19名平民受伤。在墨西哥各地的抗议活动中，墨西哥城以其浩大的声势、激烈的行动和由此引发的流血冲突引发了全球关注。在这个属于世界各地妇女的节日，墨西哥全国都弥漫着着愤怒和不安的情绪。

墨西哥警方与抗议民众爆发激烈冲突，图源：Pedro Pardo/AFP

事实上，不少国家都会在国际妇女节出现民间自发的女性游行活动（据英国《独立报》报道，今年印度、法国、西班牙、缅甸、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国均出现成规模的街头游行），以呼吁社会公众关注和保护妇女权利和自由；在墨西哥，近年来在国际妇女节当日举办大声量的街头抗议活动绝非只有今年这一次，因此墨西哥政府早已做好准备，3月5日便在国家宫外筑起了一圈高达3米的围墙（墨西哥政府称之为“和平墙”），以防“抗议民众的冲击和破坏行为”。

然而，“和平墙”无法阻止今年尤为愤怒的抗议民众，后者不仅冲破这一围墙，并通过涂鸦等方式将其谴责为“男性耻辱之墙”，还在围墙前摆放鲜花、十字架和蜡烛，将这个阻拦抗议的屏障变成了女性受害者的纪念墙和抗议活动的地标。在此情况下，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奥夫拉多尔无论是用保护地标性建筑来解释筑起围墙的行为，还是对抗议运动“由保守派反对人士一手操纵策划”的指责，不仅无法缓解抗议者的怨气，反而如火上浇油般进一步引发了众多女性抗议者的怒火。

墨西哥抗议民众在国家宫前的屏障上涂写、投影抗议标语，将屏障变成了抗议地标，图源：Mexico News Daily

正如墨西哥蒙特雷的政治分析人士芭芭拉·冈萨雷斯所指出：“对于许多女性主义者来说，看起来政府会介入并将女性问题纳入工作日程，但AMLO（洛佩斯总统全名缩写）不仅敌视这一运动……他始终把这一运动视为有人操纵、缺乏正当性的阴谋。”

显然，墨西哥女性在这个妇女节“并不快乐”。而引发她们愤怒的根源，则是一个老生常谈却又显得越发严重的问题：针对女性的大规模性别歧视、性别暴力、甚至谋杀。

相比于其它国家，过去20年来墨西哥女性的安全感无疑是最低的。早在2010年，联合国便在其关于针对女性暴力的报告中将墨西哥列为“对女性最暴力的国家之一”：在2002至2006年间，44%的墨西哥女性在其人生中和过去12个月至少遭到一次性暴力，其比例为全球最高。

2017年，墨西哥国家地理统计局的数据更为惊人：三分之二（66.1%）的15岁以上女性均遭遇过不同程度的暴力，其中遭遇性暴力和肢体暴力的女性占比分别达到41.3%和34%。毫不夸张地说，在墨西哥几乎没有任何女性是安全之身。

2002年-2006年，墨西哥女性遭遇性暴力的比例为全球最高，来源：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

在针对女性的各类暴力中，杀害女性这一现象在墨西哥尤为突出，近年来更可谓“骇人听闻”。据国际特赦组织预估，1986年至2009年，墨西哥累计发生了约34000起杀害女性的事件。在疫情之下的2020年，墨西哥官方数据显示全国至少有939名女性死于性别杀害，而女性活动家玛利亚·萨尔格罗的统计表明的情况更加糟糕：去年平均每天都有10至11名女性遭到杀害，比2016年的每天6人近乎翻倍。2012年，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的专题报告指出，墨西哥杀害女性事件数量高居全球第16位，并逐年递增。

从近30年来以女性杀害频发的北部边境城市华雷斯城，再到去年2月同时爆发的两起引发全民怒火的惨案（遭男友残忍刺死、剥皮、肢解的英格丽德·埃斯卡米拉，以及遭到绑架、强奸、折磨致死的7岁幼女法蒂玛·阿尔德里盖特），杀害女性在墨西哥早已不是具体案例、个别现象，而是一个令整个国家都无法回避的社会性问题。墨西哥女性和各界活动人士长期以来多方奔走、大声疾呼，希望能引起政府的重视并予以解决。

英格丽德·埃斯卡米拉（上）和法蒂玛·阿尔德里盖特的遇害曾在墨西哥掀起了抗议浪潮，图源：BBC/AFP/Reuters

但显然墨西哥政府的回应令她们更加失望：根据墨西哥国家公民女性杀害观察站的统计，2017年上半年墨西哥13个州有800名妇女惨遭杀害，却只有不到一半的死亡被警方定性为杀害女性并立案调查；同一年墨西哥活动人士娜塔莉亚·雷耶斯的报告指出，只有8%杀害女性案件凶手被绳之以法。近年来洛佩斯总统与女性主义群体日趋紧张的关系和数次“隔空交锋”，更是令越来越多的墨西哥女性深感政府只是一味地无视、回避女性杀害和其它性别暴力问题。

如此处境之下，也难怪国际妇女节无法令墨西哥女性感到快乐，只会更加刺激她们的情绪。正如手举着“今天的抗争是为了明天不会死去”标语的19岁的女孩瓦尼亚·帕拉西奥斯在街头对英国《卫报》记者所说：“我们希望他（洛佩斯总统）能像保护这些建筑一样保护我们。”

二、“伤害-抗议”不断重演，墨西哥何时找到解决之匙？

面对一再上演的针对性别暴力事件，墨西哥政府多次的表态和整治决心似乎并无效果，而国际组织和国际舆论多年来也试图找到问题的根源所在：这个北美洲国家缘何成为针对女性的暴力乃至犯罪天堂？

不可否认，墨西哥长期以来高发的性别暴力事件，与墨西哥根深蒂固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2006年，墨西哥家庭与人口研究院专门探究了墨西哥的男性沙文主义文化与现代针对女性的暴力现象的相关性。早在中世纪西班牙人征服美洲期间，强调以男性阳刚之气应对西班牙征服者的文化便油然而生，之后更是发展成为墨西哥国家内在的心理和社会特质：情感上坚不可摧，父权制的绝对统治力，以侵略性或掌控性的方式回应女性。

从最初强调男性对身体的掌控不断演化，这种异化的男性沙文主义（Machismo）塑造了墨西哥男性的优越感和应得感；而传统文化中女性则处于从属地位，缺乏获取知识和权力的渠道，因此难以参与讨论和改变当下的社会规则。更为可怕的是，这种男性沙文主义走向极端化后，把针对女性的暴力视为男性自豪感的体现，以及男性权力的彰显和维护，成为墨西哥社会所默认的正当化行为。

正如墨西哥州妇女委员会的心理医生玛丽索尔·雷耶斯所说：“在我们的社会，暴力是可以接受的。人们被告知，暴力是保持权力的方式……男性沙文主义成为墨西哥男性的支配性典范。”

另一方面，随着墨西哥引入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男性占支配性地位的社会格局也在逐渐发生微妙的变化，反而进一步加剧了性别冲突与暴力。随着近年来墨西哥贫困率和失业率的上升，社会不安全感急剧加强，更多妇女开始走进劳动力市场，寻求经济挑战的改善，并逃离原有的被支配地位。

职场妇女的数量增加势必对传统的男女社会分工（男性在外工作，女性承担家庭责任）造成冲击和威胁。在墨西哥家庭与人口研究院研究院梅赛德斯·奥利维拉看来，这种变化影响了男性的自我形象认知，“伤害”了他们的“男性沙文主义”和自我优越感。

自2000年起，墨西哥失业率呈现不稳定上升，来源：World Bank/Macrotrends

过去30年，墨西哥女性就业人口占比显著增长，来源：World Bank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导致针对女性的暴力事件在墨西哥又一次攀升。受疫情影响，不少国家采取了暂停社会经济活动的长时间封锁措施，各国民众被迫禁足在家。在就业压力、收入减少和无法外出引发的精神压力多重影响之下，居民心理问题和家庭暴力层出不穷，比疫情之前显著提升，已然成为联合国所描述的全球性“影子大流行”。

其中女性受到的伤害尤为明显：在英国，女性因经济停滞遭到解雇、无薪停职的几率更高，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务和子女照顾责任，更容易感到焦虑、沮丧、孤独；而在全球范围内，家庭成员因为上述压力更容易引发激烈冲突，而针对女性的家庭暴力越发频繁。

发达国家尚且如此，疫情极为严重、经济衰退明显（2020年GDP减少8.5%，为1932年以来最严重的缩水，也是连续第二年负增长）的墨西哥更不例外。汤森路透基金会的报告显示，2020年墨西哥因针对女性暴力的紧急电话呼救超过26万次，相比于2019年的19.8万次增加超过30%。

同一年墨西哥政府的官方数据显示，三分之二的墨西哥女性遭到了不同形式的暴力，遭遇配偶/家庭暴力的女性占比也高达44%，再创新高。墨西哥内政部长奥尔加·桑切斯·科尔德罗也坦承：“妇女遭受的暴力范围每天都在增加。”

总之，墨西哥女性生存如此艰难，不只是文化问题，也是法律问题和经济问题。要根除墨西哥女性在社会中的不安全感，政府需要更多诚意和努力，有力地保障女性基本权利，改善经济民生；立法和司法机构尤其需要切实有为，真正确保承诺的兑现；改变墨西哥社会对于女性的传统偏见更是任重道远，远非一时之功。身处尚在面临严重疫情、经济还未回复元气的墨西哥，女性要想免于恐惧地生活在自己的家园，真正度过快乐的妇女节，依旧“道阻且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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