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胡毓堃】

一、“闹剧”的缘起，不止是那个商人

10月18日至25日，土耳其与西方世界在短短一周内上演了一出全球瞩目的“外交风波”。

先是美国、德国、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荷兰、新西兰、挪威、瑞典10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土耳其释放被其指控参与2016年该国未遂政变的土耳其商人奥斯曼·卡瓦拉（Osman Kavala）。但当他们习惯性地就土耳其违反“普世价值”的行为再度试图施压时，恐怕没有想到土方的回应会如此激烈：

10月19日，土耳其外交部召见了上述10国驻土大使，谴责他们干涉土耳其司法系统，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10月21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访问非洲的回程飞机上对随团媒体表示，“我们无法接待这群人。轮到你们来说教土耳其了吗？你们以为自己是谁？”

10月23日，埃尔多安在出席活动时宣布已指示外交部长尽快宣布10国大使为“不受欢迎的人”，指责他们“无礼”，声称“他们不再了解土耳其的那天，就得走人”，引起了现场群众欢呼。

看着埃尔多安可能要来真的，看似“来势汹汹”的10国也迅速“服软”。两天后，美国驻土大使馆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表声明称“美国指出其遵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41条（即不干涉他国内政）”。很快，其它国家要么转发美方声明，要么发表类似声明，埃尔多安旋即表示土耳其不再将10国大使列为“不受欢迎的人”。

土耳其发出“驱逐大使”的威胁后，美国驻土大使馆在社交网络上发表的声明，来源：美国驻土大使馆官方推特

乍一看，引发这一轮外角风波的是奥斯曼·卡瓦拉一人。然而，这位土耳其商人及其近期的遭遇并不寻常，而西方10国此时发难，也是并非偶然。

卡瓦拉出自烟草贸易商家庭。1982年，25岁的他因父亲去世而放弃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回到土耳其接手家族生意。此后20年，他在土耳其的电子与通信行业颇为活跃，率先将康懋达64家用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进口至土耳其，扩大了家族生意的版图，成为名副其实的成功商人。

与此同时，他在出版行业也颇为活跃。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1980年土耳其军事政变后，他在1983年便与人联合创立了“İletişim Yayınları”出版社，发行亲民主理念的读物。随着该出版社不断做大，也出版了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在内的一系列土耳其名家名作。此后，出版土耳其语版的《大英百科全书》更奠定了他在出版行业的地位。

“İletişim Yayınları”专注于发行亲民主理念的读物。来源：İletişim Yayınları

而支持瑞士历史学家汉斯·卢卡斯·基瑟写出《塔拉特·帕夏：现代土耳其之父、种族灭绝的设计师》一书（2018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表示卡瓦拉的支持“对我成功启动研究至关重要”），进一步表明他始终关注土耳其的政治与社会事务，绝非一心只关注积累财富的纯粹商人。

如此看来，卡瓦拉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便醉心于支持、建立非政府组织（NGO）也毫不意外：从致力于环境保护的TEMA，到关注欧洲和平、民主与人权的“赫尔辛基公民大会”，再到1999年伊兹米特大地震后将工作重心彻底放到NGO上，卡瓦拉与土耳其政治和社会事务的牵涉也越来越深，也因为其NGO事业被国际舆论戴上了“慈善家”的头衔。

事实上，卡瓦拉真正开始与埃尔多安和土耳其政府产生过节，也是始于NGO。

在他支持、成立的众多NGO组织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s）土耳其分会。开放社会基金会前身为开放社会研究所，是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创立的国际捐赠组织，为世界各地的公民社会组织提供资金支持，其明确目标在于推动司法、教育、公共卫生和独立媒体的发展。而该组织的名称，则受到了索罗斯的大学老师、著名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的启发。

该组织的首页便明确宣示了其要推动民主的目标，来源：开放社会基金官网

该组织在37个国家有分支机构，而比其规模和广度更知名的，则是其在成立之初便发挥的影响力。“开放社会基金”的前身，便是索罗斯自1984年起，在匈牙利等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成立的基金会。用美国资深作家伯纳丁·阿伯特·霍杜斯基的话说，这些基金会自创立之初便努力推动苏东国家走出“发达社会主义”模式。

1993年，索罗斯在这些基金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开放社会研究所，从而更有力地支持位于俄罗斯与中东欧国家的索罗斯基金会。到了2010年更名为开放社会基金会后，该组织将其活动范围扩大至全球。随着该组织持续支持不少国家的异见和反政府组织，一些国家也开始对其有所警觉。波兰、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从政府到民间都有“去索罗斯化”的声音，而俄罗斯更是在2015年禁止该组织在俄境内活动。

土耳其也不例外。卡瓦拉作为该组织在土耳其的代言人，顶着“土耳其红色索罗斯”的头衔，宣称“推动司法部门适当作为、保护和扩大公民权利、支持公民社会组织与权利保护者，关注移民政策”，曾被埃尔多安点名批评，称其谋划、资助了2013年土耳其反政府抗议运动（“占领盖齐运动”）。

持续数月的“占领盖齐运动”声势浩大，影响广泛，图源：ZUMA/Rex Features

在此情况下，卡瓦拉于2017年被捕，开放社会基金会于2018年被禁止在土耳其活动，自然在意料之中。除了持续数月的“占领盖齐运动”和2016年未遂政变，泄露国家机密也成为指控他的罪名。

自卡瓦拉入狱以来（共“三进两出”），西方各国及国际组织便没有停止对他的关注与声援。2020年9月3日欧洲委员会部长理事会做出决议，要求土耳其立即释放卡瓦拉，国际法律家委员会和人权观察组织也做出了同样的表态。

实际上，就在西方10国大使馆集体发声之前，欧洲委员会部长理事会便在今年9月给土耳其下了“最后通牒”：今年12月之前释放卡瓦拉，否则便启动针对土耳其的违规听证程序。

由此可见，这10个国家的“突然”发声其实并不突然，只是在埃尔多安的强硬回击面前，有些“不堪一击”。

二、“所谓的战略伙伴”？本就“殊途不同归”

土耳其与西方世界的不对付，当然不是由卡瓦拉所决定的。

无论是地缘位置、国家发展现状，还是历史传统、价值观念、政治制度、社会机制，土耳其与西方国家可谓完全不同。之所以成为北约成员国并至今被视为“重要的北约盟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冷战背景下的地缘战略需要（遏制苏联），以及当下特殊的战略位置。

正因为骨子里的巨大差异，拜登政府上台后的“美国回归”政策、致力于恢复关系的盟友，并不包括土耳其。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1月19日尚未正式上任时，便用贬义的口吻称土耳其为“所谓的战略伙伴”。此言的确不假，抛开形而上的意识形态与价值选择不谈，在只关乎现实利益的战略层面，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这些年也和西方渐行渐远。

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今年1月29日发表的《美土关系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充满危机》一文，便列出了拜登时期考验美土关系的五大危机：

· 土耳其购买俄罗斯S-400导弹防御系统，2017年，在第一批S-400系统交付后，埃尔多安于9月26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的电视节目中表示，土耳其打算向俄罗斯购买第二批S-400系统，以及美国可能追加对土方的制裁。
· 叙利亚问题，土耳其长期以来将“人民保护部队”等叙利亚库尔德武装视为土耳其反政府组织库尔德工人党的叙利亚分支，作为“恐怖组织”予以武装打击，而美国则要通过库尔德人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军”与“人民保护部队”合作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 东地中海地区问题，随着天然气资源之争升级，土耳其与同为北约成员国的希腊和欧盟成员国塞浦路斯关系紧张，双方不时拉盟友举行联合军演，导致局势剑拔弩张，也令美国的协调难度重重。
· 穆罕默德·哈坎·阿蒂拉获罪，美方认定这位土耳其国有的人民银行副行长欺诈、帮助伊朗规避美方制裁，将其逮捕并判罪，而10月22日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更是裁定该银行应获刑事犯罪起诉；在土耳其政府看来，这是干涉土耳其内政的“政治阴谋”。
· 埃尔多安近年来大力推行“伊斯兰化”，打击世俗主义者和其他异见人士、扩大总统职权和任职期限问题上，拜登政府一改特朗普时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可能加大对土耳其“民主倒退”的谴责与制裁。

2019年，俄罗斯将第一批S-400系统交付土耳其，图源：ZUMA/TASS

与此同时，土耳其卡迪尔哈斯大学在10月7日发布的《2020年土耳其趋势》报告更能说明问题：在土耳其国内各大民意调查中，美国被土耳其民众视为对本国安全最大的威胁。

而在各类危机的背后，更是土耳其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在“世界观”上越发背道而驰。相比于土耳其国内的发展模式与道路，这才是西方近年来与土耳其难以良性互动的更重要因素。

美国被60.5%的土耳其人视为对本国安全最大的威胁。来源：卡迪尔哈斯大学

首先，土耳其与西方各国在国际事务上的观点越发冲突。

上文提到的双方在土耳其购买俄制S-400系统，以及叙利亚内战问题上的矛盾便是典型。对于土耳其来说，购买俄罗斯武器不只是为了提升国防能力，更是土耳其试图改善与强化俄土关系的一种姿态，尤其是双方自2016年关系恢复以来在叙利亚问题上也逐渐减少矛盾、管控分歧。这一切显然是视俄罗斯为大敌的西方所不乐见的。

随着土耳其在地缘战略判断上逐渐跳出西方的冷战思维，土耳其在其它国际事务中的看法与后者更是少有共识。用布鲁金斯学会的话说，当拜登政府与其西方盟友们更加坚定地将中国与俄罗斯视为地缘战略和意识形态上的对手时，埃尔多安及其盟友——极右翼的民族主义行动党越发认为“国际体系不像以往那般以西方中心”。

正因为如此，土耳其从地缘战略到对外政策也在逐渐降低对西方国家的依赖，即土耳其政府常说的“战略自主”。

在实际行动层面，这种独立自主性自然体现为减少对西方的依靠，而更多地注重与中俄等非西方世界大国发展双边关系。近年来，土耳其与俄罗斯“冰释前嫌”，与中国高层交往频繁、经贸与大项目合作稳步发展，且没有向西方那样就新疆地区等问题触及两国的红线。

埃尔多安（右二）更倾向于在西方与非西方大国之间的平衡外交，图源：美联社（AP）

此外，就如何“重置”国际关系而言，美国与西方的看法，和土耳其自然不会同调。

当美国与其盟国不断强调跨大西洋联盟、“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及小圈子的“价值观外交”时，它们对“重置”的定义，具体来说便是土耳其应取消向俄购买S-400系统，改变现有对华外交政策，并重回美国及其盟友的圈子。

然而，埃尔多安政府所理解的“重置”，则是美国及其西方盟友要适应地缘政治的现实，尤其是土耳其所处区域形势的现状，以及调整对国际事务的看法和行动。所以土耳其政府并没有随着拜登的上台而取消对俄军购，或者开始就中国新疆地区事务采取敌视行动。而土耳其这种独立自主、与各方较量且都存在矛盾的外交实践，也体现了一种更加平衡的重置外交理念。

显然，这样的土耳其并非美国和西方世界眼中“合格”的伙伴。随着埃尔多安在处理内政方面引发它们和土境内反对势力不满，美西方声援甚至支持价值观接近的土耳其组织与个人，也不足为奇。

不过，无论西方各国多么不喜欢当下的埃尔多安政府，这次主动松口、迅速停止风波的姿态也表明，它们不愿也无法彻底激怒埃尔多安、与土耳其撕破脸。毕竟土耳其的地理位置是不会改变的，正如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所说，这是“唯一一个与伊拉克和叙利亚接壤的北约盟国”，这种特殊的战略位置和战略意义无法取代。

另一方面，除了外交与安全因素，遭受疫情重创的土耳其经济也不可能完全靠非西方国家替代美欧市场，来自美国和欧洲的投资与贸易对于土耳其经济复苏至关重要。在此情况下，适度降低期待，务实看待双边关系，合理管控分歧和危机，恐怕是比一次强硬的联合声明更合理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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