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詹姆斯·马尼卡和迈克尔·斯宾塞，译/刘思雨】

在新冠疫情刚开始扩散的时候，全球经济的大部分都陷入了巨大的停滞中。在美国，工业生产和零售额骤降至历史低点。在欧元区，就业率在以有史以来最快的速度萎缩。而放眼全球，许多经济体都遭受了严重、急剧的衰退。

然而，疫情不仅只有让全球经济暂时陷入瘫痪这一作用。它也促使几乎每一个部门的企业，从根本上重新考虑其已有的业务，而这往往会加快那些已经在实施的计划朝着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的方向发展。在疫情期间，绝大多数公司采用了新的数字技术，这样即使是受到严重的疫情管控，他们的生意也能继续进行。疫情开启了一场深刻的经济转型，这场转型加快了生产率提高的潜力，即使之前一直变化缓慢的部门也是如此。例如，在医疗保健领域，虽然远程医疗长期以来一直承诺会提高效率和增加效益，但直到新冠疫情危机，这个计划才开始有进展。在零售业，过去除了电商之外，许多企业在采用数字销售战略方面一直很缓慢，线上销售主要是作为对普通零售业的补充。不过这种情况已经随着新冠疫情的蔓延而迅速改变。

尽管看起来令人惊讶，但只要从这次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中走出，一个生产力的大增长和大繁荣的新时代可能就要到来。至于这种情况是否会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就要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政府和企业打算如何摆脱疫情的影响了。从短期和中期来看，随着美国和其他国家在经济复苏上投入大量资金，企业从数字化营业中获益，生产力繁荣发展的前景鼓舞人心。但从长期来看，前景并不乐观，因为政府不可能无限期地支出财政，并且消费者和投资支出可能无法填补这一缺口。

因此，各国政府和企业必须努力实现稳健的生产力增长和经济繁荣，特别是通过促进技术和组织创新的传播和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这两个手段。一次重大的全球经济危机可能会导致生产率的增长受到重大冲击——不过只要政策制定者抓住机遇，这一情况就可以避免。

生产力悖论

从蒸汽机到计算机，生产率的提高可以被看作是一系列技术革命的过程。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意味着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的可能，而每一次都使可能变成现实。但在创新和采用之间，以及采用和产生实际经济效益之间，常常会出现一个延迟。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在1987年的一篇文章中总结了这些明显的差异。这篇文章发在了《纽约时报书评》上，里面写道 “计算机带来的改变随处可见，却唯独在生产率方面，计算机的推动作用微乎其微。”他的这一理论被称为“索洛悖论”。

但在1995年至2005年之间，发生了信息和通讯技术革命，索洛悖论在这十年中暂时得到了解决。当时随着这些技术的广泛采用，生产率得以快速提高，美国当时的年增长率为2.5%，比1970年至1995年的增长率快了整整一个百分点。各公司对信息和通迅技术进行了大量投资，并围绕这些技术重组了业务和管理办法。他们这样做是出于希望获得竞争优势，也是因为消费者对其产品的需求相对强劲。

结果，几个行业的生产率增长都加快了，推动了美国经济的整体增长。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在雇佣许多工人的少数几个大部门，如零售和批发，生产率大幅增长；在更小的部门，如生产计算机和电子产品的部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更大，这二者不同寻常地结合在一起。无论是大部门还是小部门，都出现了适应需求增大的就业增长的良性循环，这些部门的产出价值甚至更快地增长。1995年至2005年，所有经济部门的产出价值每年增长3.4%，而总工作时长每年仅增长0.9%。

但繁荣并没有持续。2005年至2019年间，美国的年生产率增长率下降了一半以上，降到了1.0%。经历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从2010年到2019年，它甚至达到了更低的一个水平，只有0.6%。与美国不同，欧洲国家的生产率在1995-2005年期间并没有快速提高，但它们出现了危机后的下降。从2010年到2019年间，法国、德国和英国的年生产率增长率都低于1%。

索洛悖论又回来了。在经历了十年生产率迅速提高之后，信息技术革命已经到了收益递减的地步。但下一波技术浪潮——流程数字化、大数据及分析、云计算、物联网——尚未能够填补这一空白。尽管早期在图像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方面有所突破，但很少有公司开始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数字化进程十分缓慢。我们根据各个部门的评估估计，在 2015 年，美国的数字潜力只达到了 18 %，欧洲只有 12 %。此外，数字领先企业和数字落后企业之间出现了差距——其他研究人员认为，这种差距与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有关。

在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疲软的时候，公司在技术采用方面的差距却正在扩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金融危机所导致的后果。企业缩减了投资，新出现的产业也更少了。更糟糕的是，高收入者和资本所有者得到的的收入增加了，而劳动力得到的份额却减少了，这就更进一步削弱了人们对商品的需求。

在美国和欧洲，绝大多数部门的生产力增速都有所减缓。2014年，只有4%的行业提高了生产效率，而在过去20年中，平均有18%的部门实现了生产效率的大幅增长。生产总额的增长——这也是衡量一家公司或一个部门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的标准——从1995年至2005年，每年增速为3.4%，而到了2005年和2019年期间，这一数字下降到1.8%。在这两个时期，工作时长的增长基本保持不变，为0.7%。

美国经济活动的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揭示了生产力增长的原因。它首先源于技术创新的广泛采用，特别是电力和互联网等通用技术。但它也源于企业在采用新技术时所进行的管理体系创新和员工职能任务的重组。这两个过程都必须刺激许多部门，或者至少是几个大部门的生产力增长的飞跃，才能使整个国家经济的生产力跃升。最后，部门内和部门间的采用和重组必须由竞争来推动，竞争激励企业进行创新，并有助于推动科学技术传播。

然而，并非所有的生产力增长都是一样的。生产力的增长可以通过在一定的工作时间内提高产出的数量或价值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减少一定产出所费的工作时间来实现。这两种方式往往同时发生。但是，当前者超过后者时，就会产生一个良性循环，即创新和投资的增加带来就业和工资的增长，这反过来又会使人们需要更多的产出或价值。这就是1995年至2005年期间所发生的情况。然而，当生产力增长的后一来源超过前一来源时，就会产生一个恶性循环，即企业降低劳动成本的速度快于其产出数量或价值的增长速度，这反过来对就业和收入造成压力。

疫情推动远程办公越来越受欢迎（视频截图）

新冠疫情后的潜力

这场新冠疫情为发达经济体提供了另一个生产力快速增长的时期。现在判定这种增长是良性循环还是恶性循环还为时过早，但有迹象表明是前者。尽管新冠疫情早期带来了不确定性、压力以及经济活动的急剧衰退，但许多公司大胆地部署和使用新的通用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这些方式在过去推动了良性的生产力增长。2020年10月，我们调查了不同行业和国家的900名首席执行官，发现许多人将其业务活动数字化的速度是他们以前认为可能做到的20到25倍。通常情况下，这意味着将他们的业务转移到线上，因为在我们调查的公司中，大约有60%的公司由于疫情的影响，客户对在线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有了显著增加。

在这场疫情之前，预计到2024年，电子商务在美国所有零售额中的占比将不到四分之一。但在疫情的头两个月，电子商务在零售额中的份额增加了一倍多，从16%增加到33%。这种增长并不只是反映在实体企业首次在网上开店上。那些在疫情之前已经高度数字化的公司大大扩展了他们的在线能力以满足激增的需求。他们还重组了他们的业务，包括他们的物流体系，以补充他们正在做的数字化工作，例如扩大他们的直接送货上门能力。

企业也努力变得更加高效和灵活。在欧洲和北美，近一半的调查对象表示，他们在2019年12月至2020年12月期间减少了运营支出占收入的比例。三分之二的高管表示，他们已经增加了对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投资，无论是为了帮助仓库和物流业务应对更高的电子商务量，还是为了使制造工厂能够满足激增的需求。许多公司利用技术来减少工作场所的物理密度，或实现非接触式服务，例如，通过扩大杂货店和药店的自助结账覆盖范围，以及为餐馆和酒店采用在线订购应用程序。其他企业，如肉类加工厂和家禽厂，加快了机器人技术的部署，以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如果说从这场疫情中有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数字能力和经济复原力是相辅相成的。

但是，即使疫苗的到来使得发达国家的部分地区可能恢复到相对正常的状态，持续的数字化和其他技术创新的采用有望带来更多的生产力提升，这种生产力提升——大约每年增加两个百分点——可能出现在医疗保健、建筑、信息技术、零售、制药和银行部门。例如，在医疗保健领域，新冠疫情后，远程医疗的使用快速增加，这可以推动持续数年的生产力提升。根据美国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76%的病人表示有兴趣在未来使用远程医疗，行业专家预测，20%的医疗支出的服务可以通过虚拟方式提供，而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只有11%。其他部门，包括汽车、旅游和物流，由于更灵活的任务安排、更精简的操作和更智能的采购，其生产力增长的潜力较小，但其增长体量仍然可观。

总的来说，从现在到2024年，在美国和我们分析的六个大型欧洲经济体（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典和英国），这些创新和组织上的变革可以使生产力增长每年加快约一个百分点。这将导致生产力增长率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增长率高一倍，在美国，到2024年，它将使人均GDP增加大约3500美元。这一增长量很惊人，但它是否能够实现将取决于企业是否持续使用新技术和持续的、大量的需求。

由于其他方面的进步，可能即将出现各领域得生产力提高。例如，不断加速的生物学革命可以改变医疗保健和农业、消费品、能源和材料等行业。生物学创新已经使新冠新疫苗得以迅速发展。同样重要的能源革命使太阳能和风能的广泛采用成为可能，特别是最近更好更便宜的太阳能电池的发展。人工智能也在迅速发展，但尚不能将其在各公司、部门广泛部署。一旦人工智能能够广泛应用，生产力的提高可能是巨大的。

跟随数字化的领导者

未来生产力的提高中，即使是那些促进整体经济增长的，也可能是不均衡的。我们分析了有可能释放未来生产力增长能力的指标——如研发支出、收入、资本支出（包括数字支出）和并购——我们发现，少数大型超级企业（意为利润最高的10%的公司）在这些类别的活动中占了过大的份额。从2019年第三季度到2020年第三季度，美国超级企业的资本支出和收入下降幅度比其他公司小得多。在同一时期，美国超级企业的研发支出比前一年多了26亿美元，而所有其他公司只多花了14亿美元。

如果超级企业、其他大公司与规模较小、利润较低的公司之间的这种投资、创新和技术采用的差距持续存在，新冠疫情后的生产力加速增长可能会低于预期。中小型企业在新冠疫情危机中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无法对未来的生产力提高进行大的投资，因此有可能进一步落后于那些超级企业。这就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生的情况，当时只有少数公司实现了生产力的增长。

但是，对于非超级企业缩小部分差距的能力，我们还是可以保持谨慎乐观的。在新冠疫情之前，超级企业往往是高度数字化的，并且采用了创新的管理方法，所以它们获利更多，面对危机也有更强的复原力。因此，他们能更好地抵御甚至利用这种冲击。但是，随着受冲击最严重的公司和部门的恢复，数字化的先行者们展示了这些技术的巨大潜力，许多数字落后者可能有能力迎头赶上。事实上，在我们于2020年12月进行的另一项高管调查中，北美和欧洲约7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预计在2020年至2024年期间，对新技术的投资增速将大幅增长，比2014年至2019年期间的比例55%还要高。不同规模的公司都产生了这种类似的预期。

还有另一个保持乐观的理由，在2020年，这一年出现了新冠疫情，在疫情期间，经济经历了最黑暗的时刻，在美国，新创立的企业比2019年多24%。欧洲在这一指标上落后于美国，2020年法国、德国和英国的新企业创立的数量基本持平，意大利和西班牙则下降了15%以上。然而，如果美国企业的增长势头保持下去，这应该有助于更大规模的生产力增长。

然而，投资、创新和技术采用只占生产力增长的良性循环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对扩大产出的需求——换句话说，生产率提高带来的收入增长必须流向那些会额外花钱的人。在短期内，需求增长的前景是很光明的，特别是对于那些在为其人口接种疫苗方面取得很大进展的国家，这些国家也可能首批进行经济开放。被压抑的需求和新冠疫情带来的储蓄可能一下子被释放出来，导致由消费者主导的需求将在一开始出现强劲反弹。在美国，总统乔·拜登的1.9万亿美元的经济支持法案应该也会推动需求进一步上升。

从中期的前景来看，需求也是相对稳定的，尽管这将取决于政府支出的规模、部署和任期。在美国，拜登现在把目光投向了庞大的基础设施计划。随着他的政府将重点从经济救助转向对生产领域的投资，它还可以通过增加需求来满足潜在供给，创造一个高压力经济，即低失业率和高增长的经济体，从而提高生产率增长。然而在欧洲大陆，大规模的政府经济支持则难以协调，其前景就不那么确定了。尽管如此，欧盟实施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总额约9,000亿美元的计划，以促进对向数字能源和绿色能源过渡的投资。

但如此规模的政府支出可能会受到时间上的限制，使得需求的长期前景不那么乐观。此外，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包括企业收入中工人收入比例的下降、不平等程度的加剧以及私人投资的长期下降，都可能会拖累需求的增长。据估计，疫情后大约60%的生产力增长来自创新和部门重组——从现在到2024年，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将来自企业层面的措施，比如旨在削减劳动力和其他商业成本的自动化措施。除非企业采取更多措施来提高产出的数量或价值，并通过获得新技能来帮助工人实现过渡，否则，要想提高效率来推动生产力的增长就只能通过恶性循环而非良性循环了，这样将会破坏工资和就业，削弱消费驱动的需求和投资。

智能疫情防控机器人进驻郑州“小汤山医院”。图片来源：科技日报

一个充满活力的新时代？

企业和政府可以做些什么来利用积极的中短期生产力前景，以改善长期前景？首先，它们应努力加快技术方面的采用和管理方面的创新，推动这些变革在各部门内部乃至跨部门传播。随着经济开始复苏，那些直到最近才开始注重危机管理和生存的企业应该效仿超级企业的做法，把投资放在技术和部门重组上。超级企业可以支持其更广泛的生态系统来参与协助这一进程，特别是通过与提供互补产品和服务的小公司做生意。政府也可以通过投资于研究和开发来支持这一进程。

决策者还应寻求加强竞争和企业活力。在一个健康的经济中，增值最多的公司发展繁荣，而增值最少的公司则萎缩或被淘汰：这就是所谓的创造性破坏。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修订竞争规则、破产程序以及产品和劳动力市场法规来恢复和加强这种自然分类的过程。

政府和企业还应致力于提振需求和鼓励企业投资，这是促进生产力良性循环的另一步。随着政府支出逐渐减少，企业应该发挥作用，创造基础广泛的收入增长，同时提高效率。此外，企业应投入更多资金来提高员工的技能，帮助他们充分利用技术和组织创新，同时减少不平等和失业现象。政府可以通过鼓励再培训的税收抵免和将税收负担从劳动收入转向资本收入，来激励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但生产率增长并不代表一切，特别是在今天，生产率是可以计算并预测的。它没有抓住个人和社会福祉的重要层面，而这些问题在疫情后的环境中被急剧放大了。例如，数字技术的传播可促进更具包容性的增长模式，远程医疗可为发展中世界数百万人提供及时的初级保健服务。生产率增长的衡量标准也没有考虑到与现代创新相关的一些负面的外部性（译者注：外部性Externality是指个体经济单位的行为对社会或者其他个人部门造成了影响，如环境污染，却没有承担相应的义务或获得回报，亦称外部成本、外部效应或溢出效应），这些外部因素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剧，并深刻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

也许最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计算的生产率并没有考虑到气候变化。为了在世界范围内减轻气候变化的风险，需要在绿色、高效能源领域进行大量的、技术层面的投资。其中一部分投资将提高生产率增长。例如，电动汽车不仅对环境保护有益，而且生产所需的劳动力也更少，从而提高了生产率。如果节能投资将资源和人才从其他甚至更具潜在生产力的经济领域转移出去，就可能在短期内抑制生产力的增长。然而，从长远来看，它们的影响将是积极的，因为能防止未来生产力的急剧下降，以及其他灾难性后果。其中许多收益可能永远不能通过生产率的数据表现出来，因为这些收益代表着从未发生过的衰退。但部分生产率的提高最终是能表现出来的，特别是那些旨在帮助经济适应气候变化的基础设施建设。

如果政府和企业想要摆脱新冠疫情，就必须平衡这些短期和长期目标。然而，即使是现在，由于新冠疫情继续造成人员和经济上的损失，一个潜在的积极因素正在显露出来。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生产力和经济增长持续低迷多年，而新冠疫情引发了技术和组织创新的狂潮。这种狂热是否会引向一个充满活力的新时代，将取决于政府和企业如何维持一个让生产力不断提高的良性循环。

（本文首发于2021年6月22日美国《外交事务》网站，刘思雨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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