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伊斯兰国”公开了一段视频，两名日本人被绑架，“伊斯兰国”不改往日之秉性，伸手就是要求2亿美元的赎金。1月25日，其中一位人质已经被杀害。这条消息不必再多说，全世界的目光已经盯在这里。“伊斯兰国”这么做，可能一方面的确是为了钱，一方面也是煽动自己控制的武装力量的情绪，消除数周来世界对于“伊斯兰国”陷入“不稳定状态”的猜测。

探讨恐怖分子的目的已无意义。1月23日时效已过，人质一人已然死亡，日本政府依然表示正在竭尽全力营救人质。日本政府也承认了正在通过各种渠道同“伊斯兰国”进行交涉。另一方面，“中东盟主”沙特阿拉伯的老国王去世，也让中东国家和全世界的精力难以集中到“伊斯兰国”和人质事件上。事件的发展将更加扑朔迷离。

出于对人质事件的高度重视，日本社会展开了“自我责任论”与“首相责任论”两大观点的论战。前者认为当事人自己不顾危险前往危险地区，招惹的事情国家没有义务帮助，属于自作自受；后者认为首相也就是国家政府，有义务帮助这些身陷恐怖事件的国民。但论战的双方可能都不知道——不论是哪一方的观点，都正中极端恐怖分子的下怀。

“伊斯兰国”公布的视频截图

“自我责任论”——情绪化的咆哮

自从2004年3名日本公民在伊拉克被绑架以来，日本人面对类似事件时，“自我责任论”一直是主流的民意之一。笔者浅薄地认为，这是日本人性格使然——大部分日本人依然认为“给他人、社会带来麻烦”是一种耻辱，结合日本人传统的“集体主义”氛围影响，很容易就会有这种论调。

“自己明明知道有危险，还要去这种地方（指‘伊斯兰国’控制地区），结果被恐怖分子绑架，这完全是自作自受。政府为了这种人改变安全政策、交付赎金实在是太没有意义了。”诸如这样的留言在日本各大网站和社交媒体上层出不穷。

个人当然应当承担起个人的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2亿美元这种天价，让一个国家忍气吞声拿出来确实是不太可能。但是把多数责任推到人质一方实在是有失公允的情绪化行为。即使是日本国内很多刑事案件报道都会有意无意地强调被害人的日常行为“不检点”、道德瑕疵等等花边，甚至抓住这些大做文章，从而有意无意引导出“罪犯和受害者都有责任”这种结论，使得犯罪责任模糊、暧昧化。

这次绑架事件，社会的第一观点是认为“由于这两位日本人自己干了傻事，去了‘不该去’的地方而被绑，这是自作自受”，这也就把恐怖事件发生的第一责任归结到了人质本身身上，这也就使社会的口诛笔伐指向这两个人和他们的家庭，进而帮助极端恐怖分子洗清他们的责任。

一个国家，本身就有保护国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义务。本国国民遇到自然灾害、安全威胁时，一国之政府本身就有责任去尽力保护国民。在地震、水灾、雪灾的时候都这么想的日本社会却在公民生命被威胁的时候选择让一个国家无动于衷，这才是真正让人震惊的事情。

“支付赎金只会让犯罪者继续下一次的暴行”，日本的警方数十年来一直秉承着这一原则处理绑架事件。在对待海外恐怖主义上，日本政府毫无疑问也采用了这一理念。根据联合国相关数据，2014年“伊斯兰国”通过绑架的手段就获得了约3亿元人民币的赎金，绑架赎金成为“伊斯兰国”除了占领地区的油田、矿产之外的又一大财源。面对绑架事件频发的趋势，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一直秉承着绝不支付的原则，同样的，在事件发生之后，发达国家向日本也传达了相关的要求。

但是与美国、英国等国不同，日本政府此次仅仅表达了“不支付赎金”的态度，与美英“不交涉、不支付”的观念有所差异。究其原因，是日本政府根本没有派出部队直接营救的能力（解禁了集体自卫权依然没有这个能力，眼高手低）。在此情况下通过宗教人士和约旦政府与“伊斯兰国”接触、交涉，我个人认为是日本政府最妥当的做法。

“首相责任论”——幼稚化的奢想

另一方面的主流观点是“首相责任”也就是“政府责任”。这一观点主要强调，由于安倍首相在访问埃及时强调的支援埃及世俗派、“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应对ISIS”等言论招惹了“伊斯兰国”的极端分子，才导致绑架事件的出现。因而政府应当为自己的“过激”言论负责。这种言论也在网络上甚嚣尘上。在雅虎日本网站上，部分人发起了“要求政府交付赎金”的签名和“为人质募捐2亿美元”的活动，得到数万人的响应。也有很多围观的网民纷纷质疑“交了2亿美金对方就一定会放人么？”“满足了他们下次再出现这种事怎么办？”。

“首相责任论”者当中也有“安倍首相辞职问题就解决了”这种无聊的观点。

抛开纷繁的表象，“首相责任论”者把责任归结到国家的外交行为，和“自我责任论”者们一样忽视了“极端分子才是恐怖事件的第一责任人”这一基本观点。

“伊斯兰国”之所以出现，根本原因是中东近十余年来的混乱局势给了极端分子得以生存的缝隙。这次绑架事件，也不单单是日本同“伊斯兰国”的问题，而是国际社会与恐怖主义、中东地区同发达国家的问题。最近欧洲的恐怖袭击也没有脱离“伊斯兰国”的影子，袭击者也是从相关地区回到欧洲的。“伊斯兰国”的问题以单个国家应对的思维去考虑，本身就是有失偏颇的。因而，与中东有着密切联系的日本（8成石油进口来自中东），与美欧有着密切联系的日本也很难脱离于“伊斯兰国”问题的漩涡。把责任推给日本政府，可谓是再幼稚不过的想法了。

恐怖袭击与日本的中东政策

不过，这次恐怖事件倒是日本近几年来中东政策的一个反映。我个人认为自民党政权的对中东政策是有巨大问题的——这也正是祸根之一。从80年代以来，日本的中东政策便附属于美国的中东政策之下。日本又没有能力真正参与到中东事务、尤其是关乎国际局势的中东安全事务当中，这种自我让渡的行为实在是难以称为聪明。

日本在中东的存在完全是一个“中立的援助工程建设商”，虽然不能说是人畜无害，至少也是有贼心没贼胆。可是对于极端恐怖组织，这种“中立”的商人不过是一块鲜美的肥肉罢了。而恐怖分子对于“援建”者们的袭击，不仅仅是在叙利亚，在整个中东都呈上升趋势。除去日本，亚洲国家诸如中国、印度、韩国都发生过人质被极端组织绑架甚至撕票的悲惨事件。

在中东这种“火药桶”地区开展外交活动是需要极其小心的，可这几年来安倍政权甩开膀子往上冲，送钱送技术，想让日本在中东迅速地拉到一堆“盟友”，树立日本的国际影响力，颇有“打肿脸充胖子”的意味。而这次事件中日本政府难以施展的境遇，也是对安倍的中东政策一份正常不过的“答卷”。

说白了，日本人自己常年自称为美国“最重要的盟友”，日本的外交尤其是中东政策又在这几被美国牵着鼻子走。树大招风，日本人今天遇到的外交问题，大多数也正是跟着美国人太认真而忘记自己本身利益的缘故。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甚至出动军队参与伊拉克的军事行动，这一行为的背后有多少的现实利益做支撑呢？可毫无疑问的是，这一次出兵，直接导致中东地区对日本的态度大变，随即而来的便是多起极端组织针对日本人的恐怖袭击事件。因而“首相责任论”中有些观点我觉得也的确具有参考性——安倍访问埃及时候的强硬态度，是很有可能引起ISIS的强势反弹。而且多次日本人质在中东被绑后营救失败的案例，也的确能够助长极端分子的气焰。

日本危机管理的大课题

毫无疑问，这次恐怖事件是对日本国家安全的一次巨大考验。

我还记得直到1月22日，日本国家安全机构依然没有同意向两名人质的家属提供相关出入境信息的请求。同日，曾经在“伊斯兰国”控制地区生活、工作的记者常冈浩介希望帮助日本政府、安全部门解决人质事件、提供相关信息的请求也被日本国家安全部门拒绝。为什么会拒绝向受害者家属透露信息，拒绝重要关联人士的协助请求，恐怕依然是日本安全政策中固有的老问题——日本式的“面子”保全。

与很多国家面对这类事件与受害者、关连人士保持密切联络并且听取有效建议的方式不同，日本政府出于日本社会传统的“面子”问题，为了保证国家安全机关的“绝对威严性”，对于民间的协助和合理要求向来是爱答不理甚至刻意无视。在类似事件处理中，也一直由警方绝对权威地推行强硬的措施。2004年，日本人质在伊拉克惨遭杀害，忽视民间人士的危险警告和信息提供也是酿成惨祸的原因之一。不幸的是，我们今天又在这一次的事件里看到了这个影子。安倍政权从2012年确立一开始就强调“官民连携”，但是这次事件依然暴露了这个老问题。

怎样确保国民的安全又不致人反感，怎么样处理国家安全事务中“官”与“民”的关系，怎么样留住日本政府的“面子”又有效地提高反恐工作效率，是越过这次事件表象和纷扰的论战之后，日本政府和社会应该去考虑的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日本传统的国家安全政策在当前形势下的调整，必然会引发一些震动。

不过，当下极端组织、恐怖事件的应对已不是单个国家单打独斗就能解决得了的。我也不是国际问题砖家，亦不是反恐砖家。我觉得我能够呼吁的，也仅仅是各国加强合作，共同应对人类社会的安全威胁了。

最后，祈求余下的那位人质能够脱离于极端组织的虎口，恐怖袭击不分国籍，受害者永远是无辜的受害者。我也希望日本社会能够从无聊的争论中走出来，切实地为中东、国际事务做出一些实质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