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柱：

2月27日晚间消息，马云在其来往扎堆（阿里推出的移动社交软件——观察者网注）中提到打车软件之争时称，市场竞争的原则是要让市场受惠、让用户受益。不怕烧钱，更不怕竞争，但最怕伤害用户的利益，特别是老人孩子的利益。2月17号，嘀嘀打车在短暂降低补贴后又重回10元。当天下午，快的随之跟进将补贴提高到11元，并宣布永远比同行多一块钱。第二天，嘀嘀打车调整补贴价格，升至12元至20元不等。据统计，双方宣称的投入补贴已经达19亿元。

尽管部分消费者和司机因此获益，但老人和孩子等不会使用打车软件的人，却在这场市场大战中成为受害者。据媒体报道，部分出租车司机开始出现挑客现象，明明是空车，却不接受路边扬招的客人。与此同时，打车软件引发投诉攀升，问题主要集中在老人无法打车，空车拒载等问题。在此前，杭州市运管局出租车处要求，如果已经接受了预约，那么就应该打出“暂停”的服务标志，不能再使用“空车”标志。广东省交通厅副厅长陈晓华曾回应，对于打车软件这一新兴事物目前还在“观察”当中。“如果有明显的社会反应，政府有义务出面来研究解决这个问题。”

马云一直致力于“颠覆银行垄断的中国金融业”，快的打车也成了他的突破口

马云调侃快的和嘀嘀说，“两个蛮汉打架，街上看热闹的人多，绝对不要认为别人在看比赛，别人是在看笑话。”马云扎堆下大量用户评论称，马云此番话语显示，激烈的市场竞争可能将回归理性，马云在文中称建议双方坐下来喝杯茶，商量一下，下一步如何干的更智慧点，竞争千万不能伤及别人。

2月26日，上海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做出规定，自3月1日起，早晚高峰时段（即每日7:30-9:30、16:30-18:30）出租汽车严禁使用“打车软件”提供约车服务。在禁止使用期间，除公安交警管理规定禁止停车的区域以外，乘客扬招“待运”车辆不停的，即视为“拒载”，乘客可向12319城建热线和出租车所属企业服务监督电话投诉。

然而就在3月3日下午，快的打车联合支付宝钱包发出“致用户的一封信”，在信中，快的打车放低姿态，相应降低了补贴标准，并宣布从3月5日起在北京试点老年人免费打车的公益活动。

点评：

涉及到“对互联网创新进行管制”，例如杭州、上海等地交通管理部门的针对打车软件补贴的行为规范，互联网上照惯例是骂声四起的。然而这次却明显是个例外，笔者翻了几个主要新闻网站的评论页，喊“早就该管管”的比例远远高于反向的呼声，对此提出诟病的更多集中在“份子钱、不能一刀切”等无建设性的同意反复上。用我喜欢的ERIC老湿在一篇文章中气势磅礴的话语来形容，就是“民心即大势”。

没错，什么叫“民心”？再拥护所谓互联网改造传统行业的人，也不能不承认，用打车软件加价叫车，本质上和给医生送红包加床位、给老师送红包谋保送、给房地局送红包拿好地块一样，是朵“恶之花”。

多年前，我第一次看张五常老师的专栏，他说到一个道理：“排队原则”。世界上大部分规则实际都是对稀缺资源的获取方式进行排序。比如坐公车，你得先来后到上车，假如说你大喊一声，老子愿意给司机100块钱好先上车，毫无疑问社会要鄙视你；比如高考，你得按照考分高低选取自己心仪的学校和专业，有个人说自己父母双亡从小立志上清华上不了就跳河，对不起，考分不够你就自己打车去河边吧。这条道理演绎出来就是全社会的公序良俗和合理性。

网友们多数喜欢骂房地产开发商，因为开发商的排序模式很难办。早期是土地协议转让制度，也就是说谁搞得定政府就可以拿地，所以用左手也能推理出他们后来的腐败和暴富；后来排序规则改为“拍卖”，实际上这个原则就是打车软件们的规则，于是，没有悬念地，房价和地价比翼齐飞。

事实上，打车软件规则比土地转让规则的不合理性更大。因为地产商一心谋求的只是暴利，所以当他们外部融资成本提高，房产销售回款速度下降后，继续抬高地价的冲动和能力都在不断降低，李嘉诚和潘石屹等最近的言行就是一个综合呈现。但打车软件的逻辑不是，它从2012年诞生到2013年底前，其实竞争不是白热化的，当时更多只是作为一项LBS服务出现，也就是志在帮助空驶的出租车找到就近的用户，商业模式则是希望做成规模后从中收取一些服务费用。

但是马云、马化腾分别强力推进快的打车和嘀嘀打车软件后，规则发生了巨变。打车软件的市场目标再也不是帮助多少车和人降低交易成本（这本来是互联网最大的功能），而是帮助支付宝手机客户端和微信支付增加多少新用户。要知道，淘宝“双十一”期间，支付宝移动端在做出种种优惠的前提下，实现支付1200万笔，而快的打车贡献的最高日支付笔数已经超过30万笔，嘀嘀打车对腾讯微信支付的贡献也达到7天100万笔。对志在“余额宝”和“理财通”，志在“颠覆银行垄断的中国金融业”的这两家巨头来说，这是微不足道的成本，但是对于“出租车规则”来说，这两个庞然大物的加入，瞬间将过去二十多年的公序良俗摧垮。

说到过去二十年出租车行业的规则创造，我要翻翻老黄历，讲讲老上海的故事。1988年，朱镕基与港商晤谈时，港商抱怨道：“上海叫出租车难，乱收费，态度恶劣，好像顾客是难民。有时要办些急事，叫车叫不到，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上海的投资环境太差了!”朱镕基为此召开了多次市长办公会议，以整顿出租汽车、改善上海的投资环境为题展开全面讨论，寻找对策。与此同时，上海市组建了整顿出租汽车行业领导小组，拟定了综合治理方案。该方案共分二个层次：一是制定了整顿出租汽车的管理条例，二是配套措施相继出台。从当年9月份开始，公交管理部门又推出调整运价，减轻税收，设立购车基金，减少出租牌照使用税等若干措施，减轻了出租汽车司机的负担，增强了该行业的发展潜能。

针对市民投诉信，朱镕基从举报中查实四名出租汽车司机乱收费且屡教不改，亲自下令按章吊销四人牌照。到1988年底，全市共吊销14辆违纪个体出租车的营运执照，40多位国营、集体单位出租车驾驶员被除名。此外，朱镕基又积极支持组建“大众”的出租车公司，为该公司题写“严格管理，风正务实”的八字方针，期望以此开创出租车行业崭新的风气。大众当时的服务标准就是“扬手即停，上车问路”，哪个司机敢跟客人说“不去”两字？司机只要有严重违纪行为（如不开发票，不开计价器），立即开除，乘客投诉多收费，一经核实，退一奖十。很快这种营运标准为同行业所接受，朱镕基用两年的时间，使上海的出租车业风气大变，成为全国出租车经营管理最好的城市。

看看上海再看看某些人口更多、政治地位更高的大城市的出租车环境，至今还停留在上海90年代以前的标准，读者就会明白，“民生”二字不是喊喊国退民进降低份子钱就能获得的。今天，大家讲“市场原则主导社会经济发展”，这完全正确，笔者从80年代开始就是“吴市场”的粉丝。但大家必须明白两点：

第一，市场原则不等同于“资本通吃”原则，大市场实际是由无数个小市场组成的，每个区域、行业都有自身的特性和历史，而资本是跨国界跨越一切行业逐利的，正所谓是“门口的野蛮人”，“吴市场”后期的学说其实就是泛泛地把金融寡头游戏规则等同于普适的市场规则。马云把互联网的规则（实际上还是资本规则）带到出租车行业，对他来说无可厚非，但是对身处其间的普通市民来说，相当于一部分人可以优先插队的规则，对民生、城市形象和出租车行业长远发展未必是好事。

第二，市场原则主导不等同于“政府规则”退出，不代表政府都回到不作为干瞪眼让大家自己乱搞的年代。以打车软件为例，本来是件好事，利用移动互联网降低空载，提高打车者便利，可以做到双赢，但如果放任资本规则冲击，则变成竭泽而渔之举，因为金融资本并不在乎出租车行业早已形成的“价格透明，先来先走”的原则，也不在乎司机眼看四屏事故频发的问题。在这个时候，你可以YY下，假如“朱镕基”来面对这个问题他会怎样？

马云自己调侃说，打车软件补贴之争类似于“两个莽汉打架，旁边都是看热闹的”，看来他也知道“拉架的缺位”。道理无他，今天，要做一个出面给资本拉架的政府官员，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随时可能被套上“干预市场经济”的帽子，得罪两马背后的资本和人物，他（她）图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