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约翰·皮尔格，翻译/ 余烈】

1935年，美国作家大会（the Congress of American Writers）在纽约举行，两年后又举办了第二场。他们召集“数百名诗人、小说家、戏剧家、评论家、短篇小说家和记者”，一起讨论“资本主义的迅速崩溃”和又一场战争的迫近。

这是令人激动的大场面。这个时代最负盛名的作家们——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丽莲·海尔曼（Lillian Hellman）、达希尔·哈米特（Dashiell Hammett）和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警告人们法西斯主义正在崛起，而它往往会伪装起来，作家和记者有责任为此大声疾呼。

记者、小说家玛莎·盖尔霍恩（Martha Gellhorn）以“人类的同志情谊如今存于何处？”为题进行了发言。

后来我和玛莎成为了亲密的朋友。在喝完一杯她惯爱的威雀（Famous Grouse）威士忌和苏打水后，她告诉我：“作为一名记者，我感到自己责任重大。我亲眼目睹了大萧条带来的不公和痛苦，而且我知道，我们都知道，如果不打破这种缄默，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她的这些话，依旧在今天西方世界的沉默中回响：在这缄默里，人们都心知肚明——政治煽动几乎污染了我们所读、所看、所听的一切。

5月3日，在乌克兰顿涅茨克地区前线，乌克兰军队向俄罗斯阵地发射火箭。图片来源：美联社

举个例子。3月7日，澳大利亚两家最古老的报纸《悉尼先驱晨报》（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和《时代报》（The Age）刊登了数页文章，大谈中国导致的“迫在眉睫的威胁”：中国人把太平洋染成了红色；中国人的眼睛是好斗的、不怀好意的；“黄祸”（the Yellow Peril）即将砸到我们头上，仿佛随重力而来。

对于中国的“攻击”，没有人能给出合理的理由。一个“专家小组”看起来毫无可信度：其中一位是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前所长（the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该研究所是堪培拉国防部、华盛顿五角大楼、英国、日本和台湾地区政府以及西方战争工业的幌子。

“北京可能在三年内发动袭击”，他们警告说，“但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数十亿美元即将用于购买美国的核潜艇，但这似乎还不够。“澳大利亚脱离历史的假期已经结束”——不管这会意味着什么。

但澳大利亚没有受到任何威胁，一丁点儿都没有。这个遥远的“幸运”国家没有敌人，尤其是中国——它最大的贸易伙伴。然而，利用澳大利亚长期以来对亚洲的种族主义历史来抨击中国，已经成为那些自称为“专家”的人们的一项日常运动。许多人感到困惑和恐惧，街上出现了一些针对华裔的攻击事件。

这篇荒诞的、狗哨政治的、向美国强权卑躬屈膝的文章，作者是彼得·哈契（Peter Hartcher）和马修·科诺特（Matthew Knott），我想他们应该被称为“国家安全记者”。这两人都是堪培拉一个怪异的、受骗的、过时的、痴迷于帝国的机构的传声筒。

“怎么会变成这样？”玛莎·盖尔霍恩可能会这样说。“世界上说不的声音到底在哪里？”澳大利亚曾经是一个慵懒的社会民主国家，现在已经颁布了一系列新的法律，保护秘密的专制权力并阻止知情权。揭露这一点的人会成为不法分子，将会被秘密审判。一项尤为用心险恶的法律禁止在外国公司工作的人实行“外国干预”。

在今天所有的西方国家中，民主都仅存于人们的想象之中；全能的公司精英与国家合谋进行统治，并用对“身份”的要求来掩饰。我们的政治想象力已经被公关用奶嘴安抚，被超低水平的政治家用阴谋干扰。

2023年的作家大会再也不会担心“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和“我们的”领导人的致命挑衅。参会者中最臭名昭著的是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基于纽伦堡标准（Nuremberg Standard），可以初步判定他是一个罪犯，但他实际上自由而富有。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敢于向记者证明读者拥有知情权，却已经在监狱中待了十几年。

2023年2月11日，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的支持者在伦敦举行游行。图片来源：法新社

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崛起是没有争议的。如果你喜欢，你也可以用“新纳粹主义”（neo-Nazism）或“极端民族主义”（extreme nationalism）指代它。在现代欧洲的法西斯蜂巢——乌克兰，对斯捷潘·班德拉（Stepan Bandera）的崇拜再次出现。斯捷潘·班德拉是一位狂热的反犹主义者和杀人犯，对希特勒屠杀了150万乌克兰犹太人的“犹太政策”称赞有加。一本班德拉主义者的小册子向乌克兰犹太人宣称：“我们将把你们的头颅堆在希特勒脚下。”

今天，班德拉在乌克兰西部被当作英雄，欧盟和美国出钱为他和他的法西斯同伙建造了几十座雕像，取代了俄罗斯文化中的伟人，以及那些最初从纳粹手中解放乌克兰的人的雕像。

2014年美国赞助的基辅政变之后，在亚速营（Azov regiment）——其徽章“狼之钩”（Wolfsangel）被德国党卫队（German SS）弄得臭名昭著——的带领下，乌克兰军队入侵了乌克兰东部讲俄语的顿巴斯地区。根据联合国的统计，东部地区有14000人惨遭杀害。七年后，随着明斯克和平会议被西方破坏，正如默克尔愤世嫉俗承认的那样，“红军入侵了”。

但西方没有人按照这个版本报道此次事件。由北约武装的边境地区，即乌克兰，也正是希特勒在1941年所入侵的区域。莫斯科知道这是对他们的极端挑衅，并感到非常愤恨。

在英国，反对的声音在哪里？几年前，时任曼彻斯特大学英国文学教授的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认为：“两个世纪以来，第一次没有杰出的英国诗人、剧作家或小说家去质疑西方生活方式的基础。”

不再有雪莱维护穷人，不再有布莱克宣扬乌托邦梦想，不再有拜伦诅咒统治阶级的腐败，不再有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和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揭示资本主义的道德灾难。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威尔斯（HG Wells）、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在今天都没有相应的作品。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当时还活着，他是“最后一个发出声音的人”，伊格尔顿如此写道。

后现代主义为何拒绝现实政治和真实的异议？1970年查尔斯·赖希（Charles Reich）出版了畅销书《绿化美国》（The Greening of America），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线索。当时的美国正处于动荡之中：理查德·尼克松入主白宫；在一场席卷所有人的战争期间，以“运动”（the movement）为名的公民抵抗运动从社会边缘迸发出来。与此同时，美国黑人要求获得他们的“公民权利”。

赖希这本书的封面上写着这样的句子：“有一场革命即将来临。它将与过去的革命截然不同。它将起源于个人。”

当时我是驻美国的记者，我记得年轻的耶鲁大学学者赖希一夜之间升到了大师的地位，《纽约客》（The New Yorker）杂志轰轰烈烈地连载了他的书，描写的是60年代的“政治行动和讲真话”已经失败，只有“文化和内省”才能改变世界。感觉就像嬉皮士正在占领消费阶层，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如此。

在几年内，对“唯我主义”（me-ism）的崇拜几乎压倒了许多人对共同行动、社会正义和国际主义的认识。阶级、性别和种族被割裂开，个人就是政治，媒体就是信息。一个声音在高喊着：去赚钱！

2011年5月1日，利比亚黎波里，在卡扎菲遭到空袭一天后，记者走进受损房屋的废墟中。图片来源：EPA/STR

在此后的几年里，美国与世界开战了。一份由社会责任医生组织（Physician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全球生存医生组织（Physicians for Global Survival）和获得诺贝尔奖的国际防止核战争医生组织（International Physicians for the Prevention of Nuclear War）做出的报告表明，在美国的“反恐战争”中，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巴基斯坦被杀的人数“至少”是130万。但这份报告被普遍忽视。

这个数字不包括死亡的美国士兵，及由美国煽动的也门、利比亚、叙利亚、索马里和其他国家战争中的死者。报告说，真实的数字“很可能超过200万，（或）比公众、专家和决策者所了解的、被媒体和主要非政府组织所宣传的数字多了十倍”。

医生们说，“至少”有100万人在伊拉克被杀害，占其总人口的5%。

西方人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暴力和苦难的严重性。今天，媒体战争是所谓主流新闻的一项重要任务，让人想起1945年纽伦堡一位检察官所描述的情况：“在每次重大侵略之前，除了一些基于权宜之计的少数例外，他们都会发起一场新闻宣传运动，目的是丑化受害者，让德国人民做好心理准备……在宣传系统中……日报和广播才是最重要的武器。”

2011年，就在北约以人们熟悉的谎言为借口入侵并毁坏利比亚的那一年，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宣布了后来被称为“亚洲支点”（pivot to Asia）的计划。三分之二的美国海军部队将被转移到亚太地区，用他们国防部长的话说，这是为了“对抗来自中国的威胁”。

2011年10月，北约空袭利比亚黎波里后，天空升起浓烟。资料图：EPA/STR

没有来自中国的威胁，有的是美国对中国的威胁。大约400个美国军事基地沿着中国工业中心区的边缘形成一个弧形，一位五角大楼官员对我说这是一个“绞索”。在冲绳，我听说1962年美国的一枚核导弹几乎发射到了中国和朝鲜。有人板着脸向我保证，是“误射者”精神错乱，而不是系统问题。

我写下这篇文章的那天，是结束越南战争的周年纪念日，这是20世纪最长的一场战争。我报道了这场战争，并得到了深刻的教训。在那场战争中，全程都在宣传越南的胜利将使其北部的“大黄祸（the Great Yellow Peril）”席卷而来，整个国家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

越南最终取得了胜利，而那些宣传的事件都没有发生。相反，越南文明出乎意料地繁荣，尽管他们付出了代价：据统计有300万人死亡。

如果当前的宣传者——称他们为挑衅者——与中国开战，这个数字将只是越南的一个零头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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