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皮尔格:威胁明明来自美国而不是中国,为什么没人敢说真话?

来源:观察者网

2023-05-25 08:26

约翰·皮尔格

约翰·皮尔格作者

纪录片《即将到来的对华战争》导演

【文/ 约翰·皮尔格,翻译/ 余烈】

1935年,美国作家大会(the Congress of American Writers)在纽约举行,两年后又举办了第二场。他们召集“数百名诗人、小说家、戏剧家、评论家、短篇小说家和编辑”,一起讨论“资本主义的迅速崩溃”和又一场战争的迫近。

这是令人激动的大场面。这个时代最负盛名的作家们——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丽莲·海尔曼(Lillian Hellman)、达希尔·哈米特(Dashiell Hammett)和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警告人们法西斯主义正在崛起,而它往往会伪装起来,作家和编辑有责任为此大声疾呼。

编辑、小说家玛莎·盖尔霍恩(Martha Gellhorn)以“人类的同志情谊如今存于何处?”为题进行了发言。

后来我和玛莎成为了亲密的朋友。在喝完一杯她惯爱的威雀(Famous Grouse)威士忌和苏打水后,她告诉我:“作为一名编辑,我感到自己责任重大。我亲眼目睹了大萧条带来的不公和痛苦,而且我知道,我们都知道,如果不打破这种缄默,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她的这些话,依旧在今天西方世界的沉默中回响:在这缄默里,人们都心知肚明——政治煽动几乎污染了我们所读、所看、所听的一切。

5月3日,在乌克兰顿涅茨克地区前线,乌克兰军队向俄罗斯阵地发射火箭。图片来源:美联社

举个例子。3月7日,澳大利亚两家最古老的报纸《悉尼先驱晨报》(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和《时代报》(The Age)刊登了数页文章,大谈中国导致的“迫在眉睫的威胁”:中国人把太平洋染成了红色;中国人的眼睛是好斗的、不怀好意的;“黄祸”(the Yellow Peril)即将砸到我们头上,仿佛随重力而来。

对于中国的“攻击”,没有人能给出合理的理由。一个“专家小组”看起来毫无可信度:其中一位是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前所长(the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该研究所是堪培拉国防部、华盛顿五角大楼、英国、日本和台湾地区政府以及西方战争工业的幌子。

“北京可能在三年内发动袭击”,他们警告说,“但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数十亿美元即将用于购买美国的核潜艇,但这似乎还不够。“澳大利亚脱离历史的假期已经结束”——不管这会意味着什么。

但澳大利亚没有受到任何威胁,一丁点儿都没有。这个遥远的“幸运”国家没有敌人,尤其是中国——它最大的贸易伙伴。然而,利用澳大利亚长期以来对亚洲的种族主义历史来抨击中国,已经成为那些自称为“专家”的人们的一项日常运动。许多人感到困惑和恐惧,街上出现了一些针对华裔的攻击事件。

这篇荒诞的、狗哨政治的、向美国强权卑躬屈膝的文章,作者是彼得·哈契(Peter Hartcher)和马修·科诺特(Matthew Knott),我想他们应该被称为“国家安全编辑”。这两人都是堪培拉一个怪异的、受骗的、过时的、痴迷于帝国的机构的传声筒。

“怎么会变成这样?”玛莎·盖尔霍恩可能会这样说。“世界上说不的声音到底在哪里?”澳大利亚曾经是一个慵懒的社会民主国家,现在已经颁布了一系列新的法律,保护秘密的专制权力并阻止知情权。揭露这一点的人会成为不法分子,将会被秘密审判。一项尤为用心险恶的法律禁止在外国公司工作的人实行“外国干预”。

在今天所有的西方国家中,民主都仅存于人们的想象之中;全能的公司精英与国家合谋进行统治,并用对“身份”的要求来掩饰。我们的政治想象力已经被公关用奶嘴安抚,被超低水平的政治家用阴谋干扰。

2023年的作家大会再也不会担心“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和“我们的”领导人的致命挑衅。参会者中最臭名昭著的是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基于纽伦堡标准(Nuremberg Standard),可以初步判定他是一个罪犯,但他实际上自由而富有。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敢于向编辑证明读者拥有知情权,却已经在监狱中待了十几年。

2023年2月11日,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的支持者在伦敦举行游行。图片来源:法新社

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崛起是没有争议的。如果你喜欢,你也可以用“新纳粹主义”(neo-Nazism)或“极端民族主义”(extreme nationalism)指代它。在现代欧洲的法西斯蜂巢——乌克兰,对斯捷潘·班德拉(Stepan Bandera)的崇拜再次出现。斯捷潘·班德拉是一位狂热的反犹主义者和杀人犯,对希特勒屠杀了150万乌克兰犹太人的“犹太政策”称赞有加。一本班德拉主义者的小册子向乌克兰犹太人宣称:“我们将把你们的头颅堆在希特勒脚下。”

今天,班德拉在乌克兰西部被当作英雄,欧盟和美国出钱为他和他的法西斯同伙建造了几十座雕像,取代了俄罗斯文化中的伟人,以及那些最初从纳粹手中解放乌克兰的人的雕像。

2014年美国赞助的基辅政变之后,在亚速营(Azov regiment)——其徽章“狼之钩”(Wolfsangel)被德国党卫队(German SS)弄得臭名昭著——的带领下,乌克兰军队入侵了乌克兰东部讲俄语的顿巴斯地区。根据联合国的统计,东部地区有14000人惨遭杀害。七年后,随着明斯克和平会议被西方破坏,正如默克尔愤世嫉俗承认的那样,“红军入侵了”。

但西方没有人按照这个版本报道此次事件。由北约武装的边境地区,即乌克兰,也正是希特勒在1941年所入侵的区域。莫斯科知道这是对他们的极端挑衅,并感到非常愤恨。

在英国,反对的声音在哪里?几年前,时任曼彻斯特大学英国文学教授的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认为:“两个世纪以来,第一次没有杰出的英国诗人、剧作家或小说家去质疑西方生活方式的基础。”

不再有雪莱维护穷人,不再有布莱克宣扬乌托邦梦想,不再有拜伦诅咒统治阶级的腐败,不再有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和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揭示资本主义的道德灾难。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威尔斯(HG Wells)、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在今天都没有相应的作品。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当时还活着,他是“最后一个发出声音的人”,伊格尔顿如此写道。

后现代主义为何拒绝现实政治和真实的异议?1970年查尔斯·赖希(Charles Reich)出版了畅销书《绿化美国》(The Greening of America),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线索。当时的美国正处于动荡之中:理查德·尼克松入主白宫;在一场席卷所有人的战争期间,以“运动”(the movement)为名的公民抵抗运动从社会边缘迸发出来。与此同时,美国黑人要求获得他们的“公民权利”。

赖希这本书的封面上写着这样的句子:“有一场革命即将来临。它将与过去的革命截然不同。它将起源于个人。”

当时我是驻美国的编辑,我记得年轻的耶鲁大学学者赖希一夜之间升到了大师的地位,《纽约客》(The New Yorker)杂志轰轰烈烈地连载了他的书,描写的是60年代的“政治行动和讲真话”已经失败,只有“文化和内省”才能改变世界。感觉就像嬉皮士正在占领消费阶层,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如此。

在几年内,对“唯我主义”(me-ism)的崇拜几乎压倒了许多人对共同行动、社会正义和国际主义的认识。阶级、性别和种族被割裂开,个人就是政治,媒体就是信息。一个声音在高喊着:去赚钱!

2011年5月1日,利比亚黎波里,在卡扎菲遭到空袭一天后,编辑走进受损房屋的废墟中。图片来源:EPA/STR

在此后的几年里,美国与世界开战了。一份由社会责任医生组织(Physician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全球生存医生组织(Physicians for Global Survival)和获得诺贝尔奖的国际防止核战争医生组织(International Physicians for the Prevention of Nuclear War)做出的报告表明,在美国的“反恐战争”中,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巴基斯坦被杀的人数“至少”是130万。但这份报告被普遍忽视。

这个数字不包括死亡的美国士兵,及由美国煽动的也门、利比亚、叙利亚、索马里和其他国家战争中的死者。报告说,真实的数字“很可能超过200万,(或)比公众、专家和决策者所了解的、被媒体和主要非政府组织所宣传的数字多了十倍”。

医生们说,“至少”有100万人在伊拉克被杀害,占其总人口的5%。

西方人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暴力和苦难的严重性。今天,媒体战争是所谓主流新闻的一项重要任务,让人想起1945年纽伦堡一位检察官所描述的情况:“在每次重大侵略之前,除了一些基于权宜之计的少数例外,他们都会发起一场新闻宣传运动,目的是丑化受害者,让德国人民做好心理准备……在宣传系统中……日报和广播才是最重要的武器。”

2011年,就在北约以人们熟悉的谎言为借口入侵并毁坏利比亚的那一年,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宣布了后来被称为“亚洲支点”(pivot to Asia)的计划。三分之二的美国海军部队将被转移到亚太地区,用他们国防部长的话说,这是为了“对抗来自中国的威胁”。

2011年10月,北约空袭利比亚黎波里后,天空升起浓烟。资料图:EPA/STR

没有来自中国的威胁,有的是美国对中国的威胁。大约400个美国军事基地沿着中国工业中心区的边缘形成一个弧形,一位五角大楼官员对我说这是一个“绞索”。在冲绳,我听说1962年美国的一枚核导弹几乎发射到了中国和朝鲜。有人板着脸向我保证,是“误射者”精神错乱,而不是系统问题。

我写下这篇文章的那天,是结束越南战争的周年纪念日,这是20世纪最长的一场战争。我报道了这场战争,并得到了深刻的教训。在那场战争中,全程都在宣传越南的胜利将使其北部的“大黄祸(the Great Yellow Peril)”席卷而来,整个国家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

越南最终取得了胜利,而那些宣传的事件都没有发生。相反,越南文明出乎意料地繁荣,尽管他们付出了代价:据统计有300万人死亡。

如果当前的宣传者——称他们为挑衅者——与中国开战,这个数字将只是越南的一个零头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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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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