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香港以后我很少看电视，一次偶尔的机会，碰巧看见了某位“学民思潮”（香港学生组织，曾大力反对香港德育及国民教育）的骨干女成员接受电视采访。

我并没看到完整的访谈内容，主持人大概提了这么几个问题：你参加民运活动影响成绩吗？考不上大学怎么办？你热衷于此，你父母知道吗？梁振英约见你，为何拒绝对话？你还看好香港的明天吗？

如果概括一下小女孩用并不流利的英语所作的回答，一个词就够了：democracy！

你没有看错，当时我也震惊了，她就是这样“一句顶一万句”回答的。影响成绩吗？也许吧，这是为了“民主”；考不上大学？但这是为了“民主”啊；父母一开始反对，后来因为是“民主”，也就理解了；拒绝见梁振英，是因为他是官方，不“民主”；看好香港的明天吗？只要“民主”了，香港一定好。

“民主”是香港社会的万能药，从跌打损伤到滋阴壮阳，无所不能。作为一个大陆仔，你很难不去想，“民主”在香港变得好奇怪，它和理性、思考、启蒙的关系越来越远，反而和“重复”、灌输、洗脑的关系越来越近。这么一个小女孩，在她哪怕有能力认真思考一下“民主”之前，就已经满口“民主”。这种“重复”常常让我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想起政治狂热的年代里，铺天盖地的口号和标语。当年喊得震天动地的人们，又有多少了解他们“重复”的口号呢？

然而要是在香港呆上一段时间，接触了香港的电视、报纸、网络、书籍的布道，你就不会那么奇怪了。毋宁说，在这种媒体状况下，倘若有人还敢秉持一种怀疑主义精神，简直大逆不道了。因为政治，连同社会上其它复杂的事务一样，早在媒体中被粗暴地大幅简单化了。以至于我们不得不追问，比如这个小女孩，在她开始学习探索人间事务之前，就以为真理在握，天真地封闭了自己的心灵，谁应当为这种盲信负责呢？

如今的香港正变得与这位小女孩一样，完全忘记了处理复杂的事务需要相应的高超技艺，以及持久的耐性与审慎。1月20日，《明报》四开“天窗”（版面抽空留白），过百名《明报》员工暂离岗位在报社楼下默立5分半钟抗议。据说，这是因抗议港人主编刘进图被撤，集团从马来西亚空降钟天祥任主编而起。更重要的原因是，港人普遍相信这背后存在着政治阴谋，刘进图在去年香港电视发牌问题上过于积极，所以这反应了整个社会言论自由的冷暖变化，必须采取应有的行动，来捍卫新闻独立、言论自由。

20号，《明报》四篇专栏开天窗

事情的真相我不得而知，不敢妄言，但讽刺的是，我发现已经闹翻了天的诸多香港媒体，居然主要也是靠猜的，不知道他们铺天盖地捍卫的是哪门子新闻精神。当然，与满大街的“高层动态”和“中共秘闻”一样，各路消息传得有鼻子有眼，但归纳到最后必然是，我们一定要顶住中央政府压力，捍卫言论自由。

其实，就我个人而言，我挺愿意相信撤换主编这个事件是有复杂性的。比如，这与《明报》失掉公信第一有没关系？这与《明报》市场运营得失有没有关系？这与《明报》高层历来的理念有无关系（毕竟连金庸都说，报纸是老板的私器）？这与《明报》管理层与编采员工的内部矛盾有无关系？基层员工的行动与他们长期的较低收入有无关系？就算能联想到电视发牌问题，那无线电视和亚洲电视可是强烈反对政府增发免费电视牌照的，为了维护自己利益，行动积极性比政府可高多了，岂可简单等同于管控言论自由问题？香港适合有多少个电视牌照？牌照发给谁？何时发出？会不会导致恶性竞争？以上所有这些，哪个不是现实的复杂问题，难道统一打包处理成专制vs民主、政府vs言论自由，就都能顺利解决了？

用政治喧嚣掩盖现实问题，用行为艺术表达政治喧嚣，用流言蜚语壮胆行为艺术。

就是在这种舆论环境下，香港的政治社会愈发显露出一种急躁情绪和思想惰性，并急不可耐地把一切复杂难解的问题捆绑到反对中共的政治议程中去。经济萧条不景气？怪政府；买不起房子？怪政府；同性恋得不到尊重？怪政府；失恋了？怪政府；上公共厕所要排队？怪政府。藏在这种心态背后的，是应对现实的能力和勇气的丧失。直至最后，像本文开头说的小女孩一样：世上无难题，只要勤上街。今天开个天窗，明天占领中环，后天……后天你们占领兰桂坊吧，我大概也不会有机会在那里跨年了，据说连个站脚的空地都没有。

去年10月，意图占领中环的反对派向台独势力求教经验，依我看，你们真是太谦虚了，其中奥秘不是早都掌握了嘛，一切都是浮云，只要扯开了嗓子喊：“一切都是阿共仔的阴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