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林毅夫】

李约瑟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在20世纪初他还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是英国剑桥大学研究生物化学的著名科学家，在生物化学领域做出了很大贡献。李约瑟在剑桥大学做研究的时候，实验室里当时有三位中国学生，在实验休息的时候李约瑟经常与他们一起聊天，聊的话题主要是科学技术。

在李约瑟看来，当时的英国是全世界最大最强的经济，不仅技术领先，而且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在研究这些技术的时候，李约瑟想当然地认为当时的先进技术应该都是欧洲发明的，并且更有可能是英国发明的。

但是这三位学生当中有一位女生的父亲是北大的科技史教授，家学渊博，所以对科技史非常熟悉。每当谈论一个过去的技术时，李约瑟总是认为这项技术是欧洲发明的，但这位女生都会告诉他，那是中国发明的，而且在哪本书上已经有过记载。

开始李约瑟并不相信，后来他查阅了很多资料，才发现这些技术果然早在中国古代的某本文献里就已经有了记载。因此他感到非常惊讶，惊讶之余便是好奇，而他的兴趣从此就转到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上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在英国驻华领事馆做文化参赞，利用此次机会收集了大量的中国史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他先到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回到英国，在剑桥大学建立了一个李约瑟图书馆（里面收集了大量中国的历史文物资料），随后就开始编辑《中国科学技术史》。

他所编辑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非常详细地记录了每一个科学技术或者机械设备、工具最早在哪一本史书上可以查出其出现的确切年代，还比较了同样的技术在中国与在欧洲出现时间的差异，并由此推测这些技术到底是从中国流向西方还是相反。

根据他的研究，在15、16世纪以前，东西方科学技术的交流是中国的技术传向西方；到了16、17世纪，开始有一些西方的技术传到东方；到了18世纪中叶以后，这种流向逐渐固定下来，基本上都是西方的技术传向东方。

由此，李约瑟提出了一个问题，后被称为“李约瑟之谜”。这个问题包含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为什么在前现代社会中国的科学技术非常发达；第二个方面是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中国又成为技术落后的国家，没有继续维持原来的领先。这是历史上一个很大的转变，当然就会激发很多人去思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对于中国人来说意义尤为重大，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以振兴国家为己任，虽然过去的历史已经成为过去，但这段历史背后的因由对于预测中国在未来的复兴一定有所启示，值得我们去深入探究。

李约瑟 资料图

在人类文明史上有很多文明都曾写下过光辉的一页。像埃及在五千到七千年前是全世界最大最强的经济，后来到三千年前，两河流域文明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文明，之后才有中华文明的辉煌。但是世界上大多数的文明，都是由弱到强，强了以后各领风骚几百年乃至几千年，就会逐渐走向衰落，最终湮没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

对于埃及文明，虽然从地理名词上看，现在的埃及与五千至七千年前法老时代的埃及用的是同一个地名，但就文化角度而言，古代的埃及文明已经消亡。其他文明如两河流域文明同样也是如此。中华文明被认为是唯一延续了几千年并传承不灭的文明，但是中华文明到底会不会像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那样由小而盛、由盛到衰，最后走向消亡呢？

对李约瑟之谜两个问题的回答可能会影响到对这个问题的判断，会让我们明白中国到底有没有再度复兴强大起来的可能。而要回答上述问题，就要弄清中国过去为何繁盛，后来又为何由盛转衰，这是预测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的一个突破口，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未来的发展需要克服哪些不利因素，才能重新恢复中华民族原有的创造力。

这个问题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也有不少各式各样的解释和理论不断被提出，但是目前的理论大多只能解释两个问题中的一个，即要么回答为什么中国在过去繁荣先进，要么回答为什么中国在进入现代社会后变得落后，而不能同时对两个问题都非常适用。一个真正有效的理论，应该同时对两个问题都有很好的解释力，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中国未来如何实现伟大复兴的问题上具有可信的指导意义。

对李约瑟之谜的解释

中国在前现代社会具有优势的原因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由于拥有良好的自然条件，中国耕地的生产力一直高于西方，人的生存成本较低，人口繁衍也比较迅速。相反，欧洲虽然也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但气候条件不适宜高产农作物的生长，土地承载人口的能力比较低，所以在历史上人口一直远少于中国。

在前现代社会，技术创新主要来自工人和农民的经验性尝试错误。在人口较多时，参加劳动的农民和工人的数量也会较多，发明新技术的概率也就相对较大。当时的技术主要来自经验的积累，然后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所以中国有句古话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就是教育年轻人要遵从老一辈的传统做法，否则就会因犯错而受到惩罚。

但是在传统的做法中偶尔也会有创新，就像我们前面讲过的那样，农民一个偶然的“尝试错误”发现了一个可以提高生产力的好方法，之后就推广开来。不管在东方还是西方，在前现代社会都是依靠经验试错的方式来进行技术发明，在这种情况下人多就是一种优势，因为人多时能够进行尝试错误的数量就多，技术发明的概率也就更大。

不仅中国是如此，大多数文明古国，如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等，都是人口稠密并且劳动力数量庞大，这一优势使得这些地区的技术进步有更广阔的基础，从而创造了伟大的文明。

《天工开物） 网络

8-12世纪中国技术创新加速的原因

在8-12世纪，中国技术创新曾一度不断加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导致经济重心南迁，人口大量南移。南方与北方相比，同样有3-11月的雨季与阳光，但是北方比南方降雨少，所以北方的粮食作物以小麦、高粱和谷物为主，南方则是以水稻为主。人口迁移到南方以后，以高产的水稻作为主要的粮食作物，生产力水平得到提高。

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前提是必须有合适的工具，但是北方带来的工具并不适合南方的环境。北方的主要劳动工具是耙子，但耙子不适合在南方水田使用，因此必须把耙子改进为锄头，这一改进本身就是一个技术变迁的过程。

同样，北方的交通工具以马车为主，到了南方则需要以乘船为主，所以与船相关的一系列技术就相继出现。生产力水平较高的地方，给技术变迁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对于给定的技术分布曲线，由于南方的阳光、水、土质等环境条件提供了较高生产力水平的可能性，技术分布曲线右移，所以新技术不断涌现。

在8-12世纪，由于人口自北向南的迁移，南北自然环境的差异使得人口迁移到南方之后技术分布曲线往右移动，但是由人口迁移引起的技术分布曲线移动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因此在出现一段时间的加速期后，技术发明的速度就会不断减缓，出现第二个假说的情况：随着生产力水平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在给定技术分布曲线的情况下，现有技术右侧的面积越来越小，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即使人口和尝试错误的数量还在增加，技术发明的速度也会放慢。当然，如果人口减少，技术发明的速度同样会放慢，因为人口减少意味着发明新技术的尝试错误次数减少。在8—12世纪以后，中国的人口有时增加，有时减少，但是技术变迁的速度再也没有加快过。

中国在现代落后于欧洲的原因

在前现代社会，与中国相比，人口少是欧洲的一个劣势，所以欧洲技术变迁的速度一直慢于中国。中国在技术上领先于西方，新的技术以及产品通过丝绸之路和海洋航线之上的商贸往来不断传往西方，引起了西方人的羡慕。

18世纪以后，欧洲出现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特征包括纺织机、蒸汽机以及钢铁的使用，但最重要的特征是技术变迁的速度加快。技术变迁的速度之所以能不断加快，是因为经验的重要性已为实验所取代。

佛罗伦萨伽利略博物馆里收藏的斜面实验台 网络

在前现代社会，经验主要是生产的副产品，农民通过偶然的试错发明新技术。到了18世纪，试错变为通过主动的实验来进行，一个科学家在实验室里一年所能做的尝试错误数量，可能是几千个工人和农民一辈子尝试错误数量的总和。在这种情况下，人口的数量就变得不再重要。如果有意去支持实验，即使人口很少，也可以通过密集的实验来增加发明技术的可能性。

在工业革命前后，由于经验型的技术发明转变为实验型的技术发明，欧洲尝试错误的数量突然间迅猛增加，技术发明的速度也就随之不断加快，远远超过中国和其他地区。

但是按照上面第二个假设的说法，在技术发明的速度加快到一定程度之后，随着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技术发明的可能空间越来越小，从而出现新技术发明的瓶颈。但是欧洲人在遭遇到发明瓶颈后，能够在基础科学上大力投资，增进了对自然界特性的了解，于是技术分布曲线右移，技术发明的可能空间又再度扩大。如此循环往复，加速的技术发明就得以持续下去。

在18世纪，科学对于技术进步的作用曾引起过科技史上的争论，例如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但瓦特并不是知识分子，而只是在实验室里帮教授做实验的工人。到了19世纪以后，科学对于技术进步的作用才有了定论，几乎所有的新技术发明都要依靠科学知识进步。科学增进了人们对自然界特性的了解，给新技术的发明创造了很大的空间。

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落后于西方，最直接的原因是西方的工业革命，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在18世纪和19世纪以后，每当遇到技术发明瓶颈的时候，都可以通过对基础科学进行投资的方式来克服这种瓶颈，使技术分布曲线不断右移，扩宽了发明可能性曲线下方的空间，提高了技术发明的可能性。

而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前提就是西方在15、16世纪的时候出现了科学革命。因此，要寻找中国没有出现工业革命的原因，关键不在于了解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工业革命这一问题本身，而是要回答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科学革命。

为什么科学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

要弄清楚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科学革命，首先要从原始科学（也称为传统科学）和现代科学之间的区别出发来进行研究。

科学的定义很简单，它是对自然现象的一种系统性的知识，它的发现机制与技术的发明是一样的。科学革命不是内容的革命，因为在科学革命之前就存在原始科学，原始科学与现代科学都是一套对自然界现象的系统解释。例如，亚里士多德除了是哲学家，还是一个科学家，他对自然现象提出过系统性的解释，例如“四元素”说就认为任何物质都是由四种元素组成的，中国也存在类似的“五行说”，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组成的。

在古代还有一个关于老鼠来源的解释，认为只要在箱子里装上布，然后放在床铺底下就会生出老鼠来。这是一个假说，虽然现在看来是荒谬的，但当时人们不了解现象背后的原因，只凭借对自然界现象的好奇（老鼠从哪里来的），加上长时期的观察（箱子放在床底下总会有老鼠出现），再通过自行的总结归纳，就得出一个看似正确的结论，提出一套假说。

当然，现代科学与传统科学是有很大差别的，尽管作为一套系统的知识来解释自然界，它们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现代科学使用数学模型来表述关于自然界现象的假说；第二，现代科学使用可控制实验或可复制实验的方式来检验假说的真实性。

与传统科学相比，现代科学最大的进步在于方法论的进步，这种进步主要表现在：第一，使用数学模型来表达对自然界现象的理解，比其他方式更为准确；第二，有利于知识在时间和空间过程中的传播。

牛顿写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 资料图

例如中国的“阴阳五行”理论，因为金、木、水、火、土的具体所指不容易让人理解，所以对于“阴阳五行”会有各种不同的解释，这样就不利于思想和概念的传播。再如，孔子讲“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但是对《易经》内容的解释五花八门。又如《道德经》里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句话，一种解释是“又深邃又幽暗是了解各种道理的最根本的办法”，这样的解释等于没有解释。如果使用数学的方式表述理论和概念，就会简单明了、易于理解，因为数学符号的含义一清二楚，不会发生变化。

另外，在文字的翻译过程中总会产生一些问题，难以做到严复先生所讲的“信”“达”“雅”，即使是最低标准的“信”有时也难以达到，因为译者可能也会有理解的错误。语言的理解需要有文化背景，每个民族的文字都带有本民族文化的烙印，即使在同一语言体系当中，不同时代的词也有不同的含义，所以，使用自然语言不利于知识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之间的传播，使用数学语言则可以克服这些问题，更利于知识的传播。

方法论的革命非常重要，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本身也是一场方法论的革命。科学革命对工业革命有两方面的贡献：一是方法论上的贡献，以可控制实验作为试错的方法和手段;二是推动技术分布曲线右移。

到了15、16世纪以后，以实验来试错的方法逐渐得到普及。更为重要的是，利用可控制实验发明新技术在遭遇到瓶颈时，可以通过基础研究增进人们对自然界的了解，从而使技术分布曲线向右移动，因此在欧洲出现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变迁的速度才能得以不断加快。

科学革命是方法论的革命，方法论本身也是一种技术，想去掌握这种技术的一定是那些对自然界现象感到好奇的人，他们有这种愿望去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来解释自然界现象。在西方，科学革命是数学与可控制实验的结合，最初只是对自然界现象有好奇心的人偶然将它们结合在一起，他们发现，使用数学模型可以把规律更清楚地描述出来，并且使知识变得更易于传播，同时，用可控制实验可以很快地把可以接受的解释和不可接受的解释分开。

有好奇心的人在社会中服从人口的正态分布，也许就是正态分布曲线右侧那很小的百分之一或者千分之一，他们在不同的社会中占一定的比例。中国的人多，有好奇心的人自然也多，中国人并非不会使用数学，也并非天生就不会进行可控制实验，那为什么中国众多有好奇心的天才没有发现数学模型和可控制实验这种可以较好地满足他们的好奇心的新方法呢？

根据李约瑟的解释，中国是官僚体制，欧洲是封建贵族体制。封建贵族体制比较有利于重商主义的价值观的培养，随着封建贵族体制的崩溃，就出现了资本主义与现代科学。李约瑟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经济学家或者历史学家，他只是罗列现象，在解释现象的时候缺乏逻辑性。

李约瑟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不利于重商主义的出现，是因为儒家文化是按照“士、农、工、商”的地位排列，“商”被排在最后。而且从历代官方的文件看，商人不能参加“举孝廉”和科举考试，也就不能做官。

但是实际上，从唐朝开始，商人就可以参加科举，甚至可以买官。中国传统工商业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非常发达，所以才有范蠡的“三聚其财三散之”。即使后来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商人阶级也没有完全被压制下去，至少在明代时工商业资本依然非常发达，而且有很多研究认为，明代时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欧洲封建贵族体制的崩溃是在14、15世纪以后，因此至少在14、15世纪时，中国的“资本主义”不会比西方的“资本主义”差。

另有一些人认为，英国之所以出现工业革命是因为有专利制度、产权保护等。既然科学革命决定工业革命，而科学革命又发生在工业革命之前，那就要从欧洲当时科学革命发生时的状况进行分析，而不能以现在的标准去衡量过去。四百年前中国没有的制度，西方国家也不一定会有。例如，现在经常讲产权很重要，但是15世纪欧洲发生科学革命的时候，西方并没有完善的产权保护，那时的研究完全是出于好奇心而没有商业动机，研究的成果也基本上都是公共知识。所以，商业价值也不能解释科学革命发生的原因。

战争对于数学、工程等学科的驱动是显著的 网络

在国内外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大一统的环境缺少竞争，而西方则分成很多小国，小国多了有利于竞争。竞争会产生压力，压力能够转化为促进技术进步的动力，因此西方的技术进步速度就比较快。现代社会也是如此，在美苏争霸时期，由于两国竞争十分激烈，美国和苏联都在科技上，尤其是航天技术和军事工业技术上进行了大量投资。我们需要对这种观点进行仔细的分析。

第一，中国虽然是大一统国家，但是在思想控制上不一定比欧洲更严格，因为欧洲在宗教上是统一的，对自然界的理解来自宗教。在当时的欧洲，如果有人提出与正统宗教思想相悖的理论，就会被视为宗教异端而被判处死刑，但在中国并没有出现类似的宗教迫害现象。虽然中国历史上也有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但在这以后就没有再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在自然探索方面，政府基本是放任不管的态度，即使有人对自然界的解释与主流学说不同，也没有被烧死的危险。因此，大一统的政治氛围至少在思想方面不会成为人们进行自然探索的阻力。

第二，国家竞争并不一定是促进科学发展的决定因素。即使在现代社会，在技术进步遇到瓶颈时，如果不对基础科学进行研究，也没有办法打破瓶颈。而三百年前，更不会有哪一个国家为了打破技术瓶颈和实现国家强盛，就去投资基础科学研究，因为当时把科学知识转化为技术需要两三百年。当时对科学的投资，并不像现在人们所理解的，是为了国家的强盛。

第三，科学研究需要经费，大国显然可以拿出更多的资金支持科学研究。中国在宋代就曾经由国家出资制造用水力来驱动的时钟。当然，这种由大一统的国家政府出资研究的概率较小，但还有很多富有的家族或者王公贵族也有可能支持科学研究。但是，中国的富有家族并不像有些欧洲贵族那样支持科学研究。

因此，国家竞争理论在现代可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在五百年之前基本行不通。下面我将给出一个新的解释。

既然好奇心是与生俱来的，中国人口多，有好奇心的人就多，在技术创新上取得发现的概率就比较大。但是中国没有出现科学革命,主要的原因是虽然好奇心是与生俱来的，但是使用数学与做可控制实验却需要后天学习。

在前现代的中国，有好奇心的人因为以下所要讨论的科举制度，没有积极性去学习数学与可控制实验，从而导致在数学与可控制实验上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科学革命就无法产生。

相对而言，欧洲有好奇心的人对于数学与可控制实验有比较高的积极性，因为欧洲的政治体制和官僚选拔体系与中国不同。欧洲的封建贵族采用的是继承制，如果父亲是贵族，儿子就是贵族，所以，虽然欧洲有好奇心的人可能比中国少，但是，有好奇心又学习了数学和可控制实验的人反而比中国多得多，从而导致了科学革命在欧洲发生而没有在中国发生。

在秦朝以前，中国和欧洲国家一样是封建社会，但是，从秦朝开始废除封建贵族，设立郡县，地方官员都由中央政府委派，以后的朝代也都是沿用秦朝的制度。隋朝以来，官员通过科举制度进行选拔。宋朝以后，科举考试的教科书指定为“四书五经”。

在古代对于读书的评价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因为当时经由科举考试做官的投资回报率最高，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而且还可以光宗耀祖。在这种状况之下，有聪明才智的人大都会为科举的物质回报所吸引，热衷于参加科举考试。

聪明人不一定有好奇心，但是有好奇心、懂得去观察发现并能总结出科学理论的人却一定是聪明的人。人的行为方式会受到激励机制的高度影响，对于这些有着聪明才智的人来说，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加官晋爵无疑是投资回报率最高的行为，因此当然会为科举考试所吸引。对于科学技术，即使他们有心研究，也不会有多少时间。

后世记载，唐太宗在科举开试时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网络

宋朝以后，四书五经是标准的科举考试教科书，有人做过统计，仅仅是四书五经的字数之和就有四十多万，如果要把这四十多万字倒背如流，假设每天背两百字，而且背完以后不会忘记，也需要六年多的时间。此外，还要读史书，学作诗和作八股文，所有这些至少要花上十年的时间，所以叫“十年寒窗”，比现在读书要辛苦得多。

就算有考生一朝得中，还要一层一层地爬官阶，并且必须按照官僚阶层的考核标准要求自己。考核标准就是四书五经里所灌输的价值标准与理论体系。这可以解释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谜，即在信息与监控手段非常落后的古代，皇帝是如何控制全国的官僚并维持国家的稳定的。

中国的统一与秦朝以后的官僚体系有很大的关系。在秦朝以前，中国的统治者确实与欧洲的国王一样没有控制力，所以才会出现春秋战国时的局面。但自秦朝以后，这样的现象就再也没有发生，因为科举制度为那些既聪明又有野心的人进入官僚体系提供了一个机会。如果可以通过正常的手段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就不用造反。

所以各个朝代都依靠科举制度不断吸收社会上有能力又有抱负的人进入官僚体系，使其不必造反就可以成为统治阶级。既然社会上有能力的人都被吸收进统治阶层，统治阶层当然就会比较稳定。这与欧洲的制度不同，欧洲没有文官体系，贵族都是世袭的。

到了宋朝以后，通过科举考试前四书五经的价值灌输，儒家哲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被内化为个人的价值观体系。如果臣子不忠于皇帝，就会有极大的罪恶感，因为他从小就是在这套价值体系里被教育长大的。同时，整个社会也是以儒家的价值标准作为道德标准。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是了解中国古代社会政治体系的一本好书。书中写到张居正是明神宗时期的内阁首辅，推动变法革新，但是他的母亲去世后，按照中国的儒家传统文化，他必须辞官“丁忧三年”。当时张居正的改革大业正处在关键时期，如果他辞官“丁忧三年”，改革大业可能就会夭折，所以张居正本人不太愿意离开，明神宗也不太愿意让他走，但是当时就有一些言官因此而弹劾他。

皇帝的权位来自官员对儒家伦理价值体系的遵守，如果连内阁首辅都不遵守这个体系，就是鼓励对皇帝的不忠，从而动摇国家的根基。可见，在传统社会中央政府的统治成本特别低，因为整个社会都有一套统一的价值观念。这是中国古代能够长期维持大一统的重要原因。

在科举制度实行初期，考试的科目也曾包括数学。但是皇帝很快发现，考数学对于维持自己的统治没有什么帮助，所以后来就把数学考试取消了。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中国科技史上非常重要的著作。在《天工开物》的序言中，宋应星写道，聪明而又有抱负的人是不应该读这本书的，因为读这本书对于科举没有帮助。每个人的时间有限，在学四书五经的同时难以兼顾数学和可控制实验。

即使有一些聪明的人，可能分心进行科学观察，但是由于缺乏数学工具，也难以产生科学革命。例如，王阳明有一首诗，“山高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道山高月更阔”。这是一种观察，从现代科学来看也是对的，但他不可能发展出一套科学体系，因为他缺乏适当的数学工具。

一个在特定的技术和物质条件下显得优越的制度，在其他条件下可能会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这也就是经济学里所说的制度障碍。当然，在信息手段非常有限、监测成本非常高的年代，科举制度本身是一个非常卓越的制度安排，它让那些有野心有抱负的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官场。科举制度有一个考核的客观标准，因此相对来说是公平的、客观的。它让那些有能力的人不断进入官僚体系，维持官僚体系的活力。如果有能力的人不造反，那么国家就很安定，就能维持大一统。

过去中国的繁荣和中华文明的鼎盛与此有很大的关系。但是，科举制度的优越性只局限在技术创新都是依靠经验来发明的时候。到了需要科学实验发挥作用的时候，科举制度便开始妨碍新发明的产生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明末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网络

还有一个相关的命题，因为是韦伯提出的，所以叫“韦伯疑问”，与前面分析的李约瑟之谜有共通之处。按照韦伯的研究，中国在明朝就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于是他就问：为什么资本主义在中国很早就出现了萌芽，但是中国最终并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其实仔细思考以后就会发现，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没有科学革命，没有科学革命也就不会出现工业革命。

中国在8世纪到12世纪期间，技术变迁速度非常快，但之后技术就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在技术处于停滞状态的状况之下，资本就没有办法深化，当然也就不会出现全面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含义是，资本不断深化，在此基础上资本与劳动的雇佣关系也不断深化。在中国传统的技术之下，资本能够雇用的工人非常少，没有办法进行现代的机械化大生产，也就不会出现与机械化大生产相伴随的资本主义。

回答韦伯疑问，追根溯源还是在于中国没有工业革命。没有工业革命，就没有技术的不断创新和资本的不断深化，所以虽然中国的资本主义形态早已出现，但是只能停留在萌芽的阶段。

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