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所有理论几乎都产生于西方，然而中国的崛起却呼唤中国的学界产生解释中国崛起的“中国理论”。

理论和模式这样的概念是很奇妙的，它决定了人们对本身制度的认同，它决定了模式来源国对该体系之外的人群所具有的向心力，它意味着一个国家在世界上进行经济、商业和贸易沟通时使他国按照己方意志行事、减少交流成本的能力。总之理论模式是增强本国自信心和引导他国民众向本国思维方式转变的重要手段。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西方这么在乎推广其价值观念和思想理论，这么在乎输出西方的模式，这么期待和平演变非西方国家的下一代。1980年代中国就吃过这样的苦头，十年“文革”才结束，我们刚开始全面向西方学习，过去的意识形态和信仰迅速坍塌，这时候携带物质文明优越感而来的西方“精神文明”就进入人们的视野和头脑，人们开始无限敬仰西方、信任西方，甚至随着西方的魔笛而起舞，而不去思考西方背后的意图究竟是什么，西方究竟意图将中国带向何种方向。说实在话，1980年代的中国经历了巨大的险境，一个巨大的陷阱在等着中国，还好，中国绕过去了，不幸的是，苏联和东欧掉进去了。

如今，事易时移，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的发展由物质领域的财富增值开始，从GDP、经济、物质生活、科技等领域逐渐转移到精神领域，中国模式和理论开始成形。倒是一些英美国家的报纸看得很清楚，声称西方要么忽视一种新的模式开始出现，要么佯称中国的发展就是西方的模式，毕竟在商言商是皆大欢喜的；要么西方必须改革资本主义的模式，以新资本主义模式来与中国竞争；要么西方就不得不承认有一种更高级的模式甚至是文明在西方面前，西方面临落伍。

中国从“文革”中走出来的时候，我们感到了自身的空前落后，因此时间不允许我们等待徘徊。在那个时代，邓公提出“摸着石头过河”是很高明的。改革开放初期你不能谈太多理论，因为经过之前“阶级斗争为纲”和“文革”历练的左派人士个个都是理论大师，讲起马列主义来一个比一个厉害，一个比一个极端，靠理论争辩中国是不可能从旧观念中解放出来，要实现改革开放的伟业，就必须先果断结束争论，立即行动起来。因此邓的伟大就在于不争论，要去试，要在空前的落后中杀出一条改革的血路来。

我想邓所提倡的“不争论”、“少谈些理论”主要是针对过去意识形态下左派理论满天飞的情况而言的，并不是真的不需要理论。恰恰在改革的初始阶段，中国需要“试”，需要“实验和纠错”，需要“再实验和再纠错”，需要“敢为天下先”，甚至需要一定程度的非均衡的乱象，在活力和初始阶段的乱象中才能寻找到未来的发展方向。今天，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情形则完全不一样了，改革早就过了“探险”的阶段，开始从混乱的非均衡状态向理性的均衡状态发展，开始从短期的“摸”向长远的“治”方向转变，开始从模模糊糊向“科学量化”的方向过渡，开始从短期效益向长期可持续性方向发展，开始从偶然机会碰撞到必然规律探索方向发展。这就是中国在现阶段急需理论总结和理论战略的原因。这里，理论不再是过去的意识形态，而是在新时代综合了世界各国实践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实践后的长远战略。没有理论总结，我们自己也说不清自己为什么成功的，自己也说不清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还是抱着“瞎子摸象、误打误撞”的心态，那么我们就无法为自己设定长远的国家方略，更无法在理论和精神上产生对别国的吸引力，也无法增进我们对自己制度的认同感和信服感。

遗憾的是，在现有对中国模式的讨论中，往往是描述性的居多，分析性的居少；阐释成分居多，理论探讨少；简单平面的事实罗列居多，立体抽象的哲学思维较少。这反映出我国在改革开放后重物质、轻精神；重实践、轻理论；重经济、轻社会；重实效、轻抽象；重短期实利、轻长期战略的特点。改革开放到今天这一步，应该是中国社会科学和哲学大放异彩为中国崛起贡献理论的时代了。如果我们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那么中国崛起始终是在较低层面的器物和工具理性方面运行，而远远没有达到更高层面的理论模式和价值理性层面。

笔者的拙著《中国模式》对中国崛起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总结：

一，中国模式发展出的是“强政府和强市场”的双强模式，这大大有别于资本主义的“弱政府，强市场”和苏联的“强政府、弱市场”的模式。

二，国家在保持了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以及为国家民族长远目标谋划能力的同时，放弃了全能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绝对权力”模式，极大促进了社会的微观竞争和社会活力。

三，是大力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同时在事关国家命运和国计民生的领域如银行、交通、能源和运输等领域实现国有化。民营和公营并存的局面符合了社会主义的“社会化”需求，促进国家和市场之间达到理性均衡。

四，在宏观经济上吸收了自由贸易理论、阶段性产业保护理论和东亚国家主导模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发展出了中国特色的“全球化理论”：既对特定产业进行阶段保护，又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吸引外资和先进管理经验，鼓励中外合资企业，同时鼓励阶段保护后的全面、充分的竞争，促进经济结构的迅速转变和优化发展。

五，在区域经济发展上实施由非均衡到均衡的动态均衡战略，即通过竞争和比较优势促进了各个地区的飞速发展，又通过国家的力量来阶段性弥补各个区域的差距。同时在均衡之后继续奉行竞争和你追我赶的动态调整战略。

六，国家公共权力节制资本，使得资本在充分竞争的轨道上服务于国家的长远利益，防止资本反向控制和异化国家公权系统。

七，以微观层面的选举制民主、中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的协商式民主作为社会的民主参与模式，开始实行“自上而下”的垂直有序性民主。民主体制体现了阶段递增和稳定上升的特点，有效避免了民主混乱的现象。

八，通过新技术手段实现了互联网络的社会民主的参与，实现了立法程序的社会化，立法程序广泛地征求全国各个阶层的意见，同时促进虚拟空间的无障碍和无权威式的平等交流。

九，在新能源领域，由于不受利益集团的约束，加速地促进了中国向绿色和可再生能源经济文化的转变。 社会主义由于其“社会化”的特征开始和生态文明结合，这是二十一世纪最激动人心的进步。

十，中华文明中“和而不同”和“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及对个人、社会、国家、生态环境、外在世界的整体思维将对西方物质文明工具扩张和文明冲突理论提供有效矫正。

十一，中华文明的天下主义、世界大同与和平思想对于未来世界走向整合提供了重要的伦理、思想基础。

我们现在正站在历史机遇的面前，让中国真正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心，让我们中国人大声而清晰地告诉世界什么是“北京共识”。笔者真心希望这样的初步总结能够抛砖引玉，激发更多的同仁来系统地讨论中国模式和中国理论，为中国世纪的历史进程做出学者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