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之变”何以“哺育”革命志士-刘小枫-观察者网

从帝制到共和，中国政制的现代转型经历了艰难曲折的百年历程（1840—1949），古老的天安门前竖立起“人民英雄纪念碑”，标志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终于大局初定。如今的我们生活在新生的共和时代，虽然晚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共和经历仍然曲折艰难，毕竟已经进入后共和政治状态。

从英国舰队炮击国门到帝制瓦解，从“真假共和”之争引发内战和外敌趁虚而入到中共军队将外国舰队逐出长江，从共和国在灰烬中重生到改革开放，儒家思想的经历可谓一波三折。今文经学率先突起引领变局，随后“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成为主流并在“文革”时期贯穿落实，改革开放之后儒家思想又死灰复燃。如今，儒学复兴的学术景观已蔚然可观，不仅论说蜂起，而且内部相互攻讦日盛。就此而言，在后共和时代的政治状态中检讨儒家思想的百年经历，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不仅具有政治史学意义，而且具有政治哲学意义。

傅正博士的《古今之变：蜀学今文学与近代革命》篇幅虽小，涉及的问题却不小。在笔者看来，本书的实际主题是“新今文经学与现代革命志士”——副标题点明了这一点。“古今之变”这个书名不外乎表明，对儒家而言，“革命”是一个古老语汇而非现代语汇。

晚清以来的现代革命堪称独一无二，仅仅因为这场革命的实质乃“古今之变”。因此，新经学与现代革命志士之关系究竟如何，与今天的我们并非没有直接干系。毕竟，无论从制度还是思想层面上讲，这场伟大的“古今之变”尚未尘埃落定。

回顾并检讨儒家思想与现代中国变局的关系，不可能不谈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本书作者则告诉我们：还应该加上，不可能不谈廖平及其弟子蒙文通！倘若如此，我们就得对学界已有的现代儒家思想的历史地图做出重大修正。

一、新今文经学的现代革命含义

经学有古文与今文之分，本是汉代重建国家秩序时当为哪些经书立学官之争，因秦火而来的经文抄写文字的差异，成为这场政治冲突的导火索。时过境迁，无论从学术上还是政治上讲，古文与今文之分都早已失去意义。廖平在晚清时局中突然旧事重提，而且提出前所未有的判分标准：古文经与今文经之分不在抄写文字和是否立为学官，而在崇旧制（周礼）抑或崇新制（孔子所立之制）。作者提醒我们，这个道理甚至“西汉大儒也不知道”（页21）。把这一经学议题转换成政治议题便意味着，今人必须在损益旧制（帝制）抑或创立新制（民主共和）之间做出选择。难怪刘师培、章太炎一类所谓古文派经学家也赞同廖平的判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赞同廖平的新今文学本身，毋宁说，他们欣赏其中所包含的革命正当性法理。

廖平经学的革命品质首先体现在，他并非如人们以为的那样回到汉儒，而是“自创”出一个“新的今古文学说体系”。史学家们迄今仍津津乐道常州学派与晚清新今文学的连带关系，经作者的考察，这其实是个莫须有的史学论题。真实的史学论题毋宁是：既然廖平的今文经学观“恢怪”得出奇且无所依凭，我们就应该问，如此革命性的经学观是怎么来的？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是否得自廖平的启发是现代儒学史上的著名公案，作者却关心另一个问题：身处西南腹地的廖平何以可能会先于身处沿海的康有为发明如此革命性的经学观。

作者首先以“晚清蜀学与经今文学的另一谱系学”为题尝试回答这个问题，并用了三分之一篇幅讲述廖平经学形成的地缘政治背景，以至于思想史研究成了政治史学研究。关于廖平的早年经历，史学家们会津津乐道张之洞慧眼识珠或王闿运打造尊经学院的问学取向等等。在作者看来，这些都是不争的史实，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其实是另一史实：

1874年，英国保守党政府上台，一改克里米亚战争后期20年的对俄绥靖政策，转而在东方全面遏制俄国扩张。从阿富汗到西藏，广袤的中亚大地都成为了英俄争夺势力范围的疆场。……在这种情况下，本来作为内地的川、滇、甘诸省突然成为了边疆，成为了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交锋的前线。（页31—33）

现代列强进逼中国不仅有海路（从沿海到内地），还有陆路（从中亚、南亚经新疆、西藏到内地）。经作者这么一提醒，笔者才恍然明白，身处内陆腹地的廖平为何会具有全球政治地理视野。1898年，廖平刊印其“三变”期的代表作《地球新义》，提出孔子已知全球为九大州、中国为小九州的著名论断（页61—66）。凭靠重新解释中国古代经典来建构一套儒家式的全球政治地理观，是廖平经学中的一大亮点。廖平一生学术多变，这一点并未改变。

清末的中国版图

作者没有举例让我们领略廖平儒家式的世界政治地理说高论，笔者不妨引廖平在《地球新义》刊行20年后（1919）发表的一篇论述《诗经·国风》“五帝分运”的文章中的说法，以便读者切实感受一下廖平经学如何“恢怪”得出奇。廖平文章说，他仍然坚持自己曾凭靠《周礼》中的“赋、比、兴之名”推衍全球政治地理的“九国而三统之说”：

《王风》，《鲁诗》以为鲁，在东大统，以托伏羲，为海外东经、大荒东经。以中国为中，则日本以外之海岛，当为今美洲。《豳》在雍，乾位西北，为少昊所司之分，为海外西经、大荒西经，为金德王之政。欧以中国为中，则应以欧洲当之。盖就中国言，以美为东，以欧为西。就中土言，则以中国为东，美为西。《诗》之“中”字有二义，一指中国，一指中土言之。……孔子殷人，先就三统立说。且美洲非圣人旧，虽曰金统，要必由中以化外，故国少昊曲阜，以西方之中亦归于东鲁。如少昊以金德为帝，治五洲，其余四洲之帝皆退位。以神主之，东洲则勾萌，本洲则祝融，中洲则后土，北洲则玄冥。以金德王，当在美洲立留都。

即便在当时的中国知识人看来，这样的说法也明显穿凿附会得可笑，遑论今天的我们。尽管如此，作者的政治史学笔法提醒我们应该意识到，地理大发现始于16世纪，西欧人直到18世纪才大致形成明确的全球地表知识。德国大学在1874年建立地理系，标志着科学的世界地理观开始成为现代民族国家争夺全球支配势力范围的工具，麦金德在1904年提出的地缘政治观堪称最好的例证。廖平在1898年提出儒家式的全球政治地理观，缺乏的仅是地理学的实证知识，相比之下，麦金德的政治地理学虽然有实证知识垫底却缺乏德性。

因此，廖平的“地球新义”的问题并不在于他把刚刚得知的地理大发现知识塞进了中国古代经典，而在于他凭此将孔子推为世界教主：

《诗》之主教，则在东方。以孔居鲁，少昊之都亦在鲁，故曰“颠倒衣裳”。金德之帝，不在西洲，而在东洲。考三统九风，一统一君二臣，如《易》之三人行损一人，一人行得友二臣，以备二统之臣，君则自王之主国。如《邶》为王，则鲁、周二统之《王》、《豳》退位，以《郑》、《魏》为之臣。如一王而二伯，《王》为王，则《鄘》、《秦》为之臣。亦如《易》之三爻中，有一君二臣也。而一篇之中，又自分三统，有自应本风之篇，有附应二统之篇。可以考见，由斯以推，则一风分应三统，九风互相为君臣佐佑焉。（廖平，《诗说》，前揭，页73）

可以看到，《王制》是廖平推衍全球政治地理的“九国而三统之说”的基础。作者恰切地指出，廖平“完全以《王制》为绳准，只有符合《王制》的才配成为‘今文经’”——用廖平自己的说法：“至于今学，则全祖孔子改制之意，只有一派”（页49）。由此我们得知，即便廖平的新今文经学谱系是伪造，也算得上哲人式的立法行为，用实证史学的脑筋来衡量，当然扞格难通——问题在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孔子退修诗书

法国著名思想史家哈扎德（Paul Hazard，1878—1944）在其名著《欧洲意识的危机》一书序言中曾说，伏尔泰的《论普遍历史》几乎在一夜之间取代了波舒哀的《论普遍历史》：“大多数法国人一直像波舒哀那样思考，突然之间，法国人像伏尔泰那样思考：这是一场革命”。廖平把孔子推为世界教主，与其说必然与泰西的基督教迎面相撞，不如说与现代的文明进步史观狭路相逢。因此，作者在“孔子的‘一神化’与文明进化史观”这一标题下讨论廖平的地理观，恰如其分。如今的我们很清楚，无论基督教还是儒家的世界观都面临地理大发现以来形成的文明进化史观的致命挑战。

廖平区分“小九州”与“大九州”，“真三代”与“王之三代”，其根本时代背景是古人对于上古三代的信仰破产了，对上古三代的研究不再具有致用的价值。如此一来，经学就面临覆亡的危险。（页66）

廖平的新今文经学显得是绝地挽救儒学的行动，但在作者看来，这似乎无异于儒家传统的自杀。首先，由于“体现孔子‘因革继周’之道的今文经少之又少，反映旧史的大多数经文又‘各就所见立说’”，廖平提出的今古文经学的区分标准就“撕裂了”体现古三代典章制度的六经的整体性，为后来经学的实证史学化大开方便之门。作者敏锐地推断，民国古史辨派将六经还原为史料，实起自清末今文家（页51，比较页83）.

第二，把儒学打造为一神教，在中国“恰恰推动了历史进步观念的形成”。作者在上篇结束前添加了长篇“附论”，提出中国的现代历史主义实际有“两条路径”。言下之意，本来是要抵制历史主义的新今文学反倒开辟出了一条独特的历史主义路径。

笔者感到困惑：按作者的辨识，廖平恰好要通过其确立的新今文经学标准阻断对经学的史学理解，何以可能引导出一种历史主义？作者没有深究这个问题，他的关注几乎完全被自己所发现的廖平经学的革命性质吸引。在结束对廖平经学的考察时，作者说，虽然廖平与康有为都以尊孔唯尚，但廖平经学更具革命品质：康有为凭靠新经学提倡改制，廖平凭靠新经学提倡革命，从而其经学主张更为激进。作者强调，这并非他自己的看法，而是廖平弟子蒙文通的观点：“康有为虽然剿袭了廖平的观点，却从未剿袭到廖平学术的真精神，这个精神就是革命”（页67）。显然，作者更为关切这样一个政治史学问题：蒙文通的经学观可能比廖平更具有革命品质。

情形若真的像作者让我们看到的那样，后共和政治状态中的新儒家们就得小心了：他们自以为在弘扬儒家传统，没准儿恰恰是在破碎儒家传统。我们不能想当然地以为，只要是弘扬儒家就没问题，毋宁说，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弘扬以及弘扬儒家传统中的什么。

二、新经学与新知识人

结束对廖平新今文经学之革命性质的剖析后，作者戏剧突转式地谈起了一个看似与廖平的经学革命并不相干的论题：“本省意识、保路运动与蜀学认同”。由于这一部分的标题是“中等社会的革命”，笔者不禁好奇：廖平及其弟子蒙文通的新今文经学与“中等社会的革命”有什么关系吗？

为了更好地理解作者的论述，有必要简扼回顾保路运动的来龙去脉。这一运动历时数年，其高潮“成都血案”史称辛亥革命前奏。事情原委大致是这样：

1903年9月，清廷推行“新政”搞改革开放，允许民间集资办铁路、矿务、工艺、农务等公司，各省陆续成立私营铁路公司集资修铁路。清廷没有想到，如此“新政”举措会损害西方列强的在华利益，进而引发民间私营公司与西方列强所谓在华铁路修筑权的利益冲突。换言之，清廷高层对现代政治缺乏基本常识，竟然不知国家主权为何物。湖南、湖北、广东三省绅商首先发起“收回路权”运动，并在1905年成功从美国人手中赎回粤汉铁路和川汉铁路修筑权。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是，愚蠢的清廷在1911年春东施效颦成立“责任内阁”后不久（同年5月），随即颁发“上谕”宣布商办铁路一律收归国有，并派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强行接收湘鄂川粤四省的商办铁路公司，打算把筑路权卖给英美德法四国财团。

湖南人首先起身反抗，在绅商组织下，长沙和株洲出现万人筑路工游行示威，甚至包围了巡抚衙门。湖北人随后跟进，绅商组织筑路工与前来强行接收的政府军发生冲突，当场打死政府军20余人。成都的保路运动出现得稍晚却更持久，组织性也更强，保路同志会成立10天就发展到十万之众。愚蠢的清廷仍然采取高压手段，没想到同盟会早已介入，与地方哥老会联手，把保路同志会改为保路同志军，准备武装反抗。四川总督赵尔丰设计诱捕省谘议局议长及保路同志会和川路股东会要人，引发数万人包围总督府，赵尔丰竟然下令开枪，当场打死30多人。几天之内，成都附近州县保路同志军二十多万人围攻成都。由于行动仓促又缺乏统一指挥，同志军攻打成都十余天未果，不然的话，辛亥革命的发生地就不是武昌了。尽管如此，新共和国开国元帅中，川人占四位，湖南湖北各占两位，绝非偶然。

四川保路运动

显然，在作者看来，保路运动是所谓“中等社会的革命”。作者关注这样一个问题：清廷已经搞改革开放而且准备立宪，何以成了自掘坟墓。这明显属于政治史学论题，作者的论析甚至带有历史社会学史学的痕迹：通过考察保路运动与本省意识和蜀学认同的关系，作者希望解释“静悄悄的革命”何以最终引致“孙中山和暴力革命话语的成功”（页95）。

作者让我们看到，所谓“中等社会”这个概念的具体所指有不同的界定，但无论哪种界定都会包含新知识阶层。作者还提醒我们：

“中等社会”的优势在于，它作为当时人自己的术语，既是历史研究的对象，又是分析历史的框架。（页102—103）

这当然不等于提醒我们，20世纪末东欧的“公民社会”或“公共空间”看起来是在搞“静悄悄的革命”，没准会引致某种“暴力革命话语的成功”。其实，在西欧这样的基督教传统国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新知识阶层的形成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史学课题。要说中国的现代知识阶层的形成有什么独特性，人们恐怕只能说，清廷新政搞改革开放时废除科举过于匆忙，没有迅速建立由国家主导的新型国民学校和高等教育。作者让我们看到，一方面，大量年轻学子蜂拥东渡日本留学，另一方面，国内各地纷纷建立新式学堂，“学生成为了一个游离于政治控制之外的特殊阶层”（页113）。

其实，从今天的经验来看，年轻学子大量出洋留学不是问题，关键在于执政者是否对国内教育体制有形塑和掌控能力。作者让我们注意到，清末新式学堂模仿海外新学，纷纷增设“历史”“地理”科目。清廷固然多次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但高层官僚缺乏明智的政治意识和应有的政治素质，意在激发爱国意识的教育反倒成了强化本省意识的催化剂。换言之，清廷并非没有致力于形塑国家教育体制的形成，毋宁说，清廷高层完全不懂得应该如何形塑国民教育。单纯的强制无异于毫无章法，以至于新学成了自掘坟墓的行为。

清廷高层不懂西方却瞎学西方，尤其体现在1907年下谕各省“速设谘议局”，为议会政治做准备。从政治常识上讲，清廷设立的这种“不受督抚节制的地方立法机构，等于给地方精英提供了一个可以对抗中央权威的平台”（页139）。短短几年内，全国出现多起“开国会”的请愿事件。在保路运动中，各省谘议局似乎起了不小的作用，起码成都事件与总督赵尔丰诱捕四川谘议局议长有关。

清末的特殊阶层——西学教育背景下的留洋学生

作者用了大量篇幅论析晚清政府搞新式学堂和开设地方谘议局似乎意在说明，保路运动这样的“中等社会”革命其实是清廷自作自受。笔者却感到，这一论断明显有问题。凭常识也容易看出，即便没搞新式学堂和开设地方谘议局，保路运动照样会发生，因为，这一事件明显是清廷执政者的政治素质差得不可思议所致。毕竟，民间集资修铁路的股东不仅有绅士、商人、地主，还有农民，而且据说农民购买的股份占很大比例。因此，保路运动与清政府强行收回路权且不退还或补偿民间集资有关，与清廷的教育改革失败和开设地方谘议局谈不上有直接关系。

作者提到传统国家现代化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中间阶层乃至下层民众的参政。换言之，现代国家的建构必然要求中间阶层乃至下层民众的广泛参与。如马基雅维利所说，共和政制有利于政治体保持最佳的竞争状态。对于增强政治体的强力来说，让国民有政治参与感比庞大的税收更管用。中间阶层乃至下层民众处于积极的政治状态，政治体更有底气保持强势外交政策。因此，激活“中等社会”的政治活力，绝非意味着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必然崩溃。成都事件之后仅仅几个月，由于武昌新军被紧急调往四川镇压保路军，武昌守备空虚，辛亥革命趁机就来了。如果清廷懂得利用民间自1903年以来持续不断的“收回路权”运动，凭此力量强化国家主权，未必会有这样的结果。

即便采用了历史社会学的分析范式，想必作者也不至于会忽视这类常识性思考。因此，这一部分的论析意图让笔者感到难以琢磨。读完附论“严复对梁启超的批判：对中等社会的一种反思”，笔者才恍然大悟。作者说，他考察保路运动与清廷的教育改革和开设地方谘议局的关系为的是证明：

清廷改革的初衷固然正大光明，结局却播出龙种收获跳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事权往往落在了这群毫无政治经验却自以为是的新式知识分子手中。正是这些人把改革引向了自我毁灭的道路。（页179）

在“中篇”考察的附论中，作者看似要通过严复批评梁启超缺乏明智来证明这一点。因为，在作者看来，“越是大的变革越需要依赖高政治素养的人，而不是让更多本没有政治经验的人分享权力”（页187）。因此，严复更在乎如何提高执政者的政治技能，而非启蒙民众。反观梁启超等人以似懂非懂的西学知识煽动民众，其将有益于维新改革乎？（页189）

作者笔下出现了明显的自相矛盾，我们可以问：保路运动乃至辛亥革命是因为事权落在了“毫无政治经验却自以为是的新式知识分子手中”吗？当然不是！情形明明是清廷执政者缺乏最为基本的政治素质和政治才干。然而，完全可以理解，在我国的政治史学研究中，论者显然不便从维持清廷统治的角度展开论述，否则会被视为替封建专制说话。

由此来看，笔者的另一个困惑也迎刃而解了。在结束保路运动与清廷的教育改革和开设地方谘议局之关系的考察时，作者提到，廖平不仅积极参与保路运动，而且在辛亥革命后成为四川枢密院长。作者似乎认为，这足以进一步证明，廖平的新今文经学“要旨在革命，而不在改制”（页177）：这时的康有为成了保皇党领袖，“岂足与投身革命的廖平相比”（页175）。在笔者看来，这同样是明显的似是而非之论。毕竟，即便情形如此，也不等于保路运动直接反映了廖平经学的革命性。我们当然更不能说，由于有了廖平的革命性经学，才有了保路运动这样的革命行动——与这一行动有直接关系的是同盟会，而廖平并非同盟会秘密成员。

作者的曲折笔法暗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廖平具有革命品质的经学究竟写给谁看，或者说，廖平学术在对谁说话？接下来作者就转向了廖平的弟子蒙文通，考察他如何推进廖平经学的革命性。

— 待续 —

本文转载自“六点图书”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