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拜读了日本著名财经公知橘玲的网文“中国食材或许比日本国产食材更为安全的理由”，着实让笔者“SHOCK”了一下。万万没想到，日本还会有公知给咱们中国的食品唱赞歌。说实在的，在日本生活数年，虽然在饮食上面已经逐渐习惯了日本式的生鲜鱼获，可是毕竟时间一长还是需要用真正的中国风味一解“思乡之情”。鉴于日本满地铺开的中华料理店并不地道，采购食材自力更生便成为了不二选择。

中国食材在日本素来缺乏响亮的名声，能吸引日本消费者的也仅在于它的廉价。众所周知，由中国出口日本的食品都是严格按照日本农林水产省的苛刻要求，按照日本的农技农法栽培生产的。即便如此，只要挂上“中国产”的标牌，无论多好的产品还是会立时变得“低人一等”，成为“廉价低质”的东西。

不吃中国食品，日本人还指望吃啥？

即便是在拥有日本最大中华街的横滨，想要获取纯正的中国食材也并非易事。除了几家中华物产店品种较为齐全之外，在一般的食品超市中，连必需的中国酱油和米醋都难以凑齐。而在专门的食品超市中，过去常见的廉价冷藏蔬菜和冷冻食品（以饺子、包子和春卷等点心类为主），也日益罕见了。

2008年的“天洋毒饺子”事件发生后，日本社会对中国进口食品更是疑虑重重。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引起社会舆论一片哗然。上个月大阪府的大米批发商社“AEON RICE”涉嫌使用中国大米冒充日本大米的事件又引起了日本举国骚动。每每看到这种报道的时候，心里难免会为中国食品有些不平。

无论在哪个国家，食品安全都是具有高关注度的社会问题。人们对“吃得放心”和“吃得安全”有迫切的要求，这本无可厚非。日本人当然也不例外。古有言之，“民以食为天”。无论古今中外，“吃”的问题从来就是全人类所关注的问题。据说，人类的祖先非洲的南方古猿从树上走向地面，智人从非洲走向全世界的直接动力都是为了搜寻食物。不过，自人类祖先在全世界繁衍生息的数百万年来，地球上的绝大多数人类对食物的要求仅限于果腹而已。

食品安全问题实则源自于工业革命之后现代城市的兴起。工业革命将数十百万的农村人口引入到了城市。巨大的食品供给需求在催生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近代食品工业企业的同时，也第一次产生了诸如“有毒物质”、“食品添加剂”、“细菌超标”等现代食品安全问题。根据德裔英国化学家弗雷德里克·阿昆（Friedrich Accum）在1820年写成的《锅中有死亡》（There is death in the pot）一书披露，当时在一般市场出售的面包中普遍都混有明矾作为增白剂，而在廉价的茶叶、咖啡和香辛料中则大多混有铅这样的有毒物质。到了1850年代，食品中添加的重金属等有毒添加物质已经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由此引发的以慢性胃炎为表征的食物中毒在伦敦市民中蔓延了开来。反过来，也促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食品安全法规的出台。

作为后发工业化国家的日本，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较之欧美国家要晚。早期的食品安全问题，主要是工业污水对农业和渔业水源的污染。现在已知最早的食品安全案例是1910年发生在富山县神流川流域的“痛痛病”。当时，在这一区域的居民中大量出现了原因不明的“骨疼病”。症状严重的患者骨质变得非常脆弱，略微受一点力便会造成骨折（往往是一盖被子就腿断骨折）。在日后被视为日本现代四大公害事件之一的痛痛病”，其真相在很长一段事件内却不为人知。“痛痛病”的元凶是三井金属神冈工业开采铜矿时随意排放的富含铅、镉等重金属的工业废水。这些未经处理的废水污染了整个神流川流域的地表水源和浅层地下水源。该流域的居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食用被重金属污染的水源浇灌的有毒大米和蔬菜，导致了“痛痛病”的大面积蔓延。尽管日本政府很早就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但直到1971年日本最高法院裁定三井的法律责任之前，没有任何一届日本政府认真地解决过这个问题。

日本的食品安全问题得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谈起。战败之后，由于粮食供应的极度紧张，日本长年实施了粮食配给制度（名义上持续到1982年）。可是，在战后的头几年中，配给粮出现的各种质量问题层出不穷。其中，尤以1951年发生的产自缅甸的配给米中三分之一发生霉变的“黄变米事件”的负面影响最大。迫于民意日本政府在1950年代初推出了以规范和约束食品生产厂商为目的的《日本农林规格》、即JAS法规。法规出台之后，只有符合其规定的生鲜与加工食品才被允许进入日本国内市场。

图为战后初期吃代用食品的日本人

尽管有了JAS法规的约束，日本的食品安全问题依然没能得到有效的改善。不仅如此，在上世纪5、60年代，日本接连发生了数起后果和影响均十分恶劣的食品中毒事件。在1955年的“森永毒牛奶事件”中，森永乳业生产的含砷“毒牛奶”夺走了131名消费者的生命（中毒12159人）。1956年熊本县的“水俣病”事件，由CHISSO化工厂排放的污水所造成的当地近海鱼类的污染，造成了157人死亡、968人中毒的惨祸。1965年，新澙县昭和电厂排放的含汞污水引发的淡水鱼污染，1968年的“含镉食用油事件”均造成了数十人死亡，成百上千人中毒的后果。

除了这些有毒食品的恶性事件之外，当时类似用鲸肉或马肉冒充牛肉的假冒食品更是屡见不鲜。1968年，日本出台《消费者基本保护法》，70年代后，日本各地开始纷纷设立消费者生活中心。至此，日本的食品安全问题略有改善，但恶性食品安全问题依然时有发生。

日本政府内部一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优先考虑食品生产企业的行政理念。以上述的JAS法规为例，在2000年前，农林水产省对于违规的食品生产和加工企业一直采取“行政指导整改”和“不公开批评”的基本方针。也就是说，为了保证企业的利益，农林水产省不向社会公开违规企业的信息。在这种“护犊子”心态的左右下，JAS法规在出台后几十年间基本无效。

直到近年，农林水产省的官僚们依然没有改变这种心态，例如，前农林水产相太田诚一就曾经发表过“日本国内的食品其实没什么问题的啦，只不过消费者们大惊小怪，我只好管得再彻底些”。日本政府迟至2003年方才制定《食品安全基本法》、建立直属内阁的食品安全委员会（与之相对，我国在1996年既已制定相关的法律），同时确立了向社会公开违规违法食品企业信息的制度。

今天，根据修订后的JAS法规，在日本的超市和生鲜食品市场中出售的生鲜和加工食品都会明确标注“农药残留”、“原产地”和“添加成分”等等的产品信息。就普通日本国民的消费心理而言，除了部分农民特别青睐本乡本土的食品之外，大部分的日本国民一般都认同“日本国产”和“大牌食品厂商”的食品让人“吃得放心”的理念。但是，从上述案例可知，日本的“国产食品”乃至“大牌食品厂商”的“案底”并不令人满意。但日本的媒体、食品企业和农民心照不宣，把矛头指向进口食品，尤其是日本进口量最大的中国食品。在这股运动中，一个叫“农民运动全国联合会”（简称“农民连”）的组织的活动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农民连”成立于1988年，其主要成员是日本全国各地的农业协会和农产品零售业者协会。最初成立的契机是在上世纪90年反对向美国开放日本大米市场的社运活动。但从2002年开始，这个组织开始将攻击的矛头直指中国农产品。其惯用的套路是，代表消费者向农林水产省检举中国农产品的各种超标和违规行为。为了获得所谓的物证，这个组织还成立了自己的“农民食品分析中心”，对需要检举的中国农产品进行各种化验和分析。

“农民连”在选定目标进行检测之后，一方面将分析的结果公诸媒体，另一方面则会请求农林水产省对中国农产品的“农药残留”、“食品添加剂”和“转基因农作物”等指标提出更高的要求。至于其目的是否真正是为了日本国民的食品安全，笔者借用“农民连”领军人物石黑昌孝的话来加以说明，他在《食品安全的最前线》一书中，丝毫不加以掩饰地写道：“对于这个食品自给率41%的国家来说，我一次次进行这样枯燥的检验的目的，就是要减少违规进口的食品”。就这样，为了保证日本农民的利益，中国的进口食品便成为可以被无情攻击的替罪羊。在“农民连”这样代表农民既得利益的团体和反华意识日渐浓厚的媒体的运作下，如今的日本社会对进口中国食品的目光恐怕只会越变越严厉。

近年来中国食品出现问题的几率已经降到了美国进口食品的四分之一，可当媒体煽动群情激奋的时候，又有几个日本人会冷静地考虑一下，中国食品的进口难道真得可以被停止么？像日本这样老龄化超过20%、农村老龄化更甚于此的超老龄化社会当真还能实现食品的完全自给么？ 况且，安倍政府实现消费税增税至10%的政策很快就要出台，面对日益沉重的税赋和一天天瘪下的荷包。笔者不知道，不吃物美价廉的中国食品，日本普罗大众们还指望着能吃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