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日本人质汤川遥菜遭ISIS组织杀害的事件受到世界各国媒体的关注与报道。关于这一事件的走向，以及另一名日本人质后藤健二的命运，成为了国际传媒的一个热议话题。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日本传媒的报道力度，甚至还不如它们先前对英美等国人质遇害事件的报道。读卖、朝日和产经等大牌新闻社的有关报道，集中在对事件经过的所谓“客观报道”以及对安倍政府的“积极营救”方面。或许是基于对另一名幸存人质后藤健二人身安全的考虑，日本各大媒体的相关报道都很有保留，尚未见到有将本次事件与日本和伊斯兰世界间关系加以联系与引深发挥的。

“政府不应该浪费纳税人的钱去救人质”

然而就是这有限的关注度，也充满了“日本特色”。自然，在媒体采访的场合，我们不难看到每个受访者都会露出悲伤的神情，哀悼汤川被害并祈祷后藤平安无事。也间或有对安倍在中东积极宣称要在“反恐战争中”发挥日本作用的言论是否招来了ISIS的报复这样的议论（这种论调主要集中在政治色谱偏左的反对党议员和外交官中）。可是，正如日本作家山田顺所指出的那样，多数日本民众对此事件的真实想法是“既然汤川和后藤明知自己前往的目的地有着高度风险，那么他们被绑架就纯属自作自受，政府不应该浪费纳税人的钱去营救”。

在此种“责任自负”思维的驱动下，日本网民对人质事件的讨论，充斥着对汤川和后藤前往叙利亚一事“真实背景”的种种揣测乃至于诘难。只不过，绝大多数的讨论将此次事件归结为汤川和后藤二人鲁莽的个人行为，基本上没有人会联想到日本国家与伊斯兰世界、日本人与穆斯林的相互关系。这与ISIS在斩杀汤川之后，向日本国家和全体日本国民发出警告一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种情形，既反映出日本公众在有关外交事务上，习惯于采信政府公报与媒体报道的倾向，也体现了他们在认知与心理上，对伊斯兰世界与穆斯林社会的疏离和缺乏关心。似乎那里的人与事都与日本这个僻处海上的岛国没有什么关联，离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委实过于遥远了。反倒是生活在日本的穆斯林社群反应十分敏感。根据NHK的报道，日本国内最大的穆斯林组织——日本穆斯林协会在人质被害后的第一时间，发表了哀悼被害人与谴责ISIS的声明。部分旅日穆斯林亦对事件有可能给他们在日本的生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表达了忧虑。

那么，日本与伊斯兰世界关系与相互认识是经过了怎么样的历程才发展至今的？日本的穆斯林社群在这个文化心理上较为封闭的岛国上又处于何种生活状态之下呢？

日本最大的清真寺——东京卡米伊清真寺

日本清真寺内部

隔山隔水，日本和伊斯兰世界艰难沟通

历史上，僻居太平洋上的日本与伊斯兰的中心地带中东与中亚相去太过遥远。因此，从现今已知的历史资料上，找不到阿拉伯帝国以及其后的穆斯林诸王朝与古代日本之间的官方往来记录。不过，在成书于公元8世纪末期的日本官修史书《续日本纪》中，记录了公元736年一位名叫李密翳的波斯医生随第十次遣唐使团返回日本的事情。而在成书更早的《日本书纪》中出现的“乾豆波斯”，则被部分日本学者指认为是从印度来到日本的波斯人。从年代来看，此时的波斯地区（历史语言学概念上的波斯地区，包括今日的伊朗和阿富汗等地）正处在阿拉伯帝国卧马亚王朝的统治之下。这些存在于日本史书中的只言片语，成了穆斯林来到日本最早的文字记录。此外，在现存的正仓院文物珍品当中，也有若干件制造精美的萨珊风格的波斯玻璃器皿，反映了早期伊斯兰文明与日本的交流史实。

尽管在13、14世纪的历史资料中，亦能见到来自波斯或者阿拉伯半岛的穆斯林来访日本的蛛丝马迹，但毋庸置疑的是，古代和中世纪的日本与伊斯兰世界之间仅存在若干次间接的往来个案。古代地理知识的匮乏与航海技术的落后，使得双方无法展开持续且有深度的相互交流。

进入17世纪，尽管地理大发现和航海技术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江户幕府的锁国政策阻碍了这种交流的实现。不过，借助于来过日本的欧洲人所提供的情报，伊斯兰世界与日本之间在江户时代开始有了间接的情报与文化的交流。由17世纪奥斯曼帝国最著名的大学者雅提甫·切勒比撰写的地理学著作《世界之镜》，是伊斯兰世界第一次对日本的历史地理与风土人情进行详细介绍的著作。这些有关日本的情报多半来自于当时唯一与日本保持着通商关系的欧洲国家荷兰。无独有偶，日本方面也通过长崎荷兰商馆的渠道，对伊斯兰世界的认识有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在新井白石1708年编纂的《增补华夷通商考》一书中，详细地介绍了阿拉伯、波斯、土耳其、摩洛哥、埃及和中亚等伊斯兰地区的地理与物产情况。而在他的另一部著作《采览异言》中，新井白石在日本第一次介绍了伊斯兰这一宗教及先知默罕默德的事迹。自然，在锁国体制的支配之下，这些知识只能为幕府的少数上层所了解。

日本人真正开始广泛接触和认识伊斯兰世界是在明治维新之后。

1871年，岩仓具视考察团的成员福地源一郎第一次以日本官方代表的身份访问了时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首都的伊斯坦布尔。1876年，在从伦敦卸任回国途中到访伊斯坦布尔的外交官中井弘，将自己的访问日记配以插图整理出版，让日本国内的普通民众第一次领略到了伊斯兰文化的魅力。曾任外务大臣的林董同时也是日本伊斯兰研究的一位先驱，他在1876年翻译出版了先知穆罕默德的传记。由于维新之后的日本打开了国门，走向伊斯兰世界的日本人也越来越多，随之便出现了以记者野田正太郎和企业家山田寅次郎为代表的第一批皈依伊斯兰的日本穆斯林。而在1920年，日本的中东史学家坂本健一终于推出了《古兰经》的第一个日文全译本。

就在日本全面加深对伊斯兰认识的同时，随着近代日本在明治维新中的蓬勃发展，尤其是日本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的胜利，激发了屡遭欧洲列强屈辱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内的知识和官僚阶层对日本的好感与期待。不仅仅是奥斯曼帝国，当时在此之外的穆斯林知识人当中也涌现出一股学习日本的热潮。比如，出生在俄国伏尔加河流域的鞑靼族学者阿普杜热西提·伊普拉辛在其著名的亚洲游记中，盛赞日本是“富有美德的国家”，主张伊斯兰世界应该与日本发展更为紧密的关系。当然，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日本和伊斯兰世界的相互往来仍然非常有限，奥斯曼土耳其直到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崩溃为止，都没有和日本建立过正式的邦交，而穆斯林移民群体的出现更要等到20世纪20年代之后了。

清真寺里的日本穆斯林朋友

流亡到日本，一直被漠视

日本最早的穆斯林移民群体其实并不是来自中东地区，而来自俄国。在俄国革命胜利之后，部分惧怕苏维埃政府革命政策的鞑靼族穆斯林宗教人士与知识分子流亡日本。这些移民在东京、神户和名古屋组成了日本最早的一批穆斯林社区，并在1928年获得了建立清真寺和伊斯兰学校的许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日军占领的英属马来亚（今马来西亚）和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中亦有移民日本的少数例子。而今天居住在日本的穆斯林群体的主要来源，是在1980~90年代经济泡沫时代来自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伊朗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劳工及其家属。在这中间，出身伊朗的移民群体主要是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被接纳的政治难民。

根据日本穆斯林协会与早稻田大学人类学研究科所作的统计，今天在日本的穆斯林人口大约在11~13万之间，其中有9000多人是作为结婚配偶而皈依伊斯兰的日本人，其他的绝大部分则是来自上述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

除了早期从俄罗斯流亡而来的鞑靼族后裔，日本穆斯林群体的绝大多数没有获得日本国籍，属于获得在日居留资格的外国侨民。相对于一亿两千万左右的日本人，旅日穆斯林的人口仅相当于千分之一。由于人口所占的相对比例很小，日本的穆斯林在生活中相当的低调内敛。他们的宗教活动，也是按照各自所属的族群和派别，以各自的语言进行。据统计，目前在日本清真寺中的布道用语主要使用乌尔都语、泰米尔语、土耳其语和英语。当然，祈祷和诵经时无一例外使用的是阿拉伯语。日本的穆斯林分散居住在日本全国的几十个大中城市中，所以对于普通日本民众而言，在平日中要遇上一个穆斯林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对一个普通日本人来说，对伊斯兰和穆斯林的认识，就只能来自教育和传媒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了确保石油供给的稳定，历届日本政府都十分重视与中东和伊斯兰世界产油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而为了在国内营造日伊友好的群众基础，日本的传媒和知识界从来都是不遗余力的。数十年来，宣传这类论点的书籍和电视节目可谓层出不穷。

问题在于，日本人在进行此类宣传的时候，却呈现出令人费解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尽管在对国民进行的伊斯兰宗教与文化的介绍方面有着非常详尽细致的说明，可往往在最重要的结论部分却突兀地导出伊斯兰世界、穆斯林人民对日本文化与日本人民尊敬、崇拜等等。曾有一个日本电视台，便借着一个在日本巡游9天的埃及青年的话语，向日本受众表现了“阿拉伯人民对日本文化的崇敬”。可是，两种文化间的尊重与欣赏难道不应该是相互的吗？而且，一神教的伊斯兰国家和泛神崇拜的日本之间在思想上的巨大差异原本也不应该被有意无意的予以忽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民众对于自己身边也存在的穆斯林群体的无感，也可以说是自有其原因。

眼下，随着人质事件的继续升级与发酵，日本社会与民众会对本国国内的穆斯林社群作出何种反应，日本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关系会发生何种变动，尚待我们静静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