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昨日，魏则西事件呈现出三大风口：百度、莆田系和武警医院。

百度见钱眼开，失守大型互联网公司企业伦理和社会责任，遭舆论鞭挞咎由自取。莆田系的块头、厚度、历史渊源，以及迷宫般的股权结构和错综复杂的政商关系，客观上保护了自己——无论是媒体还是网民，痛斥莆田系尚只能停留在泛泛而论之层面。武警北京二院及广义的军队医疗资源向地方开放所引发的一系列弊端，已在网络上积累了大量议论和批评，有些批评还非常尖锐。

不过，随着事件的发酵与演进，在社会常识层面，民间舆论有两个没有想到：第一，军队没有护犊子，有关政府机构亦没有当驼鸟，军地双方密切配合，迅及行动，在第一时间组建联合调查组进驻武警北京二院；第二，武警总部紧接着决定，暂停武警北京二院对外门诊以配合调查。

军队舆论机构，更是抢在地方舆论机构集体发声之前，连续发表评论阐明态度主动引导舆论。譬如《假如白求恩遇到了“莆田系”》一文旨在表明立场，而《任何人都不能借“魏则西之死”诋毁抹黑军队》一文，则试图匡正舆论走向。

武警北京二院对外门诊停诊通知

地方的新医改仍在艰难推进，老问题、老困惑远未得到明显缓解，新问题、新困惑又接踵而至；军改亦在按部就班推进。魏则西事件客观上为地方与军队的两大改革，能否在军队医疗资源为地方提供有偿服务这个节点上，形成人们所希望看到的交集，并在此基础上去弊兴利，正成为舆论关注魏则西事件如何了结的一个关键看点。

讨论与分析军队医院有偿服务利与弊，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是必不可少的哲学分析工具。该工具中同时包含有认识论和方法论。从“两论”出发，我们的讨论与分析才能心平气和、更加客观和公允，所得出的判断或结论才更能为大多数人所认同。

军队医疗单位于地方而言相对独立，最小的建制医疗单位是独立营或独立大队的卫生所（一般为连级建制，但高年资军医挂中校、上校衔的亦非个别）。营以上，每个建制团设卫生队（一般副营建制），每个建制师设师医院（通常为正营个别为副团建制），集团军通常配编以拉阿伯数字为编号的团级建制的野战医院。与集团军同级的省军区通常配编一家正团级建制的军区医院，譬如浙江省军区的117医院。各大军区则配编“总医院”，譬如南京军区总医院等等。

除此之外，各军兵种亦配设各自的军兵种“总医院”，譬如海军总医院。军区空军、海军包括海空军二炮基地，也配设有自己的医院，譬如位居虹口区的海军411医院，就属海军上海基地医疗保障医院。

还有，解放军还设有全军性质的总医院及同为全军性质的专科医院，譬如大名鼎鼎的301医院和302医院之类。再有，在军医大学麾下，也配置有附属的教学医院，譬如上海二军大下辖大名鼎鼎的长海、长征两大医院。另有，解放军还设置有军事医学科学院，其名下亦有不少研究型科室（研究中心）对地方患者开放。此外，海空军的高技术兵种，还配置有专门的疗养院，譬如西子湖畔的空军杭州疗养院，以安排飞行员年度疗养为主。

战伤的治疗与处置在医学科学中难度往往最大，治疗等级最高，军队流行性疾病防控要求也高于地方，因此军队医院的医疗水准总体高于地方。通常，正团及以上建制的军队医院，都系三甲医院，都同时属于地方医保定点医院，均在为地方患者提供有偿医疗服务。

魏则西事件闹大后，有人写文章认定，军队医院有偿服务始于改革开放之后，这一诊断并不准确。其实，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解放后，军队医院就有向地方开放办医之传统，1964年，我的母亲就曾在长海医院接受过住院治疗。只不过，那时的长海医院不接收头痛身热之类的地方患者。地方普通患者若患上的是疑难病症，也须到县级政府的卫生管理部门开一张转诊介绍信，才可到诸如长海这样的副军级医院诊疗。只不过，改革开放前，军队医院对地方患者开放属于“被动式放”——军队医院不主动招揽地方患者。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85年百万大裁军后，军队医院逐步走上“主动式开放”之路。一路发展至今日，不少军队医院为军人服务似乎成了“副业”，为地方患者服务倒成了“主业”。如此“主副倒置”，一度弄得军队官兵颇有微词，以至于不少军队医院尤其是设在大中城市的军区医院，只好将官兵医疗区与地方患者医疗区进行隔离，譬如数月前，笔者在杭州117医院看望病人，病人所在住院楼的第一层就只收军队患者，二至四层则专治地方住院病人，以避免军地双方互相干扰引发不愉快。

尽管“主副倒置”已具有相当普遍性，其所引发的一系列副作用亦毋庸讳言，但客观地讲，1985年以后，作出军队医疗资源向地方主动开放的决策，其初衷决非单纯为了赚地方患者的钱。这儿所及的“客观”大体如下：

第一，地方优质医疗资源严重不足及分布不均衡，军队优质医疗资源向地方开放，有助于缓解地方优质医疗资源紧缺矛盾，有利于缓解老百姓看病难。

第二，连续三次大裁军后，兵源总额从400万人压缩至240万人，导致军队医疗资源相对富裕，为缓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军费紧张带来的“养人压力”，致使对地方开放部分医疗资源确有迫不得已之因素。

第三，话到此，有人一定会说，既然战斗部队可以裁撤，多余的军队医院为什么不能成建制移交地方运营。问题是，此想法虽不错，但决策层却不能这么简单考虑。须知，军队开始批量列装高科技装备，带动军事战略更新是新世纪之后的事。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旦发生大的战争，中国军队依然只能依靠传统陆海空军，拿着传统装备打“人海战术”之仗。如此方式作战，战伤比例肯定很高。如前文所及，处置和治疗战伤，非一般地方医院之所长，否则，自会有更多受伤官兵因战伤处置不到位而付出“二次牺牲”之高昂代价。由是，对多余军队医院是裁还是养，这对决策层而言无疑是个难下决心之两难。

第四，那个年代，一方面军队医疗保障经费投入不足，但军队对医疗技术的深入研究、人才培养，以及对国际军事医学的跟踪追赶，却不能因为经费短缺而中止。与此同时，军队病人减少而军医的临床医技却不能原地踏步，客观上也需要地方患者来确保军医们有一定的“临床工作强度”。否则，军医们的医技和整座医院的医疗水平自会“不进则退”。

凡事有利必有弊。针对军队医院有偿服务利大还弊大的讨论，短时期内，人们很难得出较一致的结论，但有如下几条当成为讨论之前提：

其一，讨论分析时立场要持中，切忌立场先行然后刻意找论据。

其二，讨论分析当心平气和进行，切忌走极端。

其三，军队医疗资源对地方开放，的确带来了和造成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包括腐败与亚腐败问题。尤其不可否认和无从回避的是，军队医院有偿服务所派生的种种乱象，肯定是军队腐败现象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既然徐才厚、郭伯雄之类危害更大的军队腐败毒瘤照样可以切除，军队医院有偿服务的乱象怎就不能得到遏制。就此，社会当有信心。

其四，这几年，军地医疗纠纷逐渐高发，地方患者往往向地方医卫部门投诉，每每得到“军队医院的问题不归地方管”的答复。于是有人断言，军队医院有偿服务没有规矩可循。事实是，为规范军队医院有偿服务，平息舆论对军队医院之非议，原总后勤部及总后卫生部都曾出台有一系列约束性规矩，譬如《军队医院管理若干规定》《军队医疗机构业务帮带管理规定》《关于规范军队医院服务诊疗流程和行为的通知》等等。对擅自扩展床位规模、对外出租承包科室、发布医疗广告等10种违规乱纪行为，这些规定都将视情节轻重依规设有通报批评、处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等处罚。所见，问题不在于规矩缺失，而是规矩成了“纸老虎”。至于规矩为何成为“纸老虎”，若脱离了徐才厚、郭伯雄“实际控制军队”达10年之久的历史背景，所寻求的答案肯定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

今年3月，经重新整合充实后的中央军委下发了《关于军队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活动的通知》，计划用3年时间，分步骤停止军队和武警部队一切有偿服务活动。因魏则西事件持续发酵，又有人撰文认定“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包括军队医院在内。

这个结论也有失偏颇。前不久，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的公开答复是：根据统一部署，三年内将分步骤停止一切军队有偿服务。但军队医疗、科研等任务都将纳入军民融合体系，军队医院在完成军队医疗任务前提下，将继续为地方人员提供服务，并探索纳入国家医疗保障新模式。对杨宇军的答复作字面解析，三年之后，军队医疗资源军民共用的大格局不会改变，关键性看点则在如何“纳入国家医疗保障新模式”之内，以及“军民融合”作何具体操作，尤其是如何“付费结账”。

由于国情及军队建设管理的历史条件不同，各国军队医疗保障制度和模式也必然不同。讨论分析中国军队医院有偿服务利弊得失，不能从教条主义和机械主义出发，只能立足于国情、军情和社情。回到当下的舆论焦点和调查焦点说事，作为治标措施，以武警北京二院作为切口，整治军队医院有偿服务乱象行动已经开始，假以时日，必有不少军队医院内的“害群之马”会遭到军法惩处。但是治标不可能在短时期就能完成，一定有个较长的时间过程，至于治本，所费时间肯定更长。

这一次，军委相关部门及武警总部，能以同舆论抢时间的姿态向涉事医院派出调查组，并将信息公布于社会，既是个不小进步，亦是个不再遮遮掩掩讳疾忌医的值得期待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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