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的一天，印象中天气要比往年上海的春天晴朗些，我陪傅高义先生走进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图书馆的报告厅，一下就被报告厅内比春天还热烈的气氛感染了，摄像机的多个机位可以不说，记者们的长枪短炮姑且不论，满屋子实实在在的听众却无论如何不能忽视，三百个座位的报告厅估计硬塞进来五百人，在号称“闵大荒”的新校区可以称得上是盛况空前了。

面对这样的场面，我才真切地感受到《邓小平时代》（傅高义著，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1月）原来如此受欢迎。尽管这本书自从英文本出版后就争论不断，褒贬不一，但随着繁体中文翻译本的问世，特别是这一版简体中文本虽然略有删节，翻译上也不无瑕疵——如把最早发表邓小平“南巡”消息的“《深圳特区报》”译为“《深圳日报》”，将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谢非”误为“谢飞”，等等——却依然得到热捧。这表明傅高义透过“一个人”看“一个时代”的写法所表达的意涵：邓小平改造了中国，对于在某种程度上还是生活在“邓小平时代”的中国人来说，仍然富有吸引力。

傅高义的这本书在2013年刮起了一股“邓小平热”

假如把“邓小平时代”把握为一个“思想时代”，那么王元化先生无疑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思想人物之一。犹记得1990年代初期，我还在华东师大中文系读研究生，有一次王先生——那时他还在系里带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博士生——给我们做讲座，专门谈了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还讨论了他正在研究的杜亚泉关于“东西方文化论战”的观点，我当时正在读被“五四”新文化批判的《学衡》杂志，当然对王先生的看法大为叹服。不过，叹服之余也有一点小小的疑问，那就是这样的反思与王先生1980年代倡导的“新启蒙”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就像杜亚泉与陈独秀、《学衡》和《新青年》的辩难是拓展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开辟的论域，还是试图另辟蹊径，走出一条新路？倘若真想走出新路，那么这一思路的现实对应物又是什么？

多少年后读到《王元化晚年谈话录》（吴琦幸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还是没有完全打消我的疑问。这本“谈话录”是王先生生命最后两年的绝唱，他在和学生的对话中反复提到自己的“第三次反思”，也即受老朋友林毓生介绍的“苏格兰启蒙”思想的影响，进一步追究“五四”新文化运动乃至文化激进主义背后“启蒙理性”的僭越，深刻怀疑“人类认识，不是一个绝对的东西”，指出“那些把认识到的就认为是绝对真理的人，会非常大胆和独断”。

然而问题在于，这一理性反思的高度迫使人们回到历史演进的脉络中寻求出路，可被其当作反思对象的“理性僭越”却又构成了无法回避的历史前提。具体而言，就是所有质疑“五四”启蒙理性过于激进的想法，都必须意识到质疑对象本身构成了质疑的语境、前提和脉络。这种悖论式的存在同样体现在王先生身上，往往表现为“沉潜”和“热烈”之间的并置与紧张：“对谈中，如果他有不同的意见，都会直率地说出来，有时甚至会十分热烈地与你大声争辩，显出他的英锐和激烈。但遇到需要考虑的问题，他就会变得冷静起来，沉着仔细地再三斟酌，然后做出判断。这跟他学术著作中的严谨深刻一样，又显示出了他的沉潜的一面。”（钱谷融：《谈王元化》，《钱谷融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1月）

王元化先生身上有“沉潜”和“热烈”之间的并置与紧张

辗转于“沉潜”和“热烈”之间并非只有王元化先生，可以说几乎成了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写照。阿兰•布鲁姆曾这样称赞亦师亦友的科耶夫：“科耶夫首先是一个哲人——这至少意味着他最感兴趣的是真理，整全性的真理。他对厘清世界的激情，远胜于他改变世界的激情”。但科耶夫的传记作者多米尼克•奥弗莱（《亚历山大•科耶夫：哲学、国家与历史的终结》，商务印书馆，2013年9月）却认为，科耶夫强烈地想要作为一个“智慧者”行动，而不是像一个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纯以“思想”为业，整天生活在“文人共和国”中。

在科耶夫看来，“知识分子”有可能沉湎在一种无限的反思中，因为他不能真正地证明反思所提出来的任何东西，而只是无穷尽地兜圈子；不过，拒绝抽象的反思，并不等于完全拥抱“实践”：“实践者——纯粹的实践者——也发现自己处于一种类似的处境中，只是与知识分子刚好颠倒。他想要表明的只是他的实效性。关于这种实效，他什么也不能证明，因而，他其实只要展示这种实效性。他却天真地以为已经证明了它。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实效性仍是相对的、有限的、功能性的。总之，实用主义囿于行动，而理论家或知识分子则永无实效”。所谓的“智慧者”就是要超越“反思性”与“实效性”构成的“僵局”，“对科耶夫来说，智慧者的活动就预设着对在人之实存的‘实践’（实效性领域）和这一实存的理论领域之间的‘历史’对立的一种解决，一种可以说是付诸行动的解决，但为了使一种综合得以可能，还需要能真正地理解人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然后由此引出结论。”难怪在这个意义上，人们不仅赞叹科耶夫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解读，深刻影响了一代法国学人的思想，而且惊叹于他对法国“国是”的切实介入，对关贸总协定建立的巨大贡献。

如果“沉潜”代表“理论”，“热情”标示“实践”，那么科耶夫的“智慧者”当然是为了消弭这两者的紧张。但对于生活在“邓小平时代”的我们，由于信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关注“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相信“摸着石头过河”……却越来越难以感受到“沉潜”与“热情”的紧张，似乎忘了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青年时代就对“思想变革”、“文化革命”满怀憧憬：“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以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呼，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噎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致黎锦熙》，《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2013年1月）并且如鲁迅召唤“摩罗诗人”那样大声疾呼：“安得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在今天，也许要重新找到贯穿“思想”和“现实”、“理论”与“实践”的方式，才能再次体会到“沉潜”与“热情”悖论式的存在，才能“真正地理解人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