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罗思义(John Ross) 】

5月12日，中美达成90天关税“休战协议”。甚至连美国媒体也承认，中国在贸易战首轮交锋中取得了明显胜利。正如一向持强烈反华立场的彭博社就大多数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分析所总结的那样：“对于打算和特朗普硬刚到底的中国来说，这样的结果好得不能再好了。”

但中国读者如果认为美国会就此放弃在经济上遏制中国，那可就大错特错了。从经济层面来看，这是一场“持久战”，而非单场定胜负的战斗。因此，下文将就美国发动关税战时的具体经济状况，以及哪些因素将决定这场经济持久战的最终走向，进行分析。

引言

影响中美关税战结果的决定性因素，仍在于中国能否保持自身的成功‌——没有什么能够替代中国自身成功的关键意义。但了解美国经济动态也很重要，特别是对于战略和战术等具体问题。

孙子在《孙子兵法》中曾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 虽然没有必要从字面意思了解胜算的比率究竟是多少，但显然，缺乏对敌人的了解确实会削弱胜算，并可能导致失败。因此，在当前中美关税战背景下，准确了解美国经济动态非常重要。

如下文所示，与美国相关的两个问题特别重要。

首先，要准确了解美国当前对华挑起争斗的背景和时机。西方媒体和部分中国媒体的一些文章以所谓的“躁郁症”形式（manic-depressive，由两种症候交替发生所致的躁狂抑郁症状）呈现美国经济状况。也就是说，如果说过去曾有过度夸大美国经济快速增长/繁荣的报道，那么现在则有过度夸大美国经济问题/危机的报道。

这种对美国经济短期起伏的过度解读，即“躁郁症式”分析，导致人们错误地认为当前中美这场争斗可能会即刻见分晓。下文的分析将解释为何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特别是，正如过去关于美国经济出现“大繁荣”的说法是错误的一样，虽然不能完全排除美国经济突然陷入深度衰退/危机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发生的概率很低。因此，将战略和战术建立在这样的结果之上将会大错特错。

相反，英语中有一句恰当的谚语可以形容这种情况，即“这是一场马拉松，而非短跑”——在传统中国谚语中，与之相近的说法或许是“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应当秉持的基本观点是，中美这场争斗将是一场 “持久战”。正如《北京日报》近期一篇引发热议的文章《今天，有必要重温<论持久战>》所指出的那样，该文得出的结论与本文从经济战略角度得出的结论一致。即便中美达成90天关税“休战协议”，笔者仍坚持这一结论。

其次，由于这是场持久战，有必要了解何谓影响美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非那些可能仅影响短期波动的因素。如下文所示，这也适用于中国经济。因此，这些根本性问题将决定这场经济持久战的结果。

本文将分为两部分论述这些问题。一，从美国金融市场的表现来剖析美国经济的真实形势；二，何谓影响中美经济增长以及这场持久战结果的决定性因素。

一、特朗普宣布加征关税后的美国金融市场形势

1.1 对美国经济的“躁郁症式”分析不可取

美国媒体在特朗普加征关税之后，近期又对美国经济进行了典型的“躁郁症式”分析。也就是说，它将短期经济数据的起伏，不合理地外推为中长期走势，并据此宣称美国经济要么将迎来“大繁荣”，要么面临重大“危机”的威胁。不幸的是，一种类似的躁郁症式分析也出现在了中国媒体的讨论中。

鉴于准确分析美国经济真实状况对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非常重要，因此有必要了解其实际情况。事实上，自特朗普宣布加征关税以来，截至目前，美国经济态势只不过是其经济长期放缓的缩影而已——美国经济在此期间出现的波动尚未超出正常经济周期波动范围。因此，本文旨在从各个方面澄清对美国经济前景的夸大讨论。

此前，笔者在多篇文章中反复阐明为何近年来不应夸大美国经济“繁荣”的说法，并因此遭到某些圈子批评。如今，笔者认为，同样有必要阐明为何不应夸大美国经济“危机”的说法。

事实上，无论是分析美国经济还是分析其他任何国家经济，“乐观主义”亦或“悲观主义”都非美德，唯有现实主义才是美德。过去，笔者觉得有必要批评对美国经济“繁荣”的夸大描述，并非是对中国持乐观态度、为了让中国读者感觉良好，或是出于对中国的“礼貌”。事实并非如此，笔者对美国经济“繁荣”判断的批评，是因为这类说法不符合事实。

如今，笔者觉得有必要批评对美国经济问题的夸大估计，并非是对美国与中国的竞争持悲观态度，而是因为这类夸大估计同样不符合事实。只有对形势进行准确分析，才对中国有益。因此，有必要了解迄今为止美国经济和金融市场对特朗普关税的反应没有超出经济周期波动范围的原因。

1.2 美国媒体的躁郁症式分析

以美国媒体在特朗普4月2日宣布“对等关税”举措后所做的“悲观”分析为例，《华尔街日报》在4月4日刊发的题为《关税致道指暴跌1600点，美元指数重挫》的文章中忧心忡忡地宣称：“由于担心特朗普总统的新关税计划将引发全球贸易战并将美国经济拖入衰退，美国市场遭受了自2020年以来最严重的下跌……此次下跌使金融市场陷入近年来最为危险的时期之一。”

几乎与此同时，美国投资银行摩根大通分析师将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概率上调至60%。资产管理规模高达10.4万亿美元的美国规模最大的基金公司之一先锋领航集团，则将2025年美国GDP增长预期下调至1%以下，并归咎于关税和相关政策的不确定性。它还预计，通胀率将从之前预测的2.7%上升至年底的4%。

但是，还不到一个月，即5月3日，《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标题截然相反的文章《何来衰退？股票投资者预计好时光仍将持续》称：“华尔街最知名的预测机构一直警告称，关税可能引发经济衰退。高盛预计未来12个月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概率为45%。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近期给出的概率则高达90%。但似乎有人忘了把这个消息告诉股票交易员。市场行情正一路高歌猛进。” 5月7日，《华尔街日报》又刊登了一篇文章，声称：“如果关税措施继续推进，美国及世界大部分地区似乎很可能在2025年陷入衰退。”

事实上，无论是针对美国经济的“悲观”分析，还是“乐观”分析，都是不合理的——对美国中长期趋势（而非纯粹的短期波动）的分析清楚地印证了这一点。

正如拙文《拜特朗普关税战所赐，中国对美经济增速优势扩大》所指出的：“重要的是要明白，甚至在特朗普发布失当关税公告之前，美国经济在2025年已经注定要放缓。原因是，随着从新冠疫情中复苏，近几年美国经济周期处于上行阶段，其经济增速远高于其中长期增速。”

本文第二部分将探讨影响中美经济持久战结果的决定性因素。显然，根据定义，这些长期过程需要一定时间才会显现出来。但是，任何短期的深度动荡都会在美国金融市场中有所体现。因此，我们将首先分析美国金融市场是否正在发生超出正常经济周期波动预期的变化。

1.3 美国国债市场

先从世界上最重要的长期利率市场——美国10年期国债市场开始，因为它不仅影响美国国内金融市场，也影响全球所有金融市场。（国债价格与国债收益率之间呈反向关系，即当国债收益率上升时，国债价格下降；当国债收益率下降时，国债价格上升。）

图1 1921-2025年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比较。作者制图

图1清楚地显示，在上个世纪，美国国债收益率呈现明显的长期趋势——对于那些只关注短期较小波动的人来说，这张图表应成为必读材料，因为他们未能认识到这些短期波动背后所展现的更为强大且影响更大的长期经济运行过程。美国国债收益率走势通过无数短期波动得以体现，而其趋势显然由以下四个长期大趋势所决定。

1) 1921-1941年这20年来，美国国债收益率呈现下降趋势，从1921年的5.1%降至1941年的2.0%。

2) 1941-1981年这40年来，美国国债收益率呈上升趋势，从1941年的2.0%升至1981年的14.0%。

3) 1981-2020年这39年来，美国国债收益率呈现下降趋势，从1981年的14.0%降至2020年的0.9%。

4) 2020-2025年这5年来，美国国债收益率呈上升趋势，从2020年的0.9%不断上升，2023年10月更是达到4.99%的峰值。

从最后一个趋势来看，新一轮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的长周期很可能正在开启——当然，要确认这一点还需进一步观察数据。

在这一框架内，我们将就特朗普关税举措的影响进行更详细的分析。图2呈现的是上文提及的四个阶段中的最后一个阶段——过去五年收益率上升期的数据。从2023年6月至2025年5月近两年时间里，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仅在3.6%至略低于5.0%的交易区间内波动。

图2

图2 2023年6月至2025年5月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比较。作者制图

如图3所示，确切地说，自4月1日（特朗普4月2日宣布“对等关税”举措的前一天）以来，美国国债价格始终未突破此前的交易区间。4月1日，国债收益率为4.16%，随后在4月11日急剧攀升至4.49%，而后回落，截至5月6日仅为4.36%——仍处于过去两年3.6%-5.0%的交易区间范围内。5月9日（中美达成90天贸易协议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国债收益率为4.39%。

图3 2025年4月1日至5月9日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比较。作者制图

在撰写本文时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即5月23日，（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为4.50%，完全处于过去两年间该品种的交易区间之内。

近期，部分媒体关注到超长期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波动。尽管相较于10年期国债，30年期国债对市场利率定价的影响要小得多，但5月23日，其5.00%的收益率仍低于2023年10月创下的5.10%水平——也就是说，即便30年期国债也尚未突破过去两年的交易区间。

1.4 美国股市

再让我们转向美国股市。图4呈现的是从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到有最新数据可查的2025年（2006年至2025年5月）标普500指数走势。可以看出，在这近20年的时间里，共出现过四次显著的下跌行情。在2025年正在发生的下跌之前，另外三次分别如下。

1) 2007年10月9日至2009年3月9日，标普500指数下跌57%，从1565点跌至677点。

2) 2020年2月19日至2020年3月23日，标普500指数下跌34%，从3386点跌至2237点。

3) 2022年1月3日至2022年10月12日，标普500指数下跌25%，从4797点跌至3577点。

图4 2006-2025年标普500指数走势。 作者制图

为便于对比，图5呈现的是2025年最新数据。标普500指数在2025年2月19日达到6144点的峰值，并且在特朗普于4月2日宣布关税举措之前就已经开始下跌。具体来看，从2025年4月1日至4月8日的低点期间，标普500指数下跌11.5%——从5633点跌至4983点。因此：

1）从1月份的峰值到加征关税后此次下跌的最低点，跌幅为19%。

2)  从4月1日到低点，跌幅为11.5%。

图5 2025年标普500指数走势。作者制图

这些跌幅显然相当显著，但小于2007-2009年、2020年和2022年的下跌幅度。也就是说，没有迹象表明美国股市已失控，也未出现超出正常周期性波动范围的情况。截至5月9日，标普500指数为5660点，高于4月1日（特朗普宣布“对等关税”举措的前一天）的水平。

在撰写本文时的最后一个交易日（5月23日），标准普尔500指数报收于5771点——这一水平高于4月1日（即特朗普宣布"互惠关税"计划的前一天）的点位。

1.5 美元汇率

最后谈谈美元汇率。

衡量美元汇率最常用的贸易加权指数——美元指数（DXY），由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于1973年3月推出，不过该指数也可用于计算更早时期的数据。图6显示，自那时起，美元相对于主要货币的汇率呈现出非常长期的缓慢下跌态势，但同时也伴随着巨大且频繁的短期、中期和长期波动。

图6 1967年至2024年美元指数走势。作者制图

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元作为不受美国制裁的避险货币这一角色尤为值得关注。也就是说，在危机时期，资本往往会流向美元，从而推高其汇率。这反映了潜在的经济规律，与当下“去美元化”热潮相悖——拙文《“去美元化”是必要的，但要从长计议》就此进行了详细分析。

因此，从2008年4月（雷曼兄弟破产引发国际金融危机前夕）到2022年4月（新冠疫情结束），美元指数上涨40%，从71升至100。

此后三年间，美元指数一直在100-114区间波动。就本文目的而言，最为重要的是，从2022年4月底至2025年4月1日期间，该指数从未跌破99.8。

4月1日，即特朗普宣布加征关税的前一天，美元指数为104.3，最近的峰值是2025年1月的110。

但如图7所示，从4月2日特朗普宣布加征关税开始，美元开始大幅下跌。截至4月21日，该指数下跌5.7%至98.3的低点。这次下跌富有深意，因为它突破了前期交易区间下限。也就是说，特朗普宣布加征关税令美元跌破此前交易区间，承受下行压力。

图7 2025年4月1日至5月9日美元指数走势。作者制图

若这一趋势持续下去，对美国金融市场乃至经济和政治状况都将产生重大影响——美元汇率走低往往会给美国带来通胀压力。

但是，在特朗普战术性服软之后，5月1日美元指数回升至之前的交易区间——100.2。也就是说，特朗普的战术性服软有效遏制了美元汇率下跌。截至5月9日，美元指数为100.3。在撰写本文时的最后一个交易日（5月23日），美元指数（DXY）报99.1——处于过去三年该指数的常规交易区间之内。

总的来说，到目前为止，美元指数走势印证了我在演讲《特朗普在美国金融市场动荡的情况下服软是基于战术，而非战略》中的分析。

1.6 美国市场趋势概述

总结来说，在特朗普宣布加征关税后，美国主要金融市场并未出现超出正常经济周期波动范围的波动。就目前而言，究竟是因为特朗普的让步，使得市场波动被控制在正常范围内；还是即便特朗普没有做出部分让步，市场波动也不会超出正常范围？

前一种情况仅仅意味着特朗普的决策仅在金融市场所能接受的框架内实施——这些都不重要。决定局势的并非特朗普的动机或考量，而是客观事态发展。重要的是，特朗普宣布加征关税后，美国金融市场发展态势并未出现超出正常经济周期波动的变化。也就是说，依据此类数据，无论是“乐观”还是“悲观”地分析美国经济形势都是没有依据的。

因此，从美国经济趋势来看，没有理由相信美国经济会迅速爆发危机，进而导致中美竞争因这种危机而迅速得到解决。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几年里，有必要驳斥那种基于正常经济上行周期而夸大美国经济“繁荣”的说法，如今同样关键的是，要摒弃任何认为美国经济存在深度“危机”的观点——也就是说，对美国经济过于“乐观”和“悲观”的分析都是不正确的。

二、美国经济的真正趋势

现在从美国媒体的印象主义分析（遗憾的是，部分中国媒体也附和此类分析），转到关注美国经济的真实状况。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中美之间的较量不会在短期内分出胜负，那么影响这场持久战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呢？显然，要进行这样的分析就绕不开美国经济的真实状况。

2.1 美国GDP增长放缓已长达六十年

到目前为止，已对美国金融市场走势进行了分析。尽管这些数据只是部分信息，但它们反映了特朗普宣布加征关税后的美国经济最新状况。相比之下，生产数据通常会有几周的滞后，因此在撰写本文时，尚无4月份的生产数据。不过，目前已掌握2025年第一季度（截至3月底）的美国GDP数据。这些数据证明，在关税措施实施前的这段时间内，美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并未出现超出正常波动范围的情况。

以美国GDP数据为例，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已长达六十年。能消除短期经济周期波动的2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在此期间美国GDP年均增速下降一半以上——从1969年的4.4%降至2002年的3.5%，再降至2025年第一季度的2.0%（见图8）。

图8 美国GDP年均增速比较。 作者制图

2.2 正常的经济周期放缓

要准确了解当前美国的经济趋势，应当注意到，正常经济周期波动会定期使美国的短期增速交替高于和低于其长期增速。图9呈现的是美国摆脱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短期波动后发生的情况。截至2025年，美国最近一段时间的GDP年均增速小幅下降——从2.1%降至2.0%。

图9 2022年第二季度至2025年第一季度美国GDP年均增速比较。作者制图

相比之下，正如预期的那样，美国年度GDP同比增速显示出相当大的波动，振幅达1.9%——从2022年第四季度的1.3%（远低于美国长期增速），升至2022年第二季度的3.2%（远高于美国长期增速）。随后，美国GDP同比增速逐步下降，根据最新数据，2025年第一季度降至2.0%，几乎与美国长期增速完全一致。

简言之，自新冠疫情以来美国出现的这些波动，不过是美国经济放缓60年的缩影而已。这些波动并未超出美国经济周期的正常波动范围。

总之，无论是从上述当前市场波动来看，还是从产出数据来看，都没有任何依据支持对美国经济进行“躁郁症式”分析，即认为美国经济要么将迎来大繁荣，要么将遭遇严重崩溃。实际情况是，美国正在经历经济周期波动，其经济增速在其长期年均增速（略高于2%）范围内上下波动，并没有事实证据表明除了这一过程正在发生之外还有其他情况。

因此，虽然不能完全排除美国经济出现某种深度放缓的可能性，例如由于某些非常严重的政策失误，但若基于愿望中的小概率事件来分析形势，对中国而言是极其不明智的。美国只是在经历正常的经济周期波动，其经济增速在其长期年均增速（略高于2%）范围内上下波动。因此，经济前景的核心情形应当是，这种情况仍将持续下去。

2.3 什么因素会导致美国经济发生重大变化？

关于何谓影响美国中长期经济增速的决定性因素，拙文《想知道特朗普的中国策略，先要明白美国经济衰退的真相》对此做过详细分析。因此，此处仅阐述最基本的趋势和决定性力量。

为便于大家了解美国经济形势，表1首先呈现的是美国GDP构成要素与其短期、中期和长期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它们之间的相关性极为清晰。可以看出，就短期而言，美国GDP构成要素与其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属于中等水平，多数情况下相关性较低——以一年为周期，美国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最高为0.50。这意味着，在短期内，众多因素影响着美国GDP增长，且没有任何单一GDP构成要素对美国GDP增长具有决定性影响。

表1 2007-2024年美国GDP构成要素占GDP比重与年均GDP增速之间的相关性。作者制表

相比之下，就中期而言，美国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已经变得较高或接近较高——以五年为周期，两者之间的正相关性为0.73。美国消费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的负相关性则为0.69。

从长期来看，一些相关性上升到极高水平。特别是，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的正相关性为0.86，消费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的负相关性为0.85。这意味着，美国要提高其长期增速，就只能提高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美国GDP比重来实现。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美国GDP比重下降必然将伴随着美国GDP增速的下降，消费占美国GDP比重上升则必然将伴随着美国GDP增速的下降。

总结这些趋势，就是：就短期而言，诸多因素会影响美国GDP增长，但没有任何单一GDP构成要素具有决定性影响；就长期而言，GDP增长则受到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美国GDP比重的正向影响，以及消费占美国GDP比重的负向影响。

2.4 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美国GDP比重与美国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

到目前为止，与美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最密切正相关性的是，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图10呈现的1960-2024年这64年数据充分证明，时间跨度更长的情况下，美国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的正相关性极强，为0.86。

图10 1960-2024年美国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按12年移动平均线计算）。 作者制图

2.5 美国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现在的趋势如何？

鉴于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美国GDP增长率之间存在极其密切的相关性，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美国GDP比重下降，势必伴随着美国GDP增长放缓。相反，如果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美国GDP比重不下降，美国GDP增长就不会放缓。 美国经济增长放缓长达60年已印证了这一点。

如图11所示，按照6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美国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为0.78。在此图中，选取六年作为移动平均周期，是为了与上一个美国经济周期峰值（2019年至2025年）以来所经历的时长保持一致。如果选取更长的周期，相关性会更高——10年期的相关性为0.81，20年期的相关性为0.82。

图11 2019-2025年美国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按6年移动平均线计算）。 作者制图

那么短期内，美国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美国GDP比重是否也在下降呢？

图12呈现的是2019年（美国上一个经济周期峰值）-2025年第一季度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美国GDP比重与美国GDP年均增速之间的相关性。可以看出，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美国GDP比重并未下降——在比较阶段开始和结束时均为5.1%。也即是说，与美国GDP增长最密切相关的因素没有发生变化。到目前为止，尚无事实趋势表明当前美国GDP长期年均增速会出现下降——如前所述，该增速略高于2%。

图12 2019-2025年美国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按2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作者制图

总结来说，无论是从美国金融市场状况，还是从美国宏观经济数据来看，都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会出现超出正常经济周期变化范围的导致美国经济下滑的波动。同时，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美国经济出现“繁荣”。也就是说，无论是“躁狂式”还是“抑郁式”的美国经济分析都缺乏依据。

同样，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国存在任何会迫使中美经济冲突迅速出结果的变化或危机。因此，中美这场持久战的结果，取决于影响两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2.6 大型经济体的增长模式

到目前为止，我们具体分析了美国的增长模式。但有必要指出的是，美国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的这种极其密切的相关性并非特例，而是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其他主要经济体。

为证明这一点，图13呈现的是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世界前10大经济体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年均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如图所示，这一相关性极高，为0.95。

因此，就长期增长而言，如果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不高，那么这些大型经济体就不可能实现高GDP增长率，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的任何下降都会伴随着GDP增长率下降，而提高GDP增速则需要提高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

图13 2007-2019年世界前10大经济体固定资本形式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 作者制图

2.7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

中国的增长模式与其他大型经济体有着共通之处。如图14所示，自国际金融危机起至有最新固定资本形成数据可查的这段时间，中国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极高，为0.84。

也就是说，与所有超大型经济体一样，中国和美国的长期增长率与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之间存在极为密切的正相关性。就当前目的而言，没有必要论述两者之间的因果联系，即究竟是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决定GDP增长率，还是GDP增长率决定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亦或是其他因素同时决定这两者。但这意味着，若不提高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就不可能提高中国GDP增速，而降低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则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图14 2008-2021年中国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按5年移动平均线计算）。 作者制图

2.8 中国和美国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水平

从图13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事实对中美竞争产生了影响。中国和美国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极为密切的相关性意味着，中国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远高于美国，这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速远快于美国。也就是说，在中美之间的竞争中，中国的经济增速远高于美国。

图13显示，从上一个经济周期来看，中国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为21.0%，美国为4.4%。如图15所示，近期中国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有所下降——正如所预测的那样，中国GDP增长率也随之下降。

不过，根据最新数据，中国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为15.8%，是美国（5.1%）的三倍多。只要中国在这方面领先美国的态势持续下去，实证数据将会证明，中国长期经济增速将继续远高于美国。也就是说，就经济增长率而言，中美持久战的结果将取决于中国是否能保持其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高于美国。

图15 中国和美国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比较。 作者制图

2.9 按美元计价的中美固定资本形成净额水平比较

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国际可比数据，按美元计价，中国一年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为2.8万亿美元，而美国为1.2万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一年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是美国的两倍多。

图16 中国和美国固定资本形成净额比较（按当前美元汇率计价）。作者制图

2.10 美国如何打败中国

鉴于上述事实关系，从理论上讲，美国若想在由两国长期增长率决定的持久战中击败中国，有两种途径。

首先，美国应提高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从而提高美国经济增速。但是，正如拙文《特朗普选择先摧毁美国人民生活再“击败”中国，但结局很可能是……》所分析的原因，特朗普或任何未来的美国总统都必须给美国民众施加巨大的政治压力，大幅降低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才能实现这一目标。截至目前，美国尚未发生这样的变化。

美国要赢得中美持久战的第二种手段是，说服中国将其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比降至美国（或其他西方经济体）的水平。正如笔者和三大洲社会研究所顾问委员会主席罗一以及阿根廷经济学家吉塞拉·塞尔纳达斯合著的《从210个经济体大数据中，我们发现了误解促消费对经济的危害》分析所示，美国显然不会直接提出这一要求。但它无疑将利用消费和投资加起来必然占国内经济的100%的事实，说服中国主动减缓经济增速，进行经济“自杀”。具体做法是大幅提高消费占中国GDP比重，从而大幅降低投资水平。

因此，如果美国的图谋得逞，那么中国GDP年均增速也必然将降至美国水平——大约或仅略高于2%。如果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增速相同，那么美国当然会永久保持对中国经济增速优势，并在这场两国间的持久战中获胜。也就是说，在经济领域，持久战的结果将取决于美国能否说服中国将消费占GDP比重提高到美国/西方经济体的水平。

这也将对中国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因为消费占GDP比重和消费增长率之间存在负相关性。也就是说，如果中国提高消费占GDP比重，那么其消费增长率以及生活水平增长率均将会随之放缓。关于这些数据的详细分析见《从210个经济体大数据中，我们发现了误解促消费对经济的危害》。

三、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详细分析了美国金融市场趋势（以获取最新信息），也研究了美国宏观经济状况（以掌握最全面的可用数据），各类实证数据相互印证，并得出相同结论：美国既没有经历大繁荣，也没有遭遇大危机，而只是经历正常的经济周期波动——其增速围绕其长期年均增速（略高于2%）上下波动。

因此，这应成为核心观点。目前没有迹象表明美国经济出现大繁荣，或是陷入深度危机并由此快速解决中美竞争问题。相反，无论是出于战略考量还是经济因素，美中之间的持久战已不可避免。因此，从经济层面来看，这场较量的结果将由影响中美两国长期增长的因素所决定。

数据显示，在这些长期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

综上所述，中美经济持久战的较量结果将取决于以下两点：一是中国能否保持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高于美国的水平，二是美国能否说服中国将消费占GDP比重水平提高到美国/西方经济体的水平，进而使中国的投资占GDP比重降至美国/西方国家的水平。若发生后一种情况，中国的GDP增速以及消费增速都将降至美国/西方经济体的水平，届时美国将保持对中国经济增速优势，并确保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取得胜利。

附录 创新与投资之间的关系

作为附录，分析另一个问题——创新与投资之间的关系很有用，因为这对发展新质生产力至关重要，而新质生产力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

此处涉及的问题是，一些容易引起混淆的观点有时会出现在部分媒体，即认为创新可以替代投资。而实际上，投资是创新的补充，创新必须落实到投资中才能发挥作用。正如数据证明，只要创新仅仅停留在理念层面，就不会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只有当它落实到投资中时，它才能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以互联网这一真正具有革命性的创新为例，若要使其对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就必须将其体现在对计算机、软件、电信等领域的大规模投资中。

为印证这一点，图17呈现的是世界前10大经济体研发（创新的关键）支出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如图所示，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仅存在极低的相关性/无显著相关性——相关性为-0.31，R平方值为0.01。也就是说，没有证据表明研发对GDP增长有直接影响。这一相关性与上文提到的数据形成了鲜明对比。上述数据显示，世界前10大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极为密切的关系，为0.95。

图17 2007-2019年世界前10大经济体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 作者制图

再以一项衡量创新的指标为例，图18呈现的是世界前10大经济体每百万人口专利拥有量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同样，这种相关性并不显著——相关系数为 -0.14，R平方值为0.02。

就专利而言，中国每百万人口专利拥有量处于中等水平，但增长速度较快；日本每百万人口专利拥有量非常高，但增长速度很低；经济增速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中国的印度每百万人口专利拥有量非常低。专利数量和GDP增速之间并无一致的关系。

简而言之，专利数量或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并无显著相关性。

图18 2013年-2023年世界前10大经济体每百万人口专利拥有量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 作者制图

这是否意味着创新对经济增长不重要？显然不是。中国的技术升级以及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反映在其研发占GDP比重在发展中经济体中占据着压倒性优势（见图19）。根据经合组组最新数据，中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为2.6%，几乎是位居第二的发展中经济体土耳其（1.4%）的两倍，更是其他金砖国家经济体巴西和俄罗斯（均为1.1%）的两倍多。也就是说，中国的研发支出占GDP比重远远高于其他任何发展中经济体。

图19 发展中经济体研发支出占GDP比重最高的七个经济体排名。 作者制图

图20则给出的是中国与涵盖世界七大发达经济体的七国集团（G7）研发支出占GDP比重比较。如图所示，中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已经超过了三个G7成员国——法国、加拿大和意大利，但仍落后于四个G7成员国——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这大致与图18所示的专利数据相符——中国每百万口人专利拥有量仍落后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也就是说，中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和每百万口人专利拥有量，均远远高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和部分G7成员国，但仍落后于最发达的G7成员国。

图20 中国与G7成员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比较。 作者制图

中国的研发占GDP比重要赶上G7所有成员国，还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因为提升这一占比不仅取决于财政资源，还取决于是否存在大量受过高等教育、接受过专业培训且具备高技能的研究人员和科学家，而这类人才无法在短期内大量培养——从一个人入学到获得工程学或数学博士学位需要20年时间，而工程或数学是开展高级研发工作所需的关键资质。因此，缩小这一差距需要数年时间。

总结来说，有关创新的各项数据与上文所述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和GDP增长之间的相关性相契合，并不矛盾。创新与GDP增长之间的相关性是间接的。因此，大型经济体可能存在创新水平高但增长缓慢的情况（如日本），创新水平低但GDP增速较快的情况（如印度），或者创新水平适中但GDP增长较低的情况（如德国）。相比之下，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之间的相关性是直接的，且相关性极高——世界前10大经济体的这一相关性为0.95。

中国的投资占GDP比重处于领先地位，这使得在诸多新质生产力领域，中国的研发和创新成果能够比美国更快地转化为产品——例如在电信、无人机、绿色能源和电动汽车等领域就表现得极为显著。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和美国科学家及研究人员在智力或能力素质上存在差异，但区别在于，当一名美国科学家或技术人员拿到一美元经费时，他们的中国同行则可拿到两美元经费。因此，这使中国在将创新成果转化为产品的速度方面具备了决定性优势。

总结来说，中国在其战略性经济升级过程中面临两个决定性的挑战。

首先，进一步提高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加强创新能力，以达到在研发领域仍领先于中国的G7成员国（尤其是美国、日本和德国）的水平。其次，中国必须保持其在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方面的领先地位，因为这将决定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增长率和长期经济竞争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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