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马克思主义“封建观”与“分家”理论

 

——论民主的条件

 

秦先生声称自己比“新左派”更懂列宁，也更懂马克思。其“马克思主义”封建观其实就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秦先生认为这一判断是普世的，以下这一表述特别典型，值得推荐：

 

马克思所说的这些特征不仅是相对于资本主义欧洲而言的，也是相对历史上的欧洲，其中包括中世纪欧洲而言的。按这种观点，东方（包括中国）社会在自然经济（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宗法共同体（没有私有制）和人身依附（普遍农奴制）等前述封建社会各基本特征方面比欧洲中世纪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它是一种比封建社会（欧洲的）还要封建的“超封建社会”，或者说是距离私有制、商品经济与人的自由比西方中世纪还要遥远得多的“前封建社会”。这种看法当然并非只为马克思所有，上至黑格尔甚至亚里斯多德，下至当代以威特弗格尔为代表的西方“水利社会”论者，市民社会中的西方人或多或少都这样看待东西方差异的，即便在前苏联有过视“亚细亚”与欧洲如“两股道上跑的车”的“两种类型”论者与视“亚细亚”为一较原始的必经阶段的“两个阶段”论者的长期论战，其分歧在实质上也不过是“超封建主义”与“前封建主义”之别而已。[23]

 

这就是秦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即从理论上总结“马克思主义封建社会观在与东方新式农民运动相结合过程中的发展”[24]。他把马克思的封建概念与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东方专制主义进行了嫁接，变成了一个“普世”的封建主义理论，而针对的正是中国以及俄国（苏联）万恶不赦的封建特殊性，从历史到现实。秦先生的意思其实是：我们早就接轨了，只不过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封建主义。只不过，不是官方史学的地主阶级论的封建主义，而是亚细亚专制的、人身依附型的封建主义。在秦先生的理论框架下，通过对西欧封建主义的接轨，中国迈向资本主义就应该是一种历史必然，而迈向社会主义，却是历史的错位，这一点其实并非秦先生的独创，正是世界范围内最典型的新自由主义话语在历史叙事中的体现。所以，现在要做的只是扳回到历史的轨道上去，——所谓转轨，即如何让资本主义这种必然性得以实现。翻译成先生的话就是：分家已经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分家，此即为著名的“分家”理论，它贯穿在秦先生全部的写作中，也是其历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以下夫子自况，也是他在不同地方的相同陈述：

 

就在这时，我国发生了1989年事件。事件后国内外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改革将中止，旧体制会全面复辟。但我和金雁都有一种直觉，感到中国改革很可能不会中止，甚至反而会加速，只不过它将出现另一种过程。因为一个温情脉脉的大家庭只要脸一撕破，就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样子。子弟没想到家长是如此“不慈”，家长没想到子弟会如此“不孝”，这个“大家庭”还能维持下去吗？1905年俄国民众本来是举着“慈父沙皇”的像上街的，没想到沙皇以“流血星期日”来回应。1905年的杜马本是沙皇抬举“忠君的农民”来制衡捣乱的市民，用“亲农民的选举法”搞出来的“农民杜马”，但没想到它变成了“暴徒的杜马”。以后的俄国就再也不是过去的俄国了。于是镇压后的俄国出现了斯托雷平改革。而中国又会怎么样呢？[25]

 

说穿了，中国的1989就是俄国的1905，中国九十年代初开始的激进市场化改革不过是斯托雷平改革的中国翻版，它开启了中国资本主义的道路。只不过它究竟应该体现为权贵私有化，还是“民主”私有化而已，——这一点正是秦先生理论中最具欺骗性的地方。

 

而我对秦先生的质疑也正在此，一个以反对所谓“民粹主义”为基本诉求的分家理论，其实已经丧失实现任何“民主”的条件。前门拒狼，后门引虎，它绝不是什么“民主”的“私有化”，因为“民主”的现实条件和历史条件已经被秦先生取消。按照其逻辑，取消民众参与的“私有化”其实必然自上而下地进行，这就是“民主”或者“公平分家”的涵义吗？秦文中说：“吕先生仇视一切‘私有化’，她因为我只反对‘权贵私有化’而不反对‘民主私有化’而对我大张挞伐”，[26]这样的言语除了混淆视听外，并没有真正面对我的问题，即“民主”或“公平”的历史和现实的前提和条件究竟是什么？

 

秦先生的分家理论喜欢讲“亲兄弟明算账”，但这是有条件的：

 

“父子经济”时代有名无实的委托代理关系，在转轨时代需要名实相符合。不是吗？只有通过经济民主实现公正地“退出”后，那时才能形成“亲兄弟，明算账”的正常交易秩序。

 

因此，一位转轨经济学家曾经说过：“民主国家无论以怎样的价格向无论什么人出售国有资产都是合法的；而不民主的国家无论以怎么的价格向无论什么人出售国有资产都不合法”。这话是过于极而言之了，但从逻辑上讲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其实应当说，民主国家也远不是无论怎样出售公共资产都合法，但公共资产“退出”的合法性有赖与名实相符的委托代理关系，即有赖于公共选择或曰有赖于民主（哪怕是间接民主，但不能是“替民做主”），则是千真万确的。[27]（这里用引号引证的“转轨经济学家”的话，既无名字，也无出处，原文如此——吕注）

 

所以，我们可以明白国企被私卖的过程中，为什么被扫地出门的工人与管理层成不了“亲兄弟”、无法“明算账”？因为他们不属于“民主国家”的公民，他们只是专制社会具有奴性的宗法“臣民”：都市里的农民，——所以需要迫使他们失去父权的保护，是为了让他们“实践自由”，为自己“做主”。国企改制其实从1979年就已经开始，到八十年代之后大力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劳动合同工制度，砸烂铁饭碗，大批工人下岗失业，工人作为企业主人的地位已经荡然无存，从制度上已经丧失了表达意志的可能。这个打破大锅饭的过程在“分家理论”的倡导者眼里是历史的必然，是对“都市里的村庄”的现代化改造，改革正是首先要从这种必要的“整顿”开始：即必须用对苏联的《马钢宪法》的某种程度的恢复来代替《鞍钢宪法》，后面的“春天的故事”就是，在大中型国有体制的改革中，一般来说，工人都处于被动的局面，是缺少主动性的。原因就在于工人的处境和农民不同，他们摆脱束缚是要失去保护的，而且通常摆脱的束缚不多，失去的保护却不少。[28]

 

读过《田园诗与狂想曲》的读者对这样的叙述应该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中国的宗法农民以及国企中作为“都市里的村庄”中的工人之所以需要被改造，就在于他们不愿失去保护，宁愿做农奴。看来，秦先生也是愿意承认工人阶级并不喜欢“分家”的。不过，按照秦先生一贯的逻辑，这种给你“自由”却不愿“实践”，反而需求国家“保护”的心态不过是奴性（或者是封建性）的体现，——只是这次的“启蒙”针对的是当代中国的工人阶级。既然毛泽东时代是封建专制主义，国企不过就是封建堡垒的体现，所以如他美妙的书名《实践自由》所提倡的，私有化的市场经济才是唯一的自由之路。但是，这里的悖论是：既然你是不民主的国家，你怎么“分”都是非法的，——那么，不民主的国家怎样才能民主呢？答曰：私有化。私有化如何才能“公正”实现呢？答曰：民主化或曰“公共选择”；民主化或曰公共选择如何实现，回到开头，——很妙，秦先生的理论成了咬自己尾巴的叭儿狗。这就是他的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苏联和东欧转型中同样出现瓜分国有资产的寡头集团。

 

其实，民主化与私有化究竟鸡生蛋还是蛋生鸡，都无关紧要，紧要的是，经过这一场“肉食者”的游戏，无论是“民主”还是私有，已经和“摆脱了束缚”的下岗工人们没有干系了，这里的“民主”私有化不过是骗人的空心汤团。再来温习一下《田园诗与狂想曲》中的此种论调吧：

 

因此，“美国式道路”不仅是对“天然首长”的改造，也是对“平民”的改造。它不仅是要让“掌勺者”放下勺子，更要让群众放弃一切宗法梦幻，在摆脱束缚的同时不要留恋“保护”。[29]

 

他们要想得到保护，就必须接受束缚，而他们若要摆脱束缚，便不能迷恋任何外在的保护，而必须按“人不靠己，天诛地灭”的人生哲学生活。他们要么成为同时摆脱了束缚和保护的两种意义上的自由人，要么就不能获得任何自由。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及个人自身的发展没有完全达到新的自由人联合体时代以前，这是个铁的逻辑！[30]

 

好一个铁的逻辑！这就是秦先生“唱”导的“民主”的前提和条件。

 

只是，这样“民主”私有化的“启蒙”之歌似乎并不是唱给工人听的，那么秦先生的“分家理论”到底是唱给谁听的呢？到底是谁愿意“分家”？“失去保护”的工人阶级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才能够有效地反对“大家长独霸家产而把子弟们扫地出门的方式”？既已经从制度上取消了工人们的平等地位，“掌勺者”独霸已经是必然，反“掌勺者”的理论正是以此强化了这一霸权秩序。“宪政民主”是可以建立在“大家长”与“子弟”们实质性的阶层等级制度上的吗？这个理论的前提恰恰是要抹杀革命所奠定的社会主义追求平等的性质，其逻辑悖论不过以另一种“专制”作为所谓“宪政民主”的前提。除了强占一个道德制高点外，这样的理论实质上正是对“权贵私有化”最大掩护。

 

明了这些道理，可以来看秦先生骇世惊俗的如下说法了：“给城市贫民兴建贫民窟的权利，也是一种告别过去对贫民‘既不给自由，又不给福利’的可取做法 ”。[31] 贫民窟体现了自由和“正福利”，而传统的社会主义住房制度和今天的廉租房和保障房制度（特别是在重庆）都不过是“负福利”，——这样的理论的确需要结合秦先生的“启蒙”思想和历史观才能够充分理解，据称这就是为农民说话的知识分子良心的体现。只是秦先生为之积极建言的深圳市政府至今仍不肯采纳这样的美好主张，怕是辜负了这片春风最早吹绿的城市。

 

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全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国营经济”和“国营企业”分别修改为“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在很大意义上是把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企业性质转变为类似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即所有权是国家，委托给私人经营或者出售。按照温铁军先生的观点：如果有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的话，应该从这个时候算起。[32] 至2004年，郎咸平起而质疑中国的国企改制，抨击国有企业的私人“保姆”变成了主人，导致国有企业的产权恶意变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对此，秦先生的高论如下：

 

郎咸平谈到的“保姆弄走了主人的财产”，实际上就是我11年前提出的“掌勺者私占大饭锅”的问题，也就是我六年前提出的“看守者交易由其看守但非其所有的财产”的问题。其实，两年前中国一些“左派”对当时政策的批评：“崽卖爷田不心痛”也是一种不错的比喻。但问题在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这实质上就是问：为什么“主人”制约不了“保姆”？为什么做饭、吃饭者制约不了掌勺者？为什么所有者管不住“看守者”？为什么“崽”根本不把“爷”当回事？

 

这可以说正是全部问题的核心！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哪怕你对“保姆”、“掌勺者”、“看守者”和“崽”的如此行为再骂得厉害又管什么用？而所谓“保姆”、“掌勺者”、“看守者”和“崽”其实按人们更常讲的一个词，就是“公仆”，以上所有这一切疑问，都可以归结为：为什么国民这个“主人”制约不了他们的“仆人”？[33]

 

但实际上，郎咸平所说的“保姆”和秦晖所说的“掌勺者”是完全相反的两个概念，其逻辑起点根本不同。郎先生认为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是以国有资产属于作为主人的“国民”为前提的。而秦先生的前提认定：所谓“国民”不过是空洞的“宗法农民”，是专制名头下的民粹主义的根源，是首先需要改造的对象，国家作为掌勺者必然是专制的家长。国有资产本身就是原罪，国资私有化才是唯一的民主之路，“民主”只能来自“私有化”，——秦先生所代表的这一类主流观点其实正是中国出卖国有资产的前提，即权贵私有化的前提。它已经预先排斥了所有可能的实质性民主，“民主”已死，那么剩下的只有私有化，它除了是权贵私有化，还能是什么？这样，高唱“民主”的“私有化”论调正是现实中“权贵私有化”的前提，没有这样美妙的“民主”论调为挡箭牌，任何意义上的国企私卖根本就不可能。

 

而所有这些主张据（秦先生）说都与“新自由主义”无干：因为没有任何“自由主义”会喜欢“权贵私有化”。秦先生辩白说，他的“民主”私有化方案是要由“公开拍卖”这些“公共选择程序的民主私有化”。但是，为什么按照这些“民主”原则“分家”的俄罗斯和东欧的转轨却并不成功？模仿一下秦先生的提问：为什么有了宪政民主这个“自由”的保证却仍然制约不了转轨中寡头们的“权贵私有化”？秦先生的回答不意外，这是因为“内部人私有化”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为什么实行了“宪政民主”的“私有化”却依然解决不了“内部人”问题？因为他们的改革（改造）还没有到位，民主得还不够，法制得还不够，只要继续沿着历史“进步”的轨迹“改”下去，普世道路必然实现。

 

这种回答一点都不新鲜，把俄罗斯休克疗法的灾难归罪于政府的腐败和对改革的决心不够，这正是国际上保守的新自由主义右翼的典型观点。[34] 不仅如此，因为新自由主义总是要寻找自由市场的样板国家，“后苏维埃国家转向自由经济失利促使新自由主义者另寻实行新新自由主义的成功故事，以树立可让其他国家效法的榜样”，这样的做法并不稀奇，比如“保守派新自由主义者对东亚债务危机的反应完全是一副投机嘴脸。这些陷于危机的国家就在几周甚或数日前还被他们赞誉为自由市场的成功故事，危机发生后，他们便斥之为腐败透顶的‘戚友特权的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t）体制，亟需全盘改造成自由市场。国际货币基金会（IMF）和深陷危机的政府听从了这个建议，在已经萧条并债务累累的经济体重实施了贬值、金融财政紧缩和混乱的私有化规划。一直要到了类似后苏维埃振荡疗法的灾难已露除苗头，他们才稍稍收手（而大部分有厚利可图的东亚企业却被外国投资家给收购了）。”[35]

 

其实，无论是把“民主”私有化的失败归结为“裙带资本主义”还是“权贵资本主义”，其前提都是预设了一个非历史和非现实的“好”资本主义和“好”民主的模板，如果你没有达到，不是那个图景不好，而是你做得不够好，——你永远都不够好，这样削足适履的“普世”理论确实可以东方不败，西方也不败,——这就是秦先生作为媒体公共知识分子成功的秘密。

 

秦先生喜欢讲“道路”，好民主与好资本主义是以“雅典道路”和“美国式道路”来命名的，对立面是“马其顿道路”和“普鲁士道路”。作为秦先生“分家理论”的历史来源，除了这个所谓“美国式道路”之外，尚有“雅典（罗马）道路”。和“美国式道路”一样，秦先生“雅典（罗马）道路”的理论预设总是一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里就破产。“美国式道路”的问题，我的七万字长文已经讨论，不再赘述。秦先生所谓“雅典（罗马）道路”与古代福利国家的问题，将另文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