幺书仪教授这本书人间出版社已于2010年出过一次，印500册，卖出的不到200本，销路不好。但我一点都不气馁，决定重印一次，只出原书的上半部，这是原书最有价值的部分，我的序文就是要跟大家介绍它的价值何在。

幺书仪教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是元代戏曲的专家，我在未认识她之前就买了她的两本专著。后来清华大学专攻戏曲的博士生先后见到了幺教授，跟幺教授处得很好。有一天，其中一位跟我说，幺老师有一本自传，想在台湾出，老师要不要看一下。我匆匆看了一遍，觉得非常好，就帮她出了。书名就叫《寻常百姓家》，封面上有一张幺老师、她的先生洪子诚（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的大陆当代文学专家）和她女儿的合影。那时候我跟幺老师还不是很熟，不便反对她的封面构想，就这样出版了。一般人可能会以为书里讲的是她们全家三个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当然也吸引人，可是在台湾认识他们三个人的并不多，自然引发不起购买和阅读的兴趣。

幺老师把这本书送给大陆的一些朋友，他们都熟知幺老师和洪老师，所以都读了，读了以后都说好，应该在大陆出。大陆朋友的反应我完全可以预料到，因为确实是好书，特别好的是谈她的父母的上半部，大陆朋友也都这样看。这一部分涉及到大历中的小人物，大历史是指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前四十年，小人物就是幺老师的父母。用幺老师的话来说，她的父母只是寻常的老百姓，但他们却遭遇到了现代中国的一次极为重大的政治变动，那就是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建立了新政权。这个新政权的性质和治国模式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独特的，它在建国初期的重大举措影响了中国几亿（大多书籍都认为当时中国人口在四亿左右）的老百姓，每一个老百姓都被卷入大变动之中，日常生活无不受到影响。幺老师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只写她的父母和家中小孩从小生长的环境。描写的范围虽然只限于一个小家庭，但仍然可以看出共产党的建国过程对小老百姓日常生活所造成的震荡幅度之大。由小可以观大，从一个小家庭我们可想象几亿的中国人口所受到的重大冲击。因此我认为，本书有两项重大的价值，首先，透过本书我们可以窥见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一些具体细节，其次，我们可以看到，幺老师的父母为了应付这个变局，使出所有的生命的力量，尽力照顾他们的小孩，让他们都能受到最好的教育。幺老师的父母只是普普通通的小老百姓，但藉由他们的一生，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中国的老百姓如何在历史的大变局中坚忍踏实的生活下去。他们的一生其实可以看作中国所有老百姓的缩影，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中国人独特的生命力，也许就是这种生命力的累积，才有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爆发性的发展。这是一本小书，但它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却不可小看。

一、

中国共产党建国时，基于他们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极为重视人民中的阶级成分。他们认为，这个政权首先要考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长期受压迫和剥削的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当时的中国，工业化规模极有限，工人人口不多，农业人口占中国的绝大多数。所以，共产党的第一要务是要照顾农民，让他们可以稳定的生活。为此，共产党发起了全国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把农业人口分成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以贫、雇农为主力来斗争地主，口号是“打土豪，分土地”。这个运动从1950年进行到1952年，其结果是，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到了土地。

这一运动的政治效果非常明显，广大的中国的贫、雇农无不拥护中国共产党，使得刚刚建立的新政权完全稳固下来。我有两个大陆朋友，1980年代以后都移居国外，他们都不喜欢共产党政权，但两人一致承认，中国共产党所有的群众运动中最成功的就是土地改革运动。

《土地改革法》得到农民拥护

除了阶级立场之外，中国共产党还有一种抵抗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理论。他们认为，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受害，只有少数人（主要是买办和大地主）才会跟外国势力合作。所以，只要团结了大多数人，自然就能够全国一心，抵御外侮。既然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都拥护新政权，新政权无形中也就达到了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目的。这也是土改的一大成就，有些人略过不提，事实上是不够公允的。

与工、农群众相反的，是需要整肃或管制的五类分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俗称“黑五类”。地主和富农在土改运动中受到冲击，反革命分子在1950年的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镇反）和1955年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肃反）中受到清除和管控，右派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甄别出来的。在历次运动中先后被归入“黑五类”的人，除了在土改、镇反和肃反中被清除的人之外，其他人就一直处在“管控”使用中（他们都不具备充分的公民权，也就是被“专政”的对象）。共产党用种种方式把潜在的反对者、不满者以及他们不放心的人区别出来，分别对待，以达到进一步巩固政权的目的。

我曾经把1950年代国民党在台湾所进行的肃清运动（即所谓白色恐怖，整肃岛内一切的左倾分子）讲给大陆朋友听。有些大陆朋友会说，我们也有肃清运动啊，而且规模更大，被整肃的人更多。从表面来看，两者的确很相似，但本质却是不同的。共产党的肃清运动，背后是广大的工、农群众的支持，而国民党的肃清靠的只是军队和特务的力量，两个政权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对于两地后来的发展，现在存在着许多议论，但我认为，再过一段更长的时间，历史的评价就可能会更清楚了。

二、

在这个历史大背景之下，我们就可以简单叙述幺老师父母的一生了。幺老师的祖父和叔祖父两人是河北省丰润韩城镇刘各庄的农民，只继承了三亩三分三厘的“坟地”。兄弟两人下定决心要发家致富，因此除了种田之外，还经营一个“双盛永”的小铺子，由于兄弟两人同心协力，一个在家种田和看铺子，一个跑外面进货，双盛永业务蒸蒸日上，让兄弟两人能够购置五十亩地。但就在他们事业的高峰期，先是幺老师的叔祖父因长期在昏暗的烛光下记账而导至双目失明，接着祖父又因长期在外面奔走而劳累致死，双盛永不得不关门。

幺老师的父亲是祖父与叔祖父两人唯一的继承人，而他却在二十岁至二十二岁之间在北京、唐山和天津的股票市场，把他继承的家产几乎全部败光，最后只留下六亩坟地和两座旧宅给叔祖父的大女儿（这个女儿因丈夫抽大烟，离开夫家，回到娘家。）

经过三、四年躲债和到处寻找机会的历鍊以后，父亲终于东山再起，在1945年的三次股票买卖中赚了大钱，把所有债务还完，并在唐山买了房子，而且把叔祖父和叔祖母从农村接来奉养（祖母已在父亲到处躲债时过世）。这时候的父亲终于摆脱了败家子的恶名，成为人人赞扬的成功的股票商人。1947年，父亲又在股票市场中挣了大约一百两黄金，决定把全家从唐山迁居北京，因为从北京到唐山和天津交通便利，又可以让儿女得到更好的教育环境。这是一次非常正确的选择，对儿女的将来影响非常深远。

1950年，新建立的共产党政权决定在北京开设股票市场，幺老师的父亲再一次展现他敏锐的眼光，又挣了一百多两黄金，他因此买下了小茶叶胡同一座非常宽敞的房子。但这一次的成功却种下了失败的种子。1947年父亲刚迁居北京时，曾为一位商人朋友的儿子李济新开设的信义染织工厂投注资金，到了1950年，这一家工厂的资本已经赔得精光。手中正有钱的父亲，已经了解了新社会的舆论，知道做股票是投机倒把的行为，他想转而投资工厂，把工厂办好，让自己进入民族资产阶级的行列，因此，再度投资信义工厂。

1951年年末共产党开始“三反运动”，主要整肃党干部的贪污行为。由于三反，又引发了“五反运动”，主要针对资本家和奸商的行贿和脱漏税。在三反、五反运动期间，工厂要停厂，以便清查，但同时不许解雇工人，不许停发工资。这项运动历时将近一年，一些小资本的工厂厂主根本撑不住，信义工厂也就倒闭了。身为最大投资者的父亲，负责偿还所有债务，他只好把股票赚钱以后买来的小茶叶胡同的房子卖掉，再到兵马司胡同租房居住，从而结束自1945年东山再起以后的黄金岁月，时为1953年春天。

从1953年春到1958年底，幺老师的父亲以“行商”的身分来养家活口，为此他跑过天津、山西、陕西、东北、广州等地，从价低的地方进货，再到价格高的地方卖出，他非常勤勉努力，把一家人的生活维持得不成问题。但是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他却被牵扯进来了。年轻的时候他奉叔父的命令加入五台山普济佛教会，被推为理事，并为其募款。他很快就发现佛教会的许多大理事生活糜烂，就不再为佛教会募款，也不再参加活动。1950年镇反运动的时候，普济佛教会被共产党列为“反动会道门”，领导人李俊杰被枪决，父亲心里还为共产党喝采，觉得做得很对，他完全没想到他必须向共产党坦白交待这一件事情。1955年肃反运动发动以后，他突然意识到，应该交待，所以就写了一份材料交给当地的派出所。从1955年到1958年，他前前后后写了三十份资料，共150多页。最后被定性为“一般历史问题”。

1958年12月，幺老师的父亲接到派出所的通知，要他参加公安局组织的生产队去当装卸工，以便“通过劳动改造思想”。当时即将进入建国十周年，为了庆祝，首都要完成十大建筑作为献礼。当时被征调的多达五千余人，都是一些有轻微历史问题的人，他们所承担的都是重劳动。父亲虽然已经不是壮劳力，但做事认真，吃苦耐劳，一年之后就被任命为班长。这些装卸工都是有薪水的，工资每月八十多元，粮食定量每月四十五斤，要不是后来碰到三年困难时期（大饥荒），是足够维持全家七口人的开支的。

1962年下半年，幺老师的父亲终于从生产队回家，结束了他的“通过劳动改造思想”的工作，但却碰到了新的困难。在参加生产队期间，“行商”已经被取消，为行商重新安排工作的部门也已撒消，父亲错过了安排工作的机会，变成了无业游民，只好到街道办事处申请当临时工。临时工工作时间不固定，工种不一，报酬也不相同。父亲仍然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去面对派给他的任何一项工作。因为他一个人可以既推煤又烧锅炉，把医院手术室的温度烧到恒定，因此被人医院指定留下来，成为长期的临时工，每天赚两块钱。这个时候他的长子已经就业，长女（幺老师）已经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全家勉强可以过日子。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幺老师的父亲受到极大的冲击，他被勒令扫大街，同时长期临时工被取消，他只好捡马粪，收集马缨花、槐树籽、马齿菜、蚯蚓和土鳖什么的，以维持生活，他知道哪里收购什么，收购价多少。1968年12月，突然开始了全国性的“城镇居民上山下乡”运动，父亲因为在城市已是无业状态，所以就被迫“自愿上山下乡”，带着太太和两个小女儿到北京郊区昌平县的北流村下乡务农。这段时间几近十年，从父亲的五十岁到五十九岁。对于一个五十岁以前从来没有种过田的人来讲，那一种艰苦也就可以想象得到，但父亲最后还是学会了所有的农活。

1979年，共产党政府允许1969年上山下乡、而今已经丧失劳动力的、城里有住处的居民回城，这样，幺老师的父母又回到了北京城。虽然父亲年纪已经六十岁，子女都已成家就业，可以奉养他，但他仍然继续工作。在征得原来雇用他的人民医院的同意后，他回去当临时工。这时候大陆的经济体制已经开始改变，所以父亲又开始想要经商了。1981年父亲辞掉临时工，申请当个体户，每天拉车摆摊卖水果、花生，每个月挣一、两百元，一做就是十二年。股票市场重新开放后，1993年父亲决心回去做股票，他的三个小女儿都出资，他为每个女儿赚了十几万元到二十余万元不等，这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财富。十一年后的2004年9月父亲骑自行车摔倒，大部分时间昏迷不醒，2005年6月去世，享年八十五岁。

三、

从以上的简述可以看到，幺老师的父亲1950年以后的生活，完全随着共产党的各种运动而起起落落。他虽然已经练就了做股票的种种技巧，但他知道股票生意在新社会终究要被取消，所以就用买股票赚来的钱转投资到工厂去，没想到来了三反、五反运动，让他的工厂破产。他只好登记做行商，做得也不错。但他也知道，最终行商这一行业也会被取消，所以，当他因为“一般历史问题”而被征调到生产队当装卸工时，他就认真学习、认真工作。三年半的装卸工结束，他因为在这期间失去了重新安排工作的机会，沦为临时工。不过因为他的优良表现，他被人民医院指定为长期临时工。文化大革命发生以后，他的临时工被取消，在北京过了两年捡马粪、马缨花……以换取最微薄收入的艰苦生活，然后又因为国家政策下乡务农十年。在生命的最后二十一年，他终于又回到了他所最熟悉的行业，卖货物和做股票。他的本领在经商，但在新的社会主义体制底下，经商的行业被取消。他只念到高小毕业，除了经商之外别无其他才能，所以只好随着各种状况从事各种体力劳动。他在旧社会所学习到的本领，在共产党的新政权底下毫无发挥的余地。由此可以看到，新政权的建立对他的生命影响之重大，这是他所遭遇的“历史之命运”。而他只是一个例子，新中国的建立，对千千万万的中国老百姓来讲，都是他们在中国历史大变动中所必须面对的“命运”。

幺老师的父亲，幺霭光先生，最让人佩服的是，面对每一次生命的大变化，从不发牢骚，而只是老老实实的重新学习，努力工作。幺老师谈到父亲在生产队当装卸工时这样说：

父亲从小不会劳动，在很长的时间里都过不了劳动关：铁锹不会使，钢锭扛不起，箩筐抬不动，抬一天筐肩膀肿得抬不起胳臂，干完一天活以后两条腿疼得走不动路，四十岁虽然是正当年，却自认了三等劳动力进了“老头班”……（145页）

三年半的装卸工让父亲在体质上有了很大的收益：吃得香、睡得着，以前的胃痛和失眠都已经不翼而飞，拿起铁锹来就象是使枪弄棒，这使他后来对于体力劳动无所畏惧……（147页）

关于他当临时工的状况，幺老师是样叙述的：

父亲的勤勉认真和“人前人后都一样”的品性，把“临时工”也干得勤劳刻苦：他做过给下水道和水暖工当下手的“管工”，存留至今的在一叠元书纸上面画的“低水箱坐式粪恭桶做法规格”、“楼上高水箱蹲式恭桶做法规格”、“多连小便斗自动冲水做法”……粗细水管、弯头、三通的连接走向和尺码都标示得清清楚楚……证明了父亲希望从外行到内行曾经的努力和用心；父亲做过给锅炉工打杂的“推煤工”，到后来父亲可以一个人又推煤又烧锅炉，而且做到把医院手术室里的温度烧到恒定，以至于父亲被人民医院留下来烧暖气不再换人，据说那主要是手术室的要求……（155页）

五十岁的父亲不得不下乡种田，从未做过农活的他，刚开始非常的辛苦，什么活也干不了，但父亲

一如既往的勤勉和认真，对所有的农活都从不敷衍了事，几年下来也就学会了锄地、薅草、耪地、铡草……而且也学会了像农民一样养了猪，每天收工都带回家一捆猪草……（183页）

幺老师所描绘的父亲的形象，一直缠绕在我的头脑中，让我突然想起幺老师在另一地方对父亲所下的评论。父亲股票生意失败，因负债而远走他方，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太太，表达他的忧心与痛苦，同时谈到对于未来他是如何考虑的（见34─5页）。这是当时一个高小毕业生的文笔，阅读起来非常有意思。就在这个地方，幺老师评论到：

这封保存到今的信，是把一个男人在事业上的成败，和自己对于家庭的责任心完全融合在一起的一种表述，在父亲二十三岁的年轻的心里，已经担当起了自己作为“丈夫”、作为“儿子”，作为“兼祧男”，作为“女婿”，对妻子、母亲、叔父、婶母、岳母所有的责任……（34页）

这一评论可谓精当。父亲是中国旧社会伦理培养出来的男人，作为一个男人，他知道自己的责任，也一直在尽最大的努力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最有趣的，是他对太太的态度。他很意外的娶到了城里书香世家的女子（其原因见56─61页），虽然他是农村财主的继承人，但还是高攀了。因此他一直认为赚钱养家是他的事，太太只需要在家中主持家务。按照新中国的政策，女性可以要求分配工作，但不论家庭经济如何困难，父亲总不让母亲到外面工作，而实际上母亲很有能力，也很想出去工作（230─33页）。这可以看出父亲的顽固与保守。他们到北流村落户种田时，虽然经济更是困窘，父亲仍然坚持不让母亲下田，这时母亲身体日趋衰弱，这又表现了父亲的体贴，而这一切都是中国传统教育培养出来男人的性格。

这个传统婚姻中的传统家庭，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把所有传统的美德都发挥出来了。三年困难时期（1960─62，即所谓大饥荒），父亲在生产队当装卸工，是重体力劳动，全家生活就靠他一个人，他的身体绝对不能出问题，所以在母亲的主持下，家中的每一个人主动扣除自己的份额，以便让父亲能够吃饱肚子去干活（148─53页）。为了筹钱去黑市买粮票，父母都尽了最大的力。当父亲在生产队时，母亲整天不停的修改旧衣服，“把旧旗袍修改成为短褂、把衣服里子染成黑色，做成棉袄，把穿不出去的衣服面子（绸缎之类）用糨糊裱成袼禙，纳成鞋底……”。父亲每月可以回家休息四天，一回到家的当天深夜，避开别人的耳目，用自行车駄着母亲所做的那一大包衣服上路，去京东郊县悄悄地卖给农民，买回高价粮食、豆子和全国粮票。第三天深夜从郊县骑一夜车，第四天凌晨到家，往返三百多里，第四天白天睡一天觉，傍晚回生产队报到（146─47页）。这是全书最动人的两段，可以看出主外的男人和主内的女人如何精诚合作，让全家度过新中国建立以来最艰困的三年。

看到幺老师的父母不论面对怎么样的艰难条件，都以最认真的态度去面对生活，解决困难，决不气馁，我不禁在想，他们的动力来自哪里？后来我看到，幺老师的女儿，父亲的孙女在给“姥爷”的一封信中就问过这个问题：

上次我问姥爷：“活着为了什么？”姥爷说：“一为事业成功，二为抚养教育儿女，实际上第一条也是为第二条服务的，总而言之，就是要教育好子女。”听了这话我有些愕然了，真的，我还没听说过这种对于人生意义的解释。（216页）

孙女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长大的，那时候大陆已开始流行资本主义、重视个人选择、发挥个人才性的教育理念，所以对姥爷的回答会觉得不可思议。我父母那一代所秉持的生活理念，和幺老师的父母是完全一样的。因此，我恍然大悟，原来一向被新文化运动和共产党革命理论斥为“封建道德”的人生观，也是中国老百姓坚靭的生命力的来源。不管共产党如何搞运动，不管老百姓要面对多少生活上的变化，他们仍然按照祖祖辈辈的教训，为了养育子女，咬紧牙关，认真生活。原来，“封建道德”也是中国文化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的主要来源。想起来不免觉得荒唐，中国几亿的老百姓所以禁得起折腾，竟然也靠共产党一直想要“消灭”的“封建道德”。应该说，这是我读幺老师回忆父母这本书最大的体会，我终于看到了中国历史流变中的某一个症结点。

四、

那么，很多人一定会问，共产党在建国以后的三十年间，为什么要不断的发动各种政治运动，来不停的“折腾”中国老百姓呢？现在还有很多人对共产党在这三十年的作为持负面评价，主要就是对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不满。

我们先来看建国以后第一个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即土地改革运动。前面已经说过，土改结束以后，三亿左右的农民分到了土地。自从清末中国开始内忧外犯以来，许多农民无地可种，无以为生，即使能租到土地，也要受到地主严重的盘剥。许多学者已经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年轻力壮的农民只好投靠各种军阀，靠打仗为生。所以，重建社会秩序的第一步，就是让每个农民都有地种。农民生性保守，只要种地可以勉强养家，他们就会安定下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斗争地主的方式让农民能够无偿的分到土地，地主无法反抗，政府又可以得到农民的拥护，可以说是政治上的最佳选择。前面说到的我的两位大陆朋友，都出身地主阶级，他们当然对这种斗争方式很反感，但他们也无法否认这是共产党高明的政治运作。

其次谈到新政权与西方势力的关系。社会主义是以反对资本主义为目标的政治运动，它认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设厂投资，都是利用中国的廉价原料和劳工，来赚取巨额的利润，外资的剥削更甚于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所以，新政权就毫不客气的没收外资工厂，冻结它的股票，而且拒付赔偿或利息，所以幺老师的父亲所买的开滦煤矿的股票就形同废纸。这样，新的社会主义政权跟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政权必然形成对立，发达国家当然要撤人撤资，让新政权独自去面对没资金、没技术、没人才，难以发展的窘境。所有团结全国人民、以反帝国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面对这种困境。如果它们选择跟外资妥协，最终革命成果仍然会被外资庞大的力量所吞噬掉，如果选择排斥所有外资，就会变得无钱、无人、无技术，最后寸步难行，经济反而会比革命前还糟糕，如非洲的莫桑鼻克和津巴布韦。

因为种种原因（这里就不细谈），中国新政权选择与苏联合作，由苏联提供设备与技术人才帮中国发展经济，这样，中国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断绝了一切关系，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对中国采取围堵政策，期望以此困死中国。195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把他们的设备和人才都撤走，中国只能“自力更生”。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曾引述美国经济学家，1973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列昂季耶夫，说到：

这些国家（按，指欠发达国家）必须积累起国民收入的30％到40％才能实现自力更生的发展。列昂季耶夫还强调说，要达到这种积累，必须采取“意义重大的社会和制度方面的变革”，其中包括“更平等的收入分配”。（《全球分裂》875页，商务，1995）

这意思也就是说，全国老百姓，不分阶级，每个人都要过苦日子。如果旧社会中的地主精英阶级、城市知识分子和各种技术人员都要过着以前那种优渥的生活，即使全国农民都支持新政府的政策，政府也无法控制国民收入的30％─40％，这样，就无法集中全国的力量来自力更生。因此也就必须搞政治运动，让既有的富裕阶级一方面承认他们以前是过着剥削式的生活，另一方面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他们才会比较乐于接受低薪政策（实际上他们的生活水平虽然降低了，比分配到土地的农民还是好多了。有一个右派分子被下放到农村，只领半薪，当农民知道他的工资以后，开玩笑的说，你的工资给我领，我代你被斗争。）可以说，前三十年的许多政治运动所以主要针对知识分子和城市中产阶级，就是要他们甘于过苦日子，好让国家争取在三十年内搞好基础建设、工业建设和军工业，以保障国家的经济未来能独立发展，同时也保障国家安全，让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再入侵中国。50年代的口号，“不要裤子要核子”，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幺老师的父亲在政治上背了两个包袱，“逃亡地主”和“一般历史问题”。其实父亲在早期股票生意失败时，已把祖父和叔祖辛苦赚来的五十亩地几乎败光，只剩下六亩地和两座旧宅留给叔祖的女儿，股票生意成功以后，他迁居唐山和北京，早就脱离农村。但是土改时当地农民仍然把他定性为“逃亡地主”，这样，根据政策他们就可以把叔祖的女儿扫地出门，把六亩地和旧宅分掉，而且以往所欠“双盛永”商号的一切债务都可以一笔勾消。那时候父亲在北京的股票市场赚了很多钱，他根本不会在意这一点损失，但“逃亡地主”的帽子一直戴在头上，让他每次在政治运动中都戒慎恐惧，深恐被递解回乡，接受农民的斗争。

父亲的历史问题其实一点都不严重，因为他早就看出普济佛教会有问题，早就不参与募款。但他前前后后还是写了不计其数的坦白交待，每一次的坦白交待都会提醒他自己是有历史问题的。他到生产队去进行三年半的“劳动改造思想”以后，恢复自由了，但也因此失去了重新分配工的机会，不得不做临时工。好不容易成为长期临时工，在文革的时候又被取消，最后还下乡种了近十年的田。幺老师对于这段过程有极详细的记载，而且还选载了好几段父亲非常长的坦白交待资料。幺老师深深为父亲被列为革命对象感到不平。我觉得父亲也许还算不上被革命的对象，但他那么轻微的历史问题，却也把他们全家折腾得够呛。在这个地方，任何人都会对父亲的遭遇和幺老师的感受深表同情。书中所附父亲的坦白资料也许有人会觉得太多，阅读本书的时候也许可以先跳过不看，但我每一篇都细读了，也因此对共产党的政治运动印象非常深刻，对于共产党藉由政治运动控制使用一些所谓有问题的人有更清楚的理解。文革时，当地管区警察张玉珮对父亲的评论是，“幺霭光胆儿小，他那点儿问题都交代了，又没有新问题”，以此为理由，不让纪婆子抄家。这个评论同时也反应了，父亲是如何小心谨慎的在新政权底下过日子。

认真追究起来，这三十年中日子过得最苦的，其实还是分配到土地的农民。共产党不久之后就开始办农业合作化，即所谓人民公社，后来改为生产大队制，农民一起劳动，按工分分配所得，这种体制是为了把生产大队的收获最大比例的缴交给国家。反过来，国家又以比较高的价格把各种农具和日常用品卖到农村。坦白的讲，这是对农民进行双重剥削，党内外有不少人坚决反对过。但当时国家收入的最大来源还是农业，只能从农业挤出更多的剩余，来从事国家的整体建设。所以，在文革末期，农村是非常贫困的。改革开放初期，高晓声的两篇小说《李顺大造屋》和《漏斗户主》就非常生动的表现了当时农民的生活状态。

更有甚者，当全面性的经济危机发生时，农村就会成为泄洪的缓冲地。1960年大飢荒开始蔓延，即将冲击城市，共产党决定把几千万（具体数字我不记得了）的城居民赶到农村去，而那时候的农村并不比城市好到哪里去。1968年12月又有一次全国性的城镇居民上山下乡运动，幺老师的父亲就在这一次运动中“自愿”下乡种田的。按照温铁军在《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中的说法，新中国面临的前六次大危机，都是推给农民去承受的。还有，除了种田以外，农民还要承担额外的劳动，譬如兴修水利，而这一切都是无偿的。应该说，当新中国需要万众一心，忍飢埃饿来从事建设时，农民的牺牲远超过一切阶级。

但奇怪的是，这一切农民都忍受了下来，而且还一直拥护共产党，至少是不反对共产党，这实在是历史上的“奇迹”。这让我想起苏联在新经济政策之后开办集体农场以后，引发农民大反弹，苏联政府不得不出动军队镇压，还把许多农民流放到西伯利亚。从此以后，苏联的集体农场始终存在着问题，从而导致苏联时期生活用品一直处于匮乏状态。中、苏两个社会主义政权把农业集中生产与管理，都是出于同样的目的，以农业所得来发展工业，但两个政权和农民的关系却完全不同。我至今也不能理解，中国共产党是怎么跟农民打交道的，可以肯定的是，农民的拥护是他们一切政治运动可以发动的基础。从纯政治的角度来看，这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成就。

以上是要说明，共产党在建国前三十年以政治运动的形式来动员群众，发挥整体力量，集中所有资源，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中国能够“自力更生”。但群众运动的潜能也有它的极限，现在已能了解，文革后期群众的热情已大不如前。我们可以说，经过前三十年的刻苦奋斗之后，群众的耐力已经发挥到极点，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这个时候就需要政策的大调整，所以就有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让中国民众获得了相当的自由，可以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可以发家致富了，然后他们在前三十年的长期折腾中所锻练出来的各种能力，也就完全爆发出来了，是“井喷式”的爆发，超出所有人的意料，包括中国人自己。但我们还必须强调，如果没有前三十年全体民众刻苦努力打下的基础，后三十年的发展根本就完全无法想象。

如果我们只是从一般的社会和历史知识来论证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成就，那可能会流于抽象、空洞，正如司马迁引述孔子所说的，“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幺霭光的一生就是新中国前三十年“见之于行事”的一个最好的例子。他从成功的股票商人，一路沦落，做过行商、临时工、还下乡务农，但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他养育了五个子女，其中三个考上大学，而全部五个子女都有很好的职业，最后还重回股票市场，帮三个女儿赚了十几万到二十几万元。虽然他只是新中国几亿民众的其中一人，虽然他这三十年的经历也只是新中国三十年历史的极其微小的足迹，但从这里扩大想象，就可以窥视到三十年历史的大概。

我以这样的方式来论述幺书仪教授这本书的价值，肯定会让幺老师大吃一惊。记得以前台湾的颜元叔教授曾经发表过一篇轰动一时的文章，《向建设中国的亿万同胞致敬》。他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认识，跟我的看法很相似，但那时我只想到共产党的领导，而颜教授却更进一步的想到生活在这三十年中的亿万中国民众，因为没有他们的忍飢埃饿和刻苦奋斗，就不可能有今天的中国，所以他要向所有中国民众的致敬。我读幺老师这本回忆录的时候，幺霭光先生的形象非常鲜明的出现在我眼前，他就是我应该向他致敬的中国民众的一员。我也希望现在已经生活在幸福中的中国人，不要忘记新中国前三十年许许多多像幺霭光一样牺牲奉献的善良的中国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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