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第一季度的重要数据。其中，以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7.7%，大大低于市场普遍此前预测的8%而最为引人注目。

经济增速慢了，总要找原因。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的讲话很有代表性。他说，“一季度世界经济仍处在深度调整之中，复苏比较缓慢。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相继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且力度不断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币值升值产生了一定的压力，也增加了出口的难度。3月份，我国对外出口同比增长10%，比1-2月份回落13.6个百分点，回落比较明显。”

事实是怎样的呢？2012年全年GDP，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贡献率是-2.2%。而今年第一季度，该发言人讲，“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是14.2%，拉动了1.1个百分点。”可见把GDP增速放缓的部分原因归咎为出口难度增加是错误的。如果不是出口的表现抢眼——尽管国际经济低迷，贡献率仍然比去年上升了16个百分点，GDP增速一定会更低。

既然经济增速放慢并不是因为外部因素拖累，那就只能在国内找原因。该发言人说，“从国内来看，新一届政府更加重视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立足于当前，着眼于长远，出台了有针对性的、有利于今后长期发展的一些宏观调控措施。”为什么“重视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导致了速度的下降呢？因为经济结构调整。

整理一下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们就可以清楚地找到问题所在：

非常惊人的是，资本形成的贡献率大幅度下降了20个百分点。在极短时间内快速调整国内经济结构，这就是导致经济增速下降的主要因素。

在过去的10年中，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度增速一直维持在25%上下。但是到了2012年和今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了约20%。投资增速的快速下降，直接导致了经济增速的放缓。所有的经济学派、所有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都告诉我们，投资是多么重要。经济增速放慢是压缩投资的必然代价。

这完全是人为造成的。国家统计局发言人指出，“从结构来看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靠内需拉动，而且在内需中间投资和消费贡献的比例在发生积极的变化，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提升。当然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模式的转换不是很快能够完成的，需要一个继续创新的过程，所以政府要继续强调以科学发展观为主题，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不断地调整我们的经济发展结构，进一步地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消费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拉动经济增长，因为它不形成新的产能。在宏观经济学中有一个简单的模型，表明边际消费倾向增加可以提高均衡收入，但是这个模型说的是消费倾向，而不是消费数量。特别是，这个模型的前提是投资数量不受消费变化的影响，可是在中国，很讽刺的，是靠压缩投资来增加消费的。

因此，调控下的经济增长不可能不放慢。消费与投资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这就好比一个家庭，不能说丈夫和妻子哪一个更重要，更不能用贬低其中一个的办法来抬高另外一个。那是非常荒谬的做法。质量、效益和速度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并不见得追求质量就必须牺牲速度。不追求速度不意味着放弃速度。我们是个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都还来不及，怎么可以放弃速度呢？虽然7.7%的增长率并不算低，但是这种调控政策持续下去的话，不排除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放慢的可能。

与“为了质量和效益可以牺牲速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压缩投资方面可谓雷厉风行。即使要优化经济结构，提高消费比重，也不能走得这么快，否则就会对经济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而且没有投资就没有收入，靠压缩投资来扩大消费是不可持续的。事实上，虽然如此大张旗鼓扩大消费，第一季度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速度却低于去年全年的实际增长速度（10.8%：12.1%）。这一轮经济调控才刚刚开始，问题就已经暴露出来了。

消费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要提高到什么程度呢？这一点，主张扩大消费的人从来没有明确过。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在眼前。由于畸形偏高的消费率，美国的储蓄和投资都很少，产业纷纷转移，产品大量依靠进口，全世界进口额的13%属于美国。也正是因此，美国债台高筑，贸易摩擦不断，靠印票子维持生计。中国决不能走、也没有资本走美国那条路。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指出，中国经济增长“就是速度再快一点，非不能也，而不为也。中国将把推动发展的着力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有我们主动控制速度，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这个因素。”转变发展方式是没错的，经济增速也确实没有必要长期维持在高位。从目前的局势来看，大的调控方针不会因第一季度经济增速的下降而有任何改变。但是如果转变太急，譬如像现在这样投资增速大幅度下降，反而容易出乱子。

总之，经济增速下降本身并不可怕，但它反映出来的一些潜藏的危险，还是值得深思和密切注意的。如何处理好消费与投资、经济质量与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是中国人必须要严肃对待的课题。只有处理好了它们之间的关系，中国经济才能保持健康的发展，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持续提高。